1964年至1972年我被调去支援西藏建设。这8年是我从政经历中难得遇到而又接受考验、经受磨练的8年。
调动前后
正当全国、全省总体形势大为好转，我对天水也日渐熟悉、工作干得起劲的时候，1964年6月。省委突然决定调我去支援西藏工作。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震动。但我深知，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调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不能犹豫，不能退却。家里人还算通情达理，经过劝解，也能接受这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惟独生活在陕西老家、已经年迈的母亲，至她1968年逝世时也不知道儿子早已出了远门。从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第二书记贾长明同志找我谈话到接交工作，做点准备，共用了14天时间就匆匆离开天水奔赴拉萨，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我的这次调动是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的，共50人，其中地级干部20名，县级干部30名，西北地区只有3人，陕西2个，甘肃独我1人。
这次调干经过严格审查挑选，主要条件是政治可靠，年轻力壮。甘肃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接到调干任务后，立即想到了我在全省县委书记中是最年轻的，只是在我离甘前才向我表示说：“没有想到你的家庭人口多，困难大”，但为时已晚，“马后炮”了。他们还曾向我透露：把你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审查，“如果审查上了就进藏，如被打回，准备调你去担任团省委副书记”。我被“光荣”地选中进藏了。
临行前，组织上知道西藏高寒艰苦，对我优厚照顾，地委遵照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武装四皮”，即配备了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皮手套，天水还给我追加了皮褥子、皮箱子。不过，关照中也遇到了一场不愉快的小风波。对我的防寒衣物由市委总务秘书樊全成同志一手操办，在一周内就突击做好了。做成之后，市委一位副书记曾对我讲：地委一位领导征求个人意见，那位领导说其他都可以。只是狐狸皮大衣可否改为老羊皮大衣，怕与外省不平衡，不知人家给进藏干部配备什么。当时我有点扫兴，感到自己并没有提过任何要求，照顾什么都是你们定的，衣服已做成了，又翻来倒去，更何况省委通知要配备“四皮”，但并没有具体化到用什么皮，我本人也没有示意别人用什么皮，今天却要我表态，这不是在捉弄人吗？所以我面带不悦地说：“你们看着办吧，怎么都行，我是组织调动的，不是卖到西藏去的，难道还要搞价钱吗？”此话反映上去后，地委断然决定：那就是狐狸皮的吧，不必再改制老羊皮的了。事情到此结束了。我虽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过头话，但却没料到进藏后天水居然有个别人写匿名信寄到西藏，无端诬告说狐狸皮大衣是我要的。我郑重建议西藏监委派人或发函调查此事。监委的同志说算了吧，我们相信你的书面陈述。我大言不惭地说，本人历来对自己要求还比较严格，也从不苛求于人。进藏时，地委一把手陈平同志找我谈话，问我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连声回答：“没有，没有。”既无升迁之想，也无加薪之望，不像现在的进藏干部，至少有双份工资的优厚待遇。他了解到我的家庭人口多，住房拥挤，意欲建议财政局趁多年不遇的干部入藏之机，给我单独盖房子安家，别人也将无所挑剔。他还深晓世俗地对我说道：“人走茶凉”，古人所云也。组织上的这种关怀，我从心底深处感激不已，但怕为难领导，也不愿给组织上带来麻烦，我还是建议地委免开先例，表示“大通炕”还可以凑合，以后再说吧。所以，直到我8年以后从西藏重返天水，我们全家仍然住在青年北路4号院的那几间平房里。
我进藏未带家属，不是我不想带，而是中组部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减轻西藏生活供应方面的困难。这样，老人、妻子、弟妹及子女全部留在天水，他们生活中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这里我要特别提及市委副书记张天珩同志。这位老大姐长我10岁，现已80高龄。她的处事为人同她的胞兄张天珩同志相似，心地善良，情操高尚，对我进藏后的家庭格外关照，问寒问暖。她年轻时身体欠佳，对别人却体贴有加。她对当年天水市委领导班子的工作相当支持，顾全大局。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挨整，宁折不弯。通过长期的工作、斗争和相处，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我在1998年曾有感而发，为她做了如下几句描述：
