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生的开始
1490年，托马斯·闵采尔诞生在德国哈茨山南麓的施托尔堡，闵采尔的父亲在施托尔堡可能是开了一家手工作坊，这确保他有一笔财产。闵采尔的母亲结婚时，似乎还带来了一点微薄的嫁妆，所以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儿子所得到的遗产是许多现金。
施托尔堡位于由不伦瑞克通往埃尔富尔特的哈茨奎尔的公路旁，当时人口有3000左右，挤在4个山谷内，在各自的范围内划定了城市的界限，但没有城墙，只是在公路出口处筑有城门权充防护。施托尔堡的建立还得感谢对此处银矿和铜矿的开采。该城属施托尔堡伯爵领地，是哈茨伯爵世族的聚居地，但处在萨克森未顿选帝侯的封建君主统治之下，从宗教的角度上看，是属于美因兹大主教辖区。
施托尔堡议会由市民选举，但要得到伯爵的许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至高无尚的。耸立在山谷汇合处的市场边上的，就是那座1544年时期建造的富丽堂皇的议会大厦，到1482年，该大厦又进行了扩建，其规模超出了自12世纪以来就已闻名遐尔的马丁教堂，并且在1485~1490年期间，又按照哥特人的晚期风格改建成带有高塔顶的教堂，为此，教皇英诺森八世还进行了大赦。
我们不知道，外界有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渗透到这个世界里。这时正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着德意志民族，德国议会议员都有志于改革，为使帝国更加稳固，还得保证他们在作出决策时有发言权。
在那个时代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与法国王室在北意大利战场上经常刀兵相见，以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土耳其又多次威胁着帝国的疆界。在这个时代里，骚动的浪潮正猛烈地席卷着许多城市，而教会的第一次反叛运动则闻名于上莱茵河畔以及阿尔萨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些经济部门得到发展，使经济生活经历了一种持久的繁荣和结构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变，而哈茨山的那些靠近矿山的城市是最晚才感觉到其结果的。
在施托尔堡的那段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1484年，瘟疫侵袭了该城，有780名居民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到了1493年又出现了异教运动，闵采尔的家庭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就连托马斯·闵采尔在施托尔堡是否上过学，我们都无法说出什么确切的情况来，因为他们全家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间内迁到了克维德林堡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闵釆尔在克维德林堡居住，在是从1506年莱比锡大学的注册登记上可以看到的，其中写道：“来自克维德林堡的托马斯·闵采尔”。因此，这可能是他最后所居住的地方，或是他的双亲那个时候的居住地。在闵采尔给他父亲的信中也称他母亲是富有的，这点，施托尔堡和克维德林堡的许多人都可以作证。
位于哈茨山前东北部的克维德林堡要比施托尔堡大一些，到1500年大约已有5000人口了，座落在由戈斯拉尔到哈雷的公路旁。主要的经济生活是长途贸易、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10世纪初，海因利希一世统治时期，将该城扩建成设防牢固的行宫所在地，成为众多的王国集会的舞台。936年为贵族妇人们所建造的养老院有着庞大的地产，并构成了王国的政治中心。
该城高耸在宫殿山的圣塞维蒂斯教堂之上，这个教堂原本是罗马慈善教堂，于1129年被封为圣塞维蒂斯教堂的，是在10世纪时商人的移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2世纪以来，在结构上进行了重大的改变，筑起了围墙，其权力也扩大到了戈斯拉尔占作为老城，是从1264年起，而作为新城是从1305年开始，议会用选举的办法来补充新人，并经慈善修道院院长批准认可。从1426年以来，克维德林堡就是汉萨同盟的成员国，然而到了1477年，由于萨克森选帝侯国的部队加入到未顿的领土扩张政策的行列之中，它被迫承认修道院的统治权，放弃了一切的结盟。
最晚是在这儿，即在克维德林堡，闵采尔在一所拉丁学校里接受教育：在这里学习读、写、算的能力，这首先又是拉丁文的知识。这种语言，掌握了它，才能够进入城市或者是国家管理工作之中，才有了进入科学界或进入教堂的先决条件。闵釆尔是否就是在这个时候与哈茨山的其他城市建立起联系（就像以后的接触所证实的那样）。这是可能的，但是，没有资料能确证这一点。
