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
1984年末，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广播电视厅长、党组书记。一干就是两届10个年头，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几十年来，我长期干党政工作，对新闻工作较为生疏，对日渐勃起的电视这个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更是知之甚少，现在突然主持全省的广播电视工作，不能没有一定的压力；必须从头学起，甘当学生，虚心求教，不断充实自己，逐步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和才干，提高组织领导和协调指挥能力。
进入新的环境，又改了行，对当时年已半百的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大的变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我有思想准备，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竭力缩短这个过程，只是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
果不其然，到职不久，就有一些风言风语传过来：“地委书记、专员当厅长，是个外行，能搞好吗？够他费劲！”此话不无道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新来的厅长很难长久，说不定只是个“走马灯”式的人物。还有一位天水籍的职工主动登门忠告我说：“广播电视厅是非多，记者满天飞，估计搞不到一年，就会被人挤掉，所以，当个厅长，吃力不讨好，还不如在下面当个县长。”我对此话未置可否，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是吗”，一笑了之。
事后，我经过多方了解、细心体察和分析判断，认为持此类看法者大致有三种情况：多数人只是一般推理，虽无根据却似有道理；少数人出于行业排外心理，患得患失；还有个别人则有某种个人动机，造点舆论，报怨“厅长不从新闻界中选择，偏要从外界调入”。凡此种种，我虽在意，却没有在乎，照常干自己该干的事情，不使情绪受到影响，工作受到干扰，牢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古训和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的教诲，自信只要不懈努力，勤奋好学，有必要的职业责任心，埋头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驾驶水平和把握能力，就会达到彼岸，人们自然会做出公正的评说。
在上述思想支配下，我开始了自己在新闻界的长途跋涉。
自学新闻知识
从到任的第一天起，我便开始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新闻系的学习。在调离天水赴任前，我就向这所函授大学报了名并被接纳录取了。两年多的函大学习，全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自学的，厅里的干部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内，一概无人知晓。此举用意在于：一来留点余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学不出名堂来，怕同志们耻笑；二来避免误会，50出头了，还有如此雄心，莫非有何非分之想？
学习的课程主要是政治、中文和新闻，除从函大寄来的书籍和讲义中获取知识外，我还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不太完整地了解了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学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广播电视专业的知识。自学虽然辛苦点，睡觉少点，但基于工作需要和渴望改变外行形象，我硬是日复一日地坚持了下来。两年中，除记了10万多字的笔记外，仅在规定时间内的几门课程的考试答题也足有3万余字。1988年经过系统考试，我以平均92分的成绩名列函大全国学员考试的前茅，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毕业证书，我居然也成了新闻系的毕业生，得到了一种苦中有甜的补偿。
全方位“充电”
调进广播电视厅的头两年，我一直在“夹着尾巴做人”，除了主持厅党组的日常工作外，较少高谈阔论，更不敢居高临下。我处处求教于“老新闻”，补己所短。党组会前广泛征求意见，听取职能部门的看法，会上充分讨论，归纳集体智慧，反复琢磨，然后做出大家都能认可的决策；如遇不同观点相持不下时，宁可再议再定，决不轻率武断。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熟悉干部、了解下情和调查研究上。我带领有关部门的干部跑遍了省厅直属台站和全省各个地州市的局处及所属单位，征求基层同志的看法和他们对省厅的意见与要求。
这个期间，我出席了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还以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记者协会和全国新闻学会的活动，聆听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长们的指教，听取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厅局长的工作思路、做法以及对部里某些问题的批评和建议。同样，我在这个会上也较少发表议论，多是听人家的，想自家的。通过对上下左右情况的熟悉，充了电，长了智慧，逐步悟出了一些指导工作的方法和带有本专业规律性的道理。