风云辅政始相识，
假山班子多支持（指当时市委常委会议室门前的人造假山）。
早年健康难由已，
尽心竭力顾大局。
生平清风浩然气，
逆境压顶仍屹立。
为人不做亏心事，
苍天有眼已8旬。
人生知已有何几，
思来数去排行一。
我还要感谢省委组织部对我处境的理解和额外的关照。我进藏前职位不低却收入偏少，难以维持众口之家。当时大家庭中只有3个人有工资收入，我100多元，爱人49元，老岳父退休费40多元，相加正好190元，养活着十几口人，我还吸纸烟，又有几个上学的，月月青黄不接，我又不愿接受市委机关的职工困难生活补助，陆陆续续在总务上欠款300余元。进藏前无力偿还而挂账，进藏后省委组织部通过省财政厅如数核销了。此事过了一年，我才得知借款“包袱”解除了，如获重释，感激不已。
离别兰州时，正值甘肃召开党代会，天水地委和各县、市委的书记们大多出席，他们与我畅述情怀，合影留念，还随同我的爱人及两岁的儿子一道送我上了西去的火车。当列车启动的瞬间，有些同志流下了惜别的泪水，儿子哇哇啼哭，我感到直视亲人和同志们难以自控，立即转过身去头朝后加以掩饰。火车开动许久，我的心情依然难以平静。我在一种复杂的心绪中踏上了崭新的征程。
途中感受
进藏的路线有川藏、青藏两条线。川藏线经过著名的二郎山，先到昌都再达拉萨，气候好，氧气多，但路面窄，危险性大。最怕遇到恐怖的泥石流。我选择了青藏线。这条线上高山多，氧气少，相当受罪，但路面宽，险情少。我们进藏后得知川藏线上前不久就有一辆满载入藏职工的大轿车被泥石流吞噬，车上的人无一幸免，连尸体也难以找到。
长途远行，我一个人很孤单，又对途中情形知之甚少，心里“犯难”。恰巧，获悉天水籍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大夫李进祥同志休假期满也要返藏，于是约其同行。遇到这样一位向导，真是走运。我们从兰州出发，到相距千里以外的柳园火车站下车，住进了那里的西藏接待站。同批调藏的哈尔滨市委农委书记钱兴门同志及河北省的三位县委书记也与我不期而遇，我们次日同乘长途汽车途经敦煌到达青海格尔木，当即到西藏驻该地的办事处报到。“格办”安排我们停留三日，以适应气候，同时检查身体，合格者放行入藏，不合格者滞留等命。我们顺利过关并同坐直达拉萨的客运大轿子车上路了。
从格尔木至拉萨大约3000公里，每日早晨5时开车，晚上9点歇站，连续8天才抵达拉萨。除车况较差外，主要因为山路崎岖，搓板土路，高原缺氧，实难加速行驶。
途中头两天，车上的30多人中有不少是青年小伙子，有说有笑，欢声四起，到了第三天就沉默寡言了。当车开到海拔5700米的唐古拉山时，更是鸦雀无声、面带惧色了，大家都因缺氧而头疼脑胀。翻过唐古拉山后，河北省的县委书记张宣同志发生严重高山反映症，休克了。我们几个新进藏的调干随身所带的氧气袋全给他用了。每天他上车都得把氧气袋软管插入鼻孔，直到距离拉萨不远的羊八井才缓过神来。
青藏线最难熬的是要过几座驰名的高山大关，第一关是祁连山；第二关是昆仑山；第三关是烽火山，亦称火焰山，传说中的唐僧取经路过此山；第四关是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第五关是非同小可的五道梁，比前四座大山路程加起来还要长，耗时两日有余。过了这条长梁，再经安多、驼驼河，就下到一望无际的千里藏北大草原了。这里是黑河专区，藏语叫“那曲”，海拔虽然也高达4700米，但因有了水草，氧气多了起来，呼吸就不那么困难了。此时，藏民的牛群羊群开始进入视野，还偶见野羊、野驴出没。这里已不像驼驼河以北、昆仑山以南那样，秃山野岭，寸草不生，除了道班修路工人外，不见人影，风沙弥漫，一片荒凉景象，而且气候变化无常，时值7月伏天，几次遇到鹅毛大雪，寒气逼人，组织上配备给我的那件狐皮大衣这时派上了用场。不过，直至藏北草原，我们依然嘴唇发青，吃饭难以下咽，睡觉难以入眠，坐在车上则被搓板路面震得头痛难忍，下车后腿脚轻飘飘地不听使唤，真乃度日如年，熬煞人也。还有，8天的硬板座位，竞把我的屁股磨破了，后形成伤痕结巴，时破时结，长达3年之久才逐渐愈合。
大轿车配备两名司机轮换驾驶，还有一位乘务员。我问他们长年累月，不断往返，有无高山反映，头疼不？回答干脆：“照疼不误。”看来，这些工人同志更是艰辛有加了，他们的奉献精神使人由衷地敬佩，我们短短几天的行程与之相比还能叫苦？
崭新环境
