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农村，解放前没有到过西安，也没见过火车，读书那会只是听别人说大城市有什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但未亲眼目睹，所以进城后一切都感到新鲜。看管洋面时，我们住在火车站，对火车的鸣笛声和启动的雄姿，很是好奇。解放初车站管理还不规范、不严格，一天下午我和姓张的同事爬上火车头东张西望，瞬间车头朝西开动了，我们以为它只在车站游动，然而越开越快了，不知要开到哪里去。晚上能否回来，我急了，慌了，于是果敢而冒失地从车上跳了下去，倒好，跳到车轨外侧的碎石上，万幸没有被飞奔的火车吸进去，但摔得好惨啊，右臂严重受伤，一臂肿成两臂粗，右膝关节处皮开肉绽，整整卧床10天。说来也怪，既未吃药，又未打针，也没有看医生，凭借年轻皮实，居然没有发炎，慢慢地好了。不过留下的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那位胆小而聪明的张兄没有跳车，而是随车到了30里外的三桥车站，殊不知原来车头是到三桥上水去的，不多时他又跟车返回西安车站了。当他看到我那副惨样，低着头，睁大眼，哭笑不得，我还忍着疼痛讥讽人家“像只狡猾的狐狸”，真是一场不要命的恶作剧。
连夜送信
1949年8月下旬正是烈日炎炎的季节，我们的杨处长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让我当夜坐火车到华阴，把一份绝密的动员民工支援前线解放大西北的报告送给正在华山的王子宜部长审批后带回。行前，处长特别叮嘱我在火车上绝对不能打瞌睡，谨防文件丢失或被盗。我天不亮就赶到华阴，找到民政部管辖的华阴荣誉军人学校的警卫连，说明情况后，连长亲自领我上了华山，直奔最高、最远的西峰，经哨兵盘问后领我去见王部长。原来部长正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首长在一起，等部长审阅签字后我又匆匆下山，赶赴西安交了差，受到了处长的口头嘉奖，他满面喜悦地表扬“尕娃”还行！
动员民工
接着，又派我和白玉贤同志前往陕南商县组织动员民工担架队支援前线，因为这个时候宝鸡以西还没有解放，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还负隅顽抗。商县距西安200多里，途经几个县，翻几座山。我们俩各自背着自己的铺盖卷，走了整整3天。记得当步行到蓝田县境内时，全身疼痛，腿脚不听使唤了，遇到了马车很想坐一段，但车费要价高，磨来搞去降不下来，于是我们硬是继续步行，一直走到目的地。按规定马车费是可以报销的，为给公家节约而执意不坐，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点“愚”，但当时坚决果断，心安理得。到商县后，我们看到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粮食不够吃，人们正在石磨子上磨包谷捧子脱粒后的“芯子”，把它粉碎成面粉状用以充饥。我们还第一次见到农民赤脚下河把水中的泥沙用脚踏来踏去，水搅浑了，就能不断地抓到活鱼扔到岸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浑水摸鱼”，很新鲜，挺好玩，我们俩感到十分开心。
炕上火灾
1949年严冬，科长郭应明同志带领我们几个人到陕西宝鸡专区的眉县、扶风一带检查民政工作，重点是搞摧毁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政权的试点。我和向太阳、杨青同志三个人被分配到扶风五井乡的一个村子发动群众，组建农会。我们住在一户农民的土窑里，窑的前端挨门处有一个土炕，就是我们的卧室。晚上我睡在中间，他俩睡两侧。这年冬天格外寒冷，房东大妈天天为我们烧热炕，有天大妈外出。炕是我烧的，填的特别多，且不懂得拨开柴火使炕均匀地热起来，因而大概到了下半夜，炕上的席子烙着了，从中间我睡的脚头开始冒烟，进而燃烧到被褥以及被子上压的棉裤。炕头上端有个天窗，因防寒而被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不通风，故我们3个都被浓烟熏昏了过去，随着火的“蚕食”，我一再潜意识地收缩腿脚，就是醒不过来，直至天麻麻亮时，习惯蒙头睡觉而受烟熏较轻的杨青同志奇迹般地醒过来了，他咳嗽，同时大声喊叫，推我和向太阳同志，我们才猛然惊醒，连忙起来灭火，水浇棍打，三扑两打，半个多小时下来总算把火扑灭。我的被褥、棉裤全被烧坏，我成了本来就是享受供给制待遇、月津贴6角钱的“无产阶级”的重灾户。睡在两侧的两位同志较有运气，只烧掉了被头的两角。好在我的棉袄因挂在墙上而免遭火焚。然而尴尬的是我已没有裤子穿了，一筹莫展。无奈之中，好心的房东大叔救助给我一条夹裤，虽说没有棉裤暖和，且是大裆裤，也极不合体，却帮了我的大忙，使我感激不尽。没有了被褥，晚上只能与二位患难同事挤成一团了。第二天我们向西安发信报告灾情，承蒙关照，西北民政部很快就给我发来12尺雁塔白布和3斤棉花，一折双层，缝成一床6尺长的被子，虽短了点，却是新的，还发了一套棉衣，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感到十分满足。
青海之行
1950年甘、青解放不久，处长杨存富同志率领西北民政部工作组一行10多人，途径兰州到达青海考察政权建设工作，我也在其中。出发时，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旧社会留下来的西安运输公司的长途汽车，破破烂烂，密封甚差，又是土路，车内车外尘土飞扬，个个成了土人。途中还抛锚几次。3天以后到达兰州，游览了市容和五泉山，参观了兰州大学和革命大学，随后又转乘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西宁。
