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办可不办的事情坚决办，落实拨乱反正中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比如个别老红军的护理费问题；夫妇均为抗战干部，现在生活不能自理，照顾解决他们保姆费的问题；一些早年在政治运动中或工伤事故中作了不适当处理而需要恢复政治、生活待遇的问题；一些职工的子女就业问题等等。有些不能解决或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实说明原因，耐心解释，不冷言拒之，不打官腔，充分体现组织部门为干部之家这一老传统。但是对某些同志的苛求却无法满足，其中有提拔欲强烈而自身不具备条件的，或因多种原因而不能安排的，或多数同志不同意提拔而我不能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有调动工作不服从分配而暂时搁浅的，还有安排子女就业一时尚无指标或用人单位不接收的等等，不一而足。遇到这类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务必坚持原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样难免惹人，制造舆论和匿名告状的，或许正是这中间的个别同志。他们一时想不开，有点气，甚至见面不说话，我认为在所难免。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绝大多数同志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将心比，都一理”，我很感激他们的大度。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处级干部按副地级提拔使用了，而另一些具备提拔条件的同志却因某种客观因素而未能提拔起来，至今感到遗憾。
为稳定乡镇广播电视站业务骨干队伍，巩固农村宣传阵地，1991年底，经省政府批准，省计委、省人事局、省劳动局和广播电视厅联合发文，用500名录干指标、1000名招工指标，解决了全省乡镇广播电视站的临时工转正问题。
在我兼管干部工作期间，厅人事处的工作是得力的，他们考察干部、民主测评干部和多方协调使用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赵英斌、史水良等同志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改善生活条件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新闻界的同志好像是“只治坡，不治窝”。我调厅后一眼看到办公楼陈旧拥挤，厅大院不规则的宿舍平房破烂不堪，供水管道时通时断，一派破落景象。我这不是怪怨前任，而是有感而发。客观地讲，那时候，领导层的心思可能主要用于宣传事业，着力办好广播，办好电视，而生活琐事则不多进入视野和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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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厅后，办公室同志给我安排了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这当然可以，但居住的房屋就困难多了，只腾出一间半宿舍，而且是四层楼房的顶层，冬冷夏热。在两个年头中，家属无法从天水迁来，我只好上大灶吃食堂，后来我把在省军区当兵的女儿转业到卫生厅工作，她下班学着给我做饭。办公室副主任给我的宿舍里配置了一张单人床，一台十八英寸的电视机，两把椅子，连房子也没有进去看看，更没有问及还缺些什么。当时我感到有点儿冷漠，心想：新闻界的同志也许就是这种风格吧，与党政机关大为不同。但初来乍到，我除了表示“谢谢”外默默无言。
基于众多干部的请求和个人生活的感悟，在我的主持倡议下，经过凤年、康年、祥林等同志的努力，8年中平均每年建造一栋宿舍楼，还盖了一栋7层办公楼，用房矛盾有所缓和，我也住进了四室一厅的单元房，搬来了家。家属大院经过生活服务中心主任孙生璞等同志的努力，建成了花园式的大庭院，绿树成荫，草地连片，设施到位，管理有序，面貌为之一新，被街道办事处多次评为文明楼群和先进大院。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人员不断增多，年年建造住房，仍然远远赶不上实际需要，因此改革厅里统管职工住房的格局势在必行。经过厅党组多次酝酿讨论，我们做出了分级分层建房的决策。厅里只管厅机关住房，厅属两台及各直属单位的住房自行解决。但是厅里给政策，如电视台可以在5年之内减少向厅里上缴所获得的收入，因此大家建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几年电视台的宿舍楼林立。广播电台也建成了20多层的住宅楼房，报社等单位也相继盖了几栋家属楼，职工住房的矛盾迎刃而解。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是成功的，备受广大职工的欢迎。
彩电中心夭折
传输手段和节目制作能力直接关系到节目的质量和办台水平，也影响到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和上层建筑作用的充分发挥，它对经济建设的反作用是无形而巨大的，因此，我一到厅里就抓了这件事情。我带着工程技术尖子马思义、李琰、刘筱珊和李襄民等同志去南方先进省份考察学习，向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要来了500万元资金，又在雁滩征地80亩（每亩地价只有8万元），请广电部设计院和若干名牌大学设计院的专家设计图纸，但“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尚有1亿多元的资金缺口。我们不厌其烦地跑省计委请求立项，计委主任李萍同志终于表态支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更是义不容辞，全力配合，省委书记李子奇同志也表态支持，认为是件大好事。
然而几年的奔波和辛劳最终泡汤了。主事领导最关心的是经济建设项目，注重直接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投资彩电中心这个项目好像就要犯错误的观点就令人费解了。
我曾向他汇报过工程前期的准备情况，请求批准立项。他虽未直接表示不能认同，却对我说：你如能向国家计委要来所需投资的一半以上，省政府就可以考虑。这是一个很硬的软钉子。试想，甘肃彩电中心工程是甘肃省的工程，不是国家项目。人家宋平同志给了500万表示支持，已经够意思了，甘肃不给一分钱的配套资金，何以向国家“钓鱼”？这样这件事就只好吹了。我很沮丧。
当时，国家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搞项目尚无先例，我也没有这种魄力。我想，省政府不支持，光靠自己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厅里的收入有限，还要考虑到广大职工的福利待遇，同时也不能造成前任开工后任还债的局面，因此，只好忍痛把大部分征地归还原主，设计图纸入档，留作以后参考。筹建工作原指定厅总工何谧同志参与主持，微波处长王德福同志独当一面，他们很辛劳，也精明能干，但已没有用武之地了，只是给电视台建造宿舍楼群需要彩电中心的一块征用的地皮提供了方便。
厅党组的权威
厅里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厅党组决策，这是原则，无可争议。但广播电视厅的庞大机构设置和复杂的体制，决定了厅党组的权威性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同省级各厅局相比较，广电厅是个大厅，厅级干部两位数、处级干部三位数，一般干部四位数，职工几千之众。
除省电台、电视台和厅属处室外，省厅直管省有线电视台、省广播电视报社、甘肃音像出版社、省广播电视学校和器材供应站等县级单位，还有若干公司，更有厅无线处、微波处分别直属的包括中波台、微波台等几十个发射传输接收系统在内的台站。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电视台的规格较高，均是地级单位，台长、副台长都是副厅级干部，归省厅直接领导。厅、台还同住在一个大院。省厅统管厅、台机构设置、干部调配，统管财政拨款的事业经费，统管大院的吃喝拉撒住；两台有相对独立性，有权决定一般干部的任免调配，有权支配上交省厅以外的资金和决策台内各类节目的设置等等。这样，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免遇到若干矛盾和问题，往往存在着厅、台关系方面的困扰，连许多局外人对此体制也有忧虑，有些兄弟省、市广播电视厅局长们曾经建议我说，如果你们把两台定为县级机构可能好领导一点，我认为这万万不可，我绝不愿意使地级单位降格，自找骂娘！我认为只要顾全大局，合作共事，碰到问题及时沟通，处理得体，事情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棘手、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