刚到拉萨后，我们兴致勃勃地信步逛街，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而新鲜，好像比到了国外还要神奇。看到穿着，个个藏袍裹身，一臂外露，不穿内衣，也偶见穿裤子的。藏式房屋全是石木结构，屋顶别致，用细砂、油质混合物建造，平坦光滑，可以在上面晾晒粮食、衣物，干家务活，跳舞，聊天。凡属上乘房屋，大都安装着很大的玻璃窗子，窗比门大，便于吸收阳光。卧室不见床板，却摆着类似地毯的“普鲁”，用以坐卧。牛羊肉、酥油糌耙和酥油茶为饮食上品。拉萨市区当时共有5万人口，未见一家餐馆、一家菜铺，看来人们的主要食品是自制糌耙，很少买饭吃，也很少吃菜。新市区只有一处抢眼的百货公司，习称“贸总”，进藏职工多去那里购物。人口稠密的八角街热闹非凡，藏族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尼泊尔商人经营的商店星罗棋布。街面上清一色的藏族市民，很多人手捻佛珠，不断祈祷阿弥陀佛……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我们还意外地见到一位七旬喇嘛在八角街摆摊出售藏饰品。问答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位老者会讲不流利的汉语，而且是山西腔调，原来他祖籍晋中，是清末时期到过西藏的赵尔陆军队失散遗留下来而无法返回内地的士兵，历经沧桑，被同化当了喇嘛。不同化，当时在西藏是不能生存的。
拉萨，藏语为“圣地”之意。西藏首府选择此地是颇有考究的。这里海拔3700米，在西藏来说不算高，冬暖夏凉，冬季气温一般在零下10度左右，最低零下15度，夏季伏天则在30度以下，很凉爽，进藏干部在夏季是不愿回内地休假的。砂石遍布，吸热特快，太阳落山后散热也快，所以温差大，有助于农作物籽实的养分积累。拉萨的小麦单产曾高居全国第一。只是特别干燥，有时半夜还得起来喝水。抽纸烟的人常常在桌子上滴点水，把烟卷在滴水中滚动浸湿后再抽会感到舒服一点。冬季洗的衣服，包括毛衣在内，挂在屋子里一夜就全干了。干燥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仓储不腐，从不返潮，仓库的粮食和资料馆的图书永远不生蛀虫。拉萨城南有一条流往雅鲁藏布江的拉萨河，很大，流量不次于黄河。拉萨虽然没有无霜期，但我们自治区党委机关大院里的一片土地，夏季可以种菜，洋芋长得很好，个重可达两斤。拉萨是个很宽广的盆地，夏季伏天，身着汗衫，早晨、晚上还得加个毛背心。即使是盛夏，抬头便可看到机关后院高山的积雪白茫茫一片，一幅绝妙的图画。拉萨的气候相当规律，天天日光高照，名曰“日不落城”。到了七八九月份雨季到来时，差不多每晚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到了早晨起床时，又会看到一轮赤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乌云，没有任何污染，只有受藏族同胞保护的神鹰在空中任意飞翔，神鱼在水中自由游荡，近乎鸡大的乌鸦在房顶发出奇怪的“哽、哽”鸣叫声。不过满街道空气中散发出来的酥油味道却无法躲避，我们很不习惯，以致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说“连拉萨的空气也与内地大为不同”。
藏族同胞的皮肤油黑，近似非洲黑人肤色，这是很强的日光紫外线照射造成的，并非本来面目，孩子生下来同样白，我们在拉萨看到不满周岁的小孩就很白，还见到贵族妇女不多出屋，她们的脸色也相当白净。进藏干部亦然，休假前特黑，回到内地三个月变白了，返回拉萨不久就又很快变黑了。黑也好，白也好，汉藏干部的情感是深厚的。
对机关生活也有不大适应之感，我们同批进藏的50位同志相继分配了工作，有任地、县委书记的，有到自治区部门任职的，另有一些同志分到机关、企事业单位搞城市“四清”，惟独把我分到自治区党委“四清”办公室搞文字工作。区党委组织部许愿我们这批搞“运动”的同志待城乡社教运动结束后即可任命新的职务。我们这些进藏新兵处处小心谨慎，小媳妇般地处事接物，对新的不同环境、不同风格的工作作风多有不惯，但不妄加评论，最多私下有点“说道”。我们这些搞“四清”的同志在内地当了多年县委书记，到西藏后除了工资照发外，似按一般干部对待，我的工作证上就写着”干事”的字样。两个人住一间小平房，看不到本应看到的文件、资料，思想活动、生活琐事无人问津，有点失落。陕西进藏的一位县长，抗战时期的干部，与我同住一屋，他认为自己在内地当县长时可谓是“一声喊到底的人”，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寒心不已。还有河北省调来的一位县委书记，借不适应高原气候并拉痢疾而干脆卧床不起，意欲内调。自治区党委机关中一般干部吃大灶，处长吃中灶，部长吃小灶，书记吃特灶。类似这种带有战争年代军队生活烙印、供给制色彩的等级划分、待遇差异的做法，当时在内地已是难得看到的了，因而我们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是滋味。好在我过去在省以上机关工作的时间较长，一般干部的生活还较为习惯，倒是没有太多的反感和不满，更多的是适应气候，多向先前进藏的同志学习，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难忘的四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