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选择
1947年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家乡陕西白水县第一次解放了。但出于战略意图，随后解放军转移了，国民党又来了。于是，国民党县政府与共产党游击队同时并存，白水成为“拉锯区”，我所读书的学校白水县职业中学关闭了。当时我是职中二年级学生，只有14岁，无处上学了，很焦急，很苦恼，1948年只好待在家里帮助父兄务农，耐着性子度过了整整一年。在这个节骨眼上，只能有两种选择，也可以说是我一生命运的抉择。一种选择是向南，到国民党统治区西安去求学；另一种选择是向北，到解放区延安寻求出路。自己当时年幼，朝南还是朝北，并无抉择能力，反正是哪里能读书就到那里去！我与同村的县职中高年级同学皇甫有林商量怎么办，他毕竟长我4岁，很有主见，说是到延安去吧，听说可以不出学费，还容易被接纳。我说听你的。于是，我们一块找到我们党在白水县尧禾乡的地下区委，说明意向后被立马应允并开了北上介绍信，我们就这么简单地做出了朝北走的决定。决心下定之后，还得征求家里的意见。母亲哭哭啼啼，坚决反对。他倒不是反对朝北还是朝南，而是认为我年纪太小，没出过门，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根本不宜外出，而应当老老实实住在家里，等局势发展变化再说，如果仍然没有就近读书的地方，那怕在家做庄稼，也不能出远门。父亲则认为，时局变化剧烈，前景莫测，只要儿子有胆量，就让他闯去。他问我：“你敢不敢到红区去？”我果断地说“敢！”就这样在母亲的哭声中和父亲的默许下，我在家里过了个春节，正月初九，即1949年2月，我们两个毅然决然地背了个铺盖卷，带了点干粮、一块银元和少许纸币上路了。
延安远点，距白水大约三百多里，韩城的延大分校近点，二百多里，我们选择了先走韩城这条捷径。途经澄城、合阳等县，基本顺利，也遇到一些曲折和困难。如白、澄、合三县同为拉锯区，老百姓顾虑较多，讨碗饭吃可以，但不乐意留宿，担心惹出预料不到的麻烦，于是我们晚上只好找到农民的野外打麦场，把麦垛子掏个洞钻进去过夜。那时候生态环境好，狼多，夜间常常出没，晚上睡在场里，还真有些害怕。但不管怎样，走了三天，就到达了目的地韩城延安大学分校。到后第二天，经过宽松的考试，写自传，回答语文题，我们被录取了。当时，延安大学分为两部，总校在延安，设1至7班，千余人；分校在韩城，设8至14班，也是千余人。我被分到8班，皇甫有林被分到14班。
延大是个培养干部的摇篮。学员的出身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中学、小学教师，还有边区的干部，甚至还有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营长、团长的人。我所在的这个班的三位老师，两个是高小老师，一个还是我在白水职中的级任教师。转眼之间，我和他们由师生关系变为同学关系了，变化之突然，使人震惊，感到很不自在。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在第一次小组会上，组长让大家自报一下姓名，轮到我时，我极度紧张，不知所措，一时间居然连自己的姓名也说不出来，满脸通红。
在延大，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上课在旷野或院子里，一个人一个小板凳，教员讲，学员记。我年纪小，基础差，听课懵懵懂懂，但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学习社会发展史，感到由猿变人很新鲜，知道了一点唯物论的道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习，了解到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懂得了一点中国革命一定成功的必然走向。学习新民主主义政策，认识到共产党将来夺取全国政权后管理城市的章法。这些收获是巨大的，至少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坚定了革命的意志，这对自己终生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延大的生活是清贫的。我们的校址是旧韩城中学。7个人睡一间房子，没有床板，打草铺，我只有离家时带的一床被子，既没有褥子，也没有单子，上面盖个被子，睡觉时只好裸身与麦草直接结合。伙食就更别提了，一日两餐，十个人在院子围着一小盆菜，开水煮萝卜、白菜，那有油水？上顿下顿小米干饭，是用大笼蒸的。小米多是从山西运来的陈粮，有些好像是发了霉的存粮，那股呛人的气味真不是个味道。一周只能吃一顿馒头，不限量。陕西关中人的主食是面粉，特别爱吃馒头，每当这个时候，同学们就喊着“准备担架吧”，意思是这一顿要放开肚皮吃，一直吃到走不动为止，要用担架抬进屋子。尽管如此，当时大家都这样，并不感到多么苦，反而唱革命歌曲，扭陕北秧歌，特别起劲。相比之下，现在确实生活在福中，连我自己也不明白那半年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在延大学习期间，解放战争神速发展，我军势如破竹，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广州解放了，武汉解放了………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每当这个时候，同学们个个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陕北秧歌扭来摆去，欢呼声连成一片。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亲手创建的第一所综合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历史地位，举世闻名。学校创建于1941年，其历史可上溯到1937年，当时中央政治局曾两次讨论延安大学的办学方针和办学体制，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学校确定了校名。
