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这么一件事：那会，我们家住在市委机关后边的青年北路4号院，全是平房，前后院共住10户人，均为机关干部。我们家人口多，12口人，4问平房，显然不够住，于是便把其中的3间打通，盘了个通炕，用了24个土基炕面子，像个开店的。这样，我和爱人住一间，其他人，包括岳父岳母及其4个年龄尚小的子女和我们的4个孩子三代人同住这个大炕，问题迎刃而解了。为此，在干部“下楼”时，我还曾在市委召开的20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的报告中捎带作了自我检查。这为啥？因为盘炕是市委机关总务上雇人干的，24个炕面子和人工费是公家花的钱。于是，这件事轰动一时，听了报告的大队支部书记好奇，一些人赶来参观皇甫同志家的大炕，进屋一看，“呱娘娘”（我的妈啊之意），无不惊奇火炕如此之大，他们在农村也从来没有见过，炕上只铺着光席子，远非他们想象中的书记之家。
我们这个大院的住户相当和睦友好，下班、放学后，有下象棋、打扑克、唱秦腔的，有打木猴、跳皮筋、手足舞蹈的，有劈烧柴、纳鞋底、洗衣服的，有讲故事、听古经的，欢声笑语，其乐无穷。谁家做了特别好吃的，互通有无；谁家有事情，相互帮助；谁家有难念的经，互相开导。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家的那个大炕房就成了人们聚集的中心。王永和、张培民、安维均等同志在大人、孩子们的心目中影响最深。这个大院我们一住就是12年，至今留恋不已，念念不忘。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大院的住户各奔东西，其深情却始终不渝，现今仍像亲戚般地相互走动或互致问候，真乃验证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古训。
友谊
西北局兰州会议后，天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市级机关部门的部长、局长们，绝大多数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我们的关系处得相当融洽，是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他们资格老、阅历长，多数部局长都比我年长。市委分管农业的专职常委秦业振，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卫峰、郭敏以及后来复职后分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张天珩等同志，都是抗日干部，监委书记惠思忠同志早在1933年就是陕北一个乡上的苏维埃主席，市委常委、武装部长黄宪昌同志，30年代曾是陕北“三边”一带的骑兵连长，市长赵锁会，副市长方守科、马文彬，市委常委、一中校长汪都，宣传部长于忠正，组织部长段学彬，统战部长袁世明，工交部长王谦光，财贸部长黄廷选、赵稼祥，农村部长陶万桂、冯超，后来的监委书记田保德、支桂兰以及市委秘书刘宝珍、金学明、赵晚成等同志，都是战争年代或解放初期的老骨干，富有地县工作经验，土话比喻为“能踢能咬”的得力干部，我对他们很尊重、很放手，他们干工作有板有眼。市委秘书马培芳同志很聪慧，文字好，市委的若干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能叫上劲。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独当一面，各负其责，重担多由这些同志扛着，事半功倍。
1961年西兰会议后“抢救人命”，上面有个意向性的话：“可以把征购回来的粮食返销给缺粮农民一部分。”这个消息我随即告知卫峰同志，他说：“我看咱们坚决照办。”我说可以。于是他雷厉风行，手脚麻利，不到三天就把2000万斤粮食放下去了，解决了天水市改善农民生活、恢复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为什么如此神速？我们害怕中途变卦，不如趁早造成事实。果然不出所料，时过不到一周，省、地就通知停止返销，已经放下去的粮不再收回，不予追究。有些县上的同志当时疑惑不决，错过了良机，感到吃亏，跺脚懊悔。微县县委书记李景华同志还挖苦卫峰同志“老谋深算，老奸巨猾”。年轻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守业同志当时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是基层上来的同志，熟悉并分管农业，同我一起下去调查、蹲点，实际是我了解天水农情的启蒙者。在揭发批判“左”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他也旗帜鲜明，据理以争，对我初涉天水政务的工作帮助颇大，至今难以忘怀。
无形鞭策
当年我党的高级干部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1962年春天到天水市视察工作，亲自到市委听取了我的汇报。他饶有兴趣地问到了天水的由来，问到了伏羲庙的历史，问到了汉代飞将军李广、诸葛亮和姜维的历史遗迹，等等。这些我都回答得不完整，有些甚至根本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发毛，估计少不了“挨刮”，但他没有责备，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这不要紧，非当前所急，以后闲暇时间可以看看县志。”同年秋季，地委书记陈平同志带领我和地委秘书处办公室主任王启乾等同志到陕西渭南地区考察农村工作，返回西安后，顺便拜会了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张德生同志。全国解放初期，他曾担任过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见了我们这些下面来的同志格外亲切，像招呼尊贵的客人一样，把我们安排在有名的建筑别致、陈设豪华的丈八沟，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饭饱茶余之后，又问寒问暖，问长问短，谈笑风生，给人一种莫名其状的幸福感，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灵深处增添了自己对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力量。