繁荣全省广播电视事业
通过两年多的学习和实践，我逐步认识到，要想进一步搞好广播电视工作，除了办好省广播电台、省电视台的节目外，还必须着力发展地、县的广播电视事业。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必须繁荣全省的广播和电视事业。这句话后来成为我们广电视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还写了一篇《宏观指导与微观实践》的论文于刊物发表。
广播电视厅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不像党报，只管办好自己的一张报纸，和地、市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因此我向厅党组的其他同志明确提出，在繁荣全省广播电视事业的指导思想下，政策要向下倾斜，除了支持省上“两台”外，每年要向地、县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和设备。财政厅也很理解、支持我们。省厅和地、县局处的关系处得相当好，上下配合，事业如日中天，满池生辉，博得了当地党政机关的一片喝彩。现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同志当时是陇南地委书记。他曾说过：“我们陇南不少县委、县政府年终工作总结的头条政绩就是广播电视。”我们的事业一时热火朝天，受到了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支持，同时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当时的“黄金时代”。1986年我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如下事实：
广播方面，目前除省电视台外，还有兰州、甘南两个地级广播电台和平凉、靖远、甘谷、陇西、华亭、安西7个县级广播电台拥有中波发射台17座，千瓦以上发射机30架，总发射功率比解放初期增加了3000多倍。县一级除白银的平川外均已建立广播站，乡镇90％以上建有广播放大站，有广播喇叭160万只，入户率占44％。广播覆盖率达到全省人口的56％，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广播网已在全省初步形成。电视事业发展更为迅速。目前，除省电视台外，已试播的有兰州、平凉、天水三个地、市电视台，还有定西、嘉峪关、临夏三个地、市电视台正在筹建。全省有电视发射台、转播台9座，电视差转台370座，卫星地面接收站45个。建成兰州至陇东关山的微波干线和关山至天水、大山顶至陇西和定西的三条支线，总长近500公里，解决了向庆阳、平凉、定西地区传送省电台电视信号的问题。现在全省县城都可以收看中央台的电视节目。电视覆盖率已达人口的55％，一个初具规模的电视网在全省初步形成。
事业的发展促进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目前，省广播电台办有三个节目。第一套主要是新闻专题节目，每天平均播出12小时零30分钟；第二套主要是教育节目，每天播出14小时；第三套立体声，主要播出音乐节目。部分乡镇放大站也有了自办节目。省电视台每年摄制大量电视新闻、专题纪录片和专题节目。还编导、制作一定数量的电视剧。每周播出6次，每天平均播出自办节目4小时零20分钟。节目制作能力平均每天为20分钟。兰州、平凉、天水电视台也都有自办节目。兰州电视台已开始拍摄电视剧。
学术活动
1986年初，我主持创办了《甘肃视听》。创刊号刊登了我和焦维祯同志署名的《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发刊词。我在任的几年中，这个刊物登载了数百篇作品，70％是应用理论方面的文章，有几篇还被中央一级学术刊物转载。它对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多次夸奖和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的称赞。
1987年5月甘肃广播电视学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会长。学会成立后，我们首先抓了组织建设，先后建立了广播学、电视学、广播电视技术、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电视管理学（含法学、史学、发展战略）等五个专业研究委员会，还成立了优秀广播电视节目评选委员会。
从1989年开始，中央广电部党组决定，把广播电视优秀节目评选工作交给学会来做，这项工作就成为学会的主要任务。据1988年至1991年3年的统计，学会累计主办各种内容的评选活动15次，其中包括广播节目评选3次，电视新闻节目评选3次，电视社教节目评选3次，播音评选2次，讲演比赛1次，科技论文评选2次，学术论文评选1次，全国学术论文评选1次。有些重要的评选活动我是自始至终参加到底的。
优秀节目的评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广播电视节目质量的提高。尤其对基层台、站的促进更为明显。当时，在全国优秀广播电视节目评选中，我省已基本稳定在中高档次。1990年的全国广播电视节目评选，甘肃推荐了7个节目，有6个获奖，其中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三等奖3件，开创了我省参加全国评选的最佳水平。