闵采尔第一次离开他的故乡，哈茨山区，是他打算去大学上学。他由哈茨山区到了莱比锡这个低地港湾，普雷塞河边上的海港城市。由于商人移民此处，使它发展成为长途贸易、手工业和印刷业的中心。12世纪中叶，迈森的侯爵们决定结束1165年颁发的城市信件式的学业，并且在1200年以前将学校用围墙围起来，1270年议会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及此事。1485年的萨克森分裂，致使莱比锡沦落为阿尔伯丁公爵的领地。自1500年起，就处于格奥尔格公爵的统治之下。15世纪末的经济发展使莱比锡也得益匪浅。它处于重要的贸易之路的十字路口，是东西贸易的枢纽，1497年和1507年，经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特许，将其每年举行的集市当作交易会场所，但首先是莱比锡帅商人在欣欣向荣的银矿开采中心及铜片岩的开采中占有股份，他们为这些企业投资并且分得红利。这里的人口，由1480年的约6500人到1540年增加至约9000人。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发展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社会矛盾。
从1409年以来，莱比锡就是大学的所在地。1502年，开放的威丁堡大学成了竞争者，很久以来就潜在的大学危机，由于格奥尔格公爵批准的一个民意调查而暴露无遗。针对无数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步骤，首先在有规律和有秩序进行学习的方面取得了成果，然而这种决定并不完全受欢迎。该城之所以成为教育中心，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些大学，还在于它拥有兴旺蓬勃的印书业和图书交易。首家印刷厂是在1481年开业的，到了1500年，就已拥有11家印刷厂了，以致莱比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早期图书印刷业的中心。
托马斯·闵采尔来到这个城市，当1500年10月16日冬季班开学的时候，他是到神学院院长马丁·迈恩多尔那儿去注册的。登记表土先写的是“克维德林堡的安德烈亚斯·阿佩罗德”，然后就是“克维德林堡的托马斯·闵采尔”。显然，他是和阿佩罗德一起去莱比锡的，阿佩罗德好像是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里，1509年获得过学士学位。
登记表上发现，闵釆尔交付了6格罗申的学习费用，他不是一个贫困的穷学生，像其他许多学生那样。但是他也并没有能力交付全部10格罗申的费用。看起来他以前所上的神学校，可能费用是比较低廉的。按照大学的规定，交付全部数额的费用是进入学院级学习的先决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报到时不能全额支付费用是要加以审核的。对闵采尔来说，缺的正是这样的凭证。
闵采尔在莱比锡没有通过考试，他在第四个学期结束前便已离开了大学。迈出这样的一步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许多大学生都面临着如何才能为自己求得谋生之计的问题，学院的学位证明并不能当作诸多职业供职的条件。
显然，闵采尔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做过什么事，之后才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注册，成为十月份开学的冬季班的一名大学生的。注册表上写的是“施托尔堡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个学期的校长是阿卡蒂乌斯·菲洛斯多尔库斯（阿卡兹·弗洛因德），是一位自由艺术和哲学博士，1501年在莱比锡注册登的记，1511年夏季又去维阿德利纳登记注册。他教授人道主义学说，对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人道主义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法兰克福（奥得河畔）初建之年统计，有46名硕士和博士，其中33名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过并还教过学。连教授托马斯主义的师资也都移向了法兰克福，其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和首任校长康拉德·维姆皮纳，日后他却促成了该校改革课程的开设。还有法兰克福大学还接受了它的精神、它的法规，甚至把它们的教科书都转用到自己的教学上去。