七千人大会
1962年春，省上报经国务院批准，行政区划做出新的调整，把天水地区划分为天水、武都两个专区，天水市分为天水市、天水县，我被留在市上继续主持市委工作。这时候城乡工作均已步入正轨，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元月间，中央决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党组书记，大型厂矿企事业党委书记，每省4名省委书记，每个地委、县委各2名书记。上级直接决定天水市委由我和张天珩同志参加，市委二把手程化龙同志留守主持工作。甘肃出席代表共200余人。
这次大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及政治局委员们全部出席，参加到底。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7次全体大会，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中陈云同志没有讲话。毛主席说“陈云同志没有调查不发言”，其他6位都发表了长篇演说。少奇同志是主讲的。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分散主义的危害性和中央集中的极端重要性。而毛主席却侧重讲了民主的问题，强调没有高度民主就没有高度集中，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著名论断就出自这次讲话。当主席讲到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就坐在安徽省小组的讨论会上时会场上静极了，毛主席批评他为什么不回避一下，难道“老虎屁股不敢摸”？接着发了火，拉长嗓门大声说：“偏要摸！”当总理讲到人民大会堂这样浩大的工程是10个月建成时，主席开心地笑出了声。
政治局常委的讲话，全部被记录了下来，又整理了出来，以便于学习和运用。专门挑选了6位同志担当此任，我为其中之一。我们没有学过速记，主席讲话又带湖南地方语，记录很有难度。原省委书记、此时下放担任礼县县委书记的何承华同志点子多，他建议三位同志记讲话的前半句，另三位记后半句。实践证明这个点子行不通，第二次又改了过来，但仍不理想。我们六位记录之一的玉门市委书记金仲华同志记得最好，因为他是湖南人，方言土语知道得多点，“拦路虎”少点，速度自然快了许多，以他的记录为基础，终于勉强整理成文。那时候条件很差，记录文稿整理出来后还得自己复写几份给领导看。加之，我还被推举为天水地区小组会的记录，当晚还得把小组会发言也整理出来交给地委书记审阅后上报与会省委领导同志过目。这样，我就很少参加晚间的文艺晚会。当时各省文艺演出团体云集首都，非但不是卖票，而是争先恐后地邀请代表们观看他们的演出，用以宣传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扩大他们在全国的影响，可惜我没有时间分享这份精神食粮。
七千人大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讲了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理解“出气”的含意是，鉴于“左”的错误倾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很多同志吃了苦，受了屈，现在坐下来提提批评意见甚至发发牢骚在所难免并在情理之中，中央是允许的。“看戏”是让同志们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有助于解除常年积累的疲劳。“两干一稀”是指一日三餐，七碟子八碗，特别丰盛，顿顿像在过年。有一天在聚餐中我顺便感慨地说：“吃这样的饭，不至于浮肿吧！”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每天6个小时的会议，又那么宽松，必然拉长时间，一直开到腊月末还不能结束，于是毛主席在大会主席台上以征求意见的口气说：“我们大家一块儿在北京过个春节好不好啊？”下面掌声雷动，雀跃欢呼，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甘肃代表团的住地是北京民族饭店。这是1958年大跃进时首都的十大建筑之一，条件优越，设施现代。我同天水县委副书记卫峰同志住一间。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兄睡不惯海棉床，枕不惯弹簧枕头，不得不半夜起来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打呼噜。
为了满足同志们的渴望和留下历史的纪念，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分大行政区同与会代表在中南海合影。毛、刘、周、朱等领袖们到西北地区代表团照相时，正好坐在了甘肃天水的同志的地段，我们高兴极了，好像“天官赐福”一般。照相前，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还告诫大家不要与主席他们握手，说是“人太多，会握不过来，影响秩序”。但站在最前端的窦述、卫峰、李贵鱼等同志还是情不自禁、如愿以偿地同主席握了手，大家无不羡慕。这张珍贵照片洗出后，规定可给每人1张，自费，20元。我因当时人口多，生活紧张，这张照片带回后交给了天水市委。2003年，我才通过甘肃电视台台长乔保平同志，利用电脑复制出来，用在了这本书中，以作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