我对学会干部的使用是在意的。学会秘书长、刊物主编的职务、待遇和职称评定，我都作了相应的安排，他们的工作我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必要的配合。我建议厅财政每年拨给学会4万元的固定活动经费，一直延续至今。
甘肃广播电视学会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一再充分肯定，因此，当我被推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记者协会理事以后，在参加部里的学术活动时也感到有点“风光”。出于职业的需要，我被推荐为甘肃新闻学会会长和甘肃社会科学联合会兼职副主席，为学术活动增添了几块砖瓦。
新办两项事业
随着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节目报的基础上，我于1986年组建了甘肃广播电视报社，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定为县级事业建制，配备了相应的干部，我兼总编。
该报为周刊，自办发行，发行量最多时达到40万份，位居全省各类报纸发行量之首，一时名声大震。
报纸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版面不断增加，内容日渐出新，广告业务也较为繁忙，经济效益可观，其收入，除按时上缴厅里外，职工福利不亚于电视台。我离职时的1993年，报社的现金存款达400万元之多。
现在，据说情况不妙，在经济开支上有点紧，日子有点难过，主要原因是各类报刊风起云涌，竞争激烈，信息来源大增，广播电视节目预告已无足轻重，因而报纸发行、广告刊登都遇到较大困难。领导同志和全体职工仍在不懈努力，争取尽快走出低谷，改变现状。相信只要稳住阵脚，有局里的支持，报社自己千方百计提高质量和发行量，前景仍然是光明的。
1990年，在先进省市经验的启发下，我最先倡议并竭力协调，经党组同意和上级许可，我在甘肃发起了组建有线电视台的活动。在我和程凤年、马祯庆等同志的主持、协调下，经过艰苦的工作和反复的磨合，开发有线电视网络、安装设施等，省市合办，利益分享。收视费的收入省厅和兰州市局划片收取，各占一半。
把握干部任用大权
我任职期间，没有把子女、家属调往厅里一个，也没有从天水调来一人。几个子女随我从天水到兰后所联系的调入单位都不怎么理想，广播电视厅、台算是社会“热门”单位，但为便于工作，我对子女的调入未予考虑，因而多受家人和亲朋的埋怨。
我的这种做法有人曾有尖刻的抨击，认为我这是从不同角度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惟恐伤害自己的形象，甚至说是担心影响个人向上爬。此话对我有刺痛感。
人家的看法自有道理，我不能封住别人的嘴巴，但我很难接受这样的分析和评价。
我的角度是以身作则，不给别人留下口舌，留下话柄，便于掌握工作主动权，腰杆子硬，说话灵。我个人认为这才是一个领导干部所必须具有的政治素养。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无所谓。
尽管如此，在我调离广播电视厅的头一年里，还是有人说长道短，甚至有极个别同志写匿名信告状，说我在任职期间安排了30多人进厅。对此，不明真相者半信半疑，知情者为我抱打不平，驳斥误传。
其实，十年来调进厅、台的干部不止几十个，而是几百人。广播电视属新兴事业，发展很快，不进干部是不可能的，进来的干部和职工主要有四部分人：应届中文系、新闻系和广播电视专业大学毕业生，为完成上面分配的指标任务而接收的转业军人，招聘的专业技术人才，招工吸收的本单位职工子弟。当然也有我表态接收的个别本厅职工家属。特别是夫妻两地分居的，家庭有特殊困难的，还有厅、台一些领导同志因为种种原因而建议调进来的。
干部有进有出，也有“跳槽”到南方诸省市的，也有调入中央台的，李修平、朱军等当今名流即属此类。李修平调中央电视台后，中央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同志还给我写信特意对甘肃厅表示感谢。
干部进出、人员流动是正常的，无可挑剔，我没有从中渔利。当然，少许人情，如烟酒，有之，但我为自己一生不收取别人一分钱的贿赂而感到自豪。我既不投门子，也不找靠山，全凭辛勤、诚实做事，凭本事吃饭，严以律己，绝无往上爬的图谋。这是不落骂名的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综合反映。事实上，我并没有企图所谓的“向上爬”而爬上去了。我安分守己，政治上老老实实，当然也没有溜下来。我为自己能平顺渡过正厅18年的漫长的从政历程而感到莫大的欣慰。机遇不可失，命运不可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官、挣钱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还是知足者常乐为好。
1988年海飞同志从团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调来广播电视厅担任副厅长，分管干部工作。这位同志年轻、聪慧、干练，工作细而活，很得力，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人事问题。后来他兼任了电视台台长，韩效文同志分管宣传，我就只好兼管了几年干部工作，大权在握。我管干部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被提拔起来，分别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一些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陆续获得了初级、中级、高级职称。他们对广播电视事业的长期奉献获得了相应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