在西宁住了一周后，我被派往基层蹲点两个多月。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社会还不平静，马步芳的残余势力相当猖獗，散兵不时骚扰。青海省政府的一个通信员在天刚黑时出去送信，竟被敌人抓住割掉一只耳朵后放回，其用心在于向我新建政权示威。因此当我们工作组决定下到民和县调研蹲点时，引起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和民政厅长陈思恭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抽出3位同志配合我们一道下乡，一个是仲良同志的秘书张宗贤，另一个是回族干部，便于在回汉杂居区开展工作，还有一个是青海省公安厅的干部，持枪，兼搞保卫。到了乡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残敌在附近的枪声。为给建立农民协会创造条件，我们白天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清算伪保长的恶迹，夜里则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不测事情发生，因此往往难以入睡，而那位公安干部胆子大，瞌睡也多，从其枕头下面抽掉手抢他都醒不过来，第二天受到我们大大的挖苦。村长选定我们住在一位阿訇家里，房东很亲善，问寒问暖，但由于我们不懂回民的风俗习惯，还是闹出了笑话。有天早晨起床洗脸时，阿訇家的媳妇拿来一个被窝里取暖用的暖壶，好心地把壶中的温水倒在我平常用的脸盆里让我洗脸，我觉得倒的水多了点有些可惜，便将脸盆中的水又折进壶里一些。这时，我的举动被那位配合我们工作的回族同志看在眼里，他走过来含笑说道：“你这一下好心办了坏事，汉族人用的脸盆里的水阿訇家的人不但不会再用，就连人家的这个壶也得报废了”，他还开玩笑地吓唬我“犯了民族政策”，这使我十分惊讶，后悔不已。
在西宁逗留期间，我们在省政府大灶就餐，平生第一次吃到了青稞面馒头，黑点，粘牙，比小米干饭好点，比白面馒头差多了。青海同志问我味道咋样，嘴上回答“还行”，内心却在说“实在不敢恭维”。这期间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青海干部在省政府听报告，骑来的自行车放在礼堂旁边，有的同志忘记加锁，我就趁机推出去学着骑，赶散会前再放回原处，3天就学会了。刚学会时我特爱骑，但不熟练，把握能力差，有一次骑到西宁街上失控，撞翻了一个小商贩的梨担子，无力赔偿人家，只能笑脸道歉，很难堪。
省政府办公厅和民政厅安排我们工作组到湟中县境内的我国著名藏传佛教圣地之一的塔尔寺观光，使我大开眼界。我们看到了尚未迁回内蒙古去的成吉思汗的灵柩，好大啊，长约丈余，高5尺，铁皮包面，使人联想到我国元代的辉煌。还安排我们拜访了生长在这里的班禅。他年龄尚小，十来岁，胖墩墩的圆脸，憨态可掬。但那时还不懂得他的地位和作用那样的特殊和高大。至于寺庙的建筑，奇特宏伟，处处金碧辉煌，连柱子都用花地毯包裹，使人由衷地惊叹宗教的魅力和藏族劳动人民的智慧。
有了手表
1950年我随同民政部领导下乡到陕北绥德、米脂调研试办对革命军烈属的优待抚恤工作，整整4个月时间。当时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3角钱，但当地县、乡只收1角，这样我们每天就可节余归己2角一共20多元，陕西老家还资助了10多元，我下狠心用38元在西安钟表店买了一只“那里答”牌的瑞士手表，如获至宝，一直用到1967年才“下放”给了二内弟，可见那时候人们生活水准之低和勤俭节约的精神。
政治运动
那个年代“运动”很多。全国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围绕稳定政权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的，其中有些是我直接看到并有较深感触的，有些则是亲身参加了的。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西安有一次就枪毙了150多人，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同时打开向外拉死刑犯。以开元寺为代表的西安市诸多妓院，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一夜之间被全部扫荡了。“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揪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千元以上者即为“老虎”，皇城大院就抓到一只“虎”，批斗会开个不停。我还被抽调出来到社会上参加反行贿受贿、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我们曾给工商业资本家搞过车轮战，让其交代向干部行了多少贿，但收效甚微。我还参加过很有声势的禁烟禁毒斗争，并到咸阳看守所总结戒烟戒毒的经验。经过这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不仅极大地巩固了新生政权，而且社会秩序井然，可以说基本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那时候，许多工作都是通过“运动”形式进行的，1952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也这样，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各部门抽调干部参加，我被派到临潼县一个乡上抓点，大会小会，挨门逐户，动员群众把余粮卖给国家，工作相当艰难。1952年为在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曾到临潼白庙乡整整蹲了一年，同乡长杨生荣、乡文书刘汉文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临潼下乡期间，我还被抽出来给时任西北政法委员会主任的马锡五，即闻名于世的“马青天”当了半个月的临时秘书（他的私人秘书因事请假）。马老毫无官气，和善可亲，与我同在华清池的贵妃池洗澡时，谈古论今，其乐融融，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