闵采尔并不是唯一到法兰克福来上学的施托尔堡人。早在建校那一年，约翰·施潘根贝格，后来成为北豪森的传教士，就属法兰克族。在1513年春季班上学的有哈尔伯施塔特人瓦伦丁·杜斯特，冬季班上学的有奎德林堡人约翰内斯·伊顿和马丁·洛克。闵采尔跟他们这些人过去和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尚未见到有关这一方面的报导或记载。然而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是，即他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去上学，可能就是通过熟人或别的什么人介绍的。
闵采尔从法兰克福大学毕业后，就积极投身于宗教的改革。
2.投身宗教改革
位于肥沃平原东边的阿尔施塔德城过去曾是王宫所在地，后来从10世纪中期到12世纪晚期，它差不多一直是所有的德国王宫的所在地。14世纪后半叶，由于国君之地的衰落而于1423年迁到未顿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到了1500年在那儿颁布了城市法，萨克森的公爵和选帝侯们将王宫和城市交到了奎恩富尔特的统治者的手中。当1496年世袭家族绝迹而领地权回潮之时，它又回到了自1485年萨克森分裂之后一直惦记着图林根地产的埃尔内斯蒂纳尔族的手中，而这个时候，相邻的朗根沙尔查和桑格尔豪森的官职都落到了阿尔柏丁公爵乔治的手中。
埃尔内斯蒂纳尔的选帝侯贤人弗里德利希的官邸在未顿堡或是托尔高，他还将管理图林根地产的权力转让给了在魏玛的约翰公爵。而阿尔施塔德的官府由于面积的缘故并没有跟埃尔内斯蒂纳尔族人的版图连在一起，其组成部分有曼斯菲尔德公爵的管辖范围、有施托尔堡公爵的、美因兹大主教的以及萨克森的阿尔伯丁族的。位于城市东北都一座山脊上的阿尔施塔德宫廷便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官府所在，1507~1514年间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被重新改建。
16世纪20年代，阿尔施塔德城共有120户人家；在7个官邸村内有174户人家；在3个贵族村内有88户人家。这些都是长期住户，加在一起共有382户住家，如果要是算上仆役和流动人口的话，估计整个地区大约有2500人，其中约有700人是住在城市里的。不用说，这座小小的城市的经济状态和收入来源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手工业生产的仅仅是具有当地色彩的产品，虽然为各地选帝侯们提供粮食产品，并且也进行贸易，但还是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以农业为主的城市内，仍然有着令人关注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其面积大小而与大贸易和手工业中心的现状相提并论，它是一种蓬勃发展的标志。4户家庭缴纳45~40格罗申的税，还有4户则缴纳了．39~30格罗申的税、10户缴纳了29~20格罗申的税、20户缴纳了19~10格罗申的税、81户只缴纳了9~1格罗申的税（这其中有25户人家每家只缴纳了2格罗申的税），在官邸所在地的村中同样有类似的矛盾发生。
闵采尔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工作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闵采尔愿意将这小小的、虽然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城市变成他那个宗教改革设想的中心，使之变成这样一种场所，就是比起维登堡来，此地要加倍地、始终如一地关切宗教改革的一切进程和情况，不仅如此，还要让宗教改革之火从这里燃烧出去。
不久之后，聚集在他的布道讲坛下的就不仅是一小堆阿尔施塔德城的农民和邻近几个村落的臣民们了，这是因为他的布道已远远流传出去，这种情景，一方面显示了闵采尔的布道所具有的感染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于1523年复活节之际已经拉开了改革礼拜的大幕。紧随着这种改革，闵采尔所要追求的目标是，消除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与其他牧师们之间的分裂状况，将全体教徒都吸引到礼拜仪式之中并通过长年累月地宣讲全部章节，使听众们完全彻底地去理解《福音书》。（天主教）神甫与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被揭开了，全体教徒都被看作是成熟的且具有平等权利的人。
闵采尔的业绩在于他将宗教礼仪系统地译成了德文；在于从宗教礼仪全方位需要的角度上来翻泽了教堂的颂歌及诗篇，在于铲除了某些与他的神学观点相矛盾的风俗习惯。这是一个通往重新塑造礼拜仪式的缺口，可是却没有考虑到路德所主张的《虚弱者》的观点，尽管闵采尔从表面上看是非常遵重传统观念同时也不抛弃传统习惯，当然条件是不要对此附加上极为重要的神学原因就是了。他转而向着一种声调的罗马教皇格列高里的赞美诗，这位教皇就是通过这种赞美歌曲而获得教会会徒们的信赖的。闵采尔是把宣告上帝，的话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点，当作他自己努力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