延安大学先后由延安时期著名的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和新文字干校等8大院校合并组建而成。
民主革命时期，延安大学培养的学员累计达5万多人，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条战线，他们多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包括李鹏、叶选平、布赫等1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士禄等6位两院院士及140余名部长级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及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和技术专家，谱写了我国高等教育光辉灿烂的一页。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为自己从这所学校走向革命征程而感到无比的自豪。1993年延大在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角下举行了隆重的校庆，800多人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还批拨经费给予支持，同志们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
步入社会
1949年5月23日西安解放，我们延安大学的几千名学员被陆续派往参与接管国民党政权，我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195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改为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又更名为西北行政委员会。我所在的机关西北民政部，部长是王子宜同志。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后调任中央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是谢觉哉部长的主要助手。副部长任谦、吴志渊同志都是资深干部。民政处长杨存富同志，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干部，正地级，先后调任延安专区专员、渭南地委书记、陕西省检察长。我具体所在部门的政权建设科科长郭应明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后任西安市委常委、市委财贸部长。西北民政部的百余名干部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为部、处、科各级骨干；另一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少数人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大专学生，多数则来自延大，我就属这一类；还有20来人是从国民党旧政权中经过挑选的留用人员。
1954年西北大区撤销。它历时5年。
这5年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是我刚刚步入社会后学习新知、增加见识、磨练意志和增长才干较快的时期。
在党的培育和老革命的带领下，在一个崭新的良好环境的影响下，我于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曾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皇城）大院的团总支委员兼民政部的团支部书记，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由幼稚涉世到逐步确立革命人生观的转折。鉴于我的历史清白，工作肯干，上进心强，我被评为民政部的积极分子，即先进工作者，因此在1952年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我的工资高定了一级（19级，正连），并且是民政部所有知识分子及非党干部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入党的时间1953年3月6日也颇有纪念意义，这一天，正当为我举行入党仪式时传来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噩耗，会场气氛骤然凝重起来，大家莫不为之伤感而抽泣。16岁到20岁，也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段，我的个子从1.6米猛窜到1.78米。那种“傻样”，整天无忧无虑地学写作，学做事，打乒乓，打篮球，颇有活力。在民政部以至皇城大院的干部中，我都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尕娃”。现在回忆当年那些趣事，依然情萦意绕，耐人回味。
居高临下
1949年6月刚进西安城，组织上派我看守“洋面”。从旧政权接管过来的华丰面粉厂生产的面粉，集中储备在西安火车站东侧大约800平方米大、8米高的大仓房中。洋面堆积如山，我和王某、张某三个人的任务就是看管好它。我们一无住房，二无床板，晚上就在大仓房的光地上铺个褥子席地而卧，我索性睡在高达6米以上的面粉袋的顶层，美其名曰：“高高在上，吉星高照。”
持枪伤人
看守面粉时，上级发给我们一支步枪，但不会用，差点酿成大祸。有天中午，我正在试枪，子弹推入枪膛，再拉枪栓退出子弹，翻来覆去，觉得挺好玩的。但缺乏用枪常识，枪平端在手中，枪口没有朝上，长我十多岁并当过兵的王兄看到这种情景后急了，担心枪万一走火会伤人，慌忙跑过来劝阻，我当即拉栓退弹，岂料用力过猛，退出的子弹正巧碰到他的眼角，血流满面，真吓煞人也。
跳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