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他所说的王道，就是指“仁义”；他所说的霸道，就是指为争私利而采取的恶劣手段，当时主要指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孟子看到春秋以来的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感叹“春秋无义战”。他指出，国君只有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结束兼并战争，保护百姓，使其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己的王位。孟子曾经劝说滕文公实行仁政，而要行仁政，必须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他所说的“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其余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田。这八家农民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去料理私田。这样公田有人耕种，私田有人管理，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下来。时代在前进，孟子这一主张是保守的。
孟子还给梁惠王（魏国的国都从山西的安邑迁到了河南的大梁之后，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设计了一幅“王道乐土”的蓝图，如果每家分到五亩地的住宅，周围种植桑树，这样，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棉袄。鸡、狗、猪这些家畜家禽，每家都有精力去饲养，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有百亩的耕地，他们的生产不受到妨碍，这样，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然后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教导他们，那么，人人就都会敬老尊贤，为老年人服务。这样，天下的百姓不就安居乐业了吗？
孟子曾经告诫齐宣王说，如果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扩张国土，与别国结仇，使人民受害，那就好比是“缘木求鱼”——爬到树上去捉鱼。孟子反对兼并战争，并不是反对天下统一，他认为“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孟子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教训时，提出一个脍炙人口的学说——“民贵君轻”。孟子主张“民本”说：这是他学说中最光辉的论点。他不赞成君位世袭，而提倡尊贤禅让，他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主张让贤与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象舜和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的贤相）这些圣君贤相，往往是从那些出身卑微、并经过实践磨练的人中间选拔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什么“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在孟子看来，圣人同丘民同样是人，这种主张人格平等的观点，是值得称赞的。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把民放在第一位，社稷（指土神和谷神，它是国家的象征），放在第二位，而把君放在第三位。他认为国君如果不敬祀社稷，不爱护百姓，就可撤换他，甚至主张“暴君可诛”。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谈论君臣关系时，齐宣王问：“历史上真有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的事吗？”
孟子回答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宣王惊奇地说：“做臣子的杀掉他们的国君，叫做‘弑君’那是要受到千古唾骂的。”
孟子严肃地回答说：“破坏仁爱的人叫做‘贼’，破坏道义的人叫做‘残’，这号人，我们把他称做‘独夫’。我只听说过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番议论，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出了一身冷汗。
孟子当着齐宣王的面，敢于提出暴君可以诛杀，这是多么大胆的议论！他这种道德观，与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区别的，可见，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也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不是盲从的。
4.人性本善舍生取义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王道，他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良知、良能，仁、义、礼、智等德性都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他又把神秘的“天命”论与“人性”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天”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而死、生、贫、富、仁、义、礼、智、善性，这一切都是“天”所赋予的。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孟子却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孟子认为要行仁政，必须发善心——同情心。他打比方说，“比如，有一个小孩跌到井里去了，看见的人都会大声呼救。这就是同情心。”在孟子看来，怜恤之心是仁的萌芽，这些就象人的四肢一样，缺了一样，就不能算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孔子强调仁，他说“仁者爱人”。孟子却强调义，在他看来，“舍生取义”是人的最高行动准则。有一次，孟子在回答齐国王子垫提出的“怎样才算志行高尚”时，说了下面这样的一大段话：“行仁行义就是品质高尚。如果杀一个无罪的人，那就是不仁。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去抢夺过来，那就是不义。又比如说，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都得到，那么，我便舍弃鱼，而要熊掌，因力熊掌比鱼贵重。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存，我便牺牲生命，而要义，因为义比生命更宝贵。”“如果人们都不讲仁义，把生命看得超过一切，那么，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方法，就都可以采用了。如果人们所害怕的再没有超过死亡的了，那么，一切可以避免自己祸害的事情，就都可以干出来了。这样，世界不就成了不仁不义、人人为己，尔虞我诈、非常残忍的世界吗？”
孟子这里讲的“义”，当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爱与恨、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都是有具体内容的，但是，地主阶级当中的一些有见识的仁人志士，为了维护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业，甚至连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就这一点精神来说，却是可以使我们引为借鉴的。
5.修身治国知羞明耻
孟子不但是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还是一位讲修养的专家。在中国的古代，各种学派和宗教，都很重视修身养性，儒家尤其重视。孟子认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只有家齐，才能治国，只有国治，天下才能太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一套修养方法，而其中个人的修养更为重要。
孟子主张，要实行仁政，必须立足于孝悌。他说过：“孝和悌是仁义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都孝顺双亲，尊敬兄长，天下就可以太平”。“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便首先要反躬自责，自己的行为确实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会归向你。”孟子所主张的“孝悌”，当然是封建的道德规范，但是，尊敬父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对于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批判继承。
孟子认为，一个人要真正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人物，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的锻炼过程，即进行自我修养的过程。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这里孟子从唯心主义天命观出发，把艰苦的自我修养，看成是天意所然，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它理解成凡能干出大事业的人都必须经过艰苦的自我修养，就是正确的了。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竞兴养士招贤+的风气，而这些策士、说客，大多是玩弄权术的政客。孟子瞧不起这些人，他说过，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干机谋巧诈的人就是不知羞耻的人。有一次，孟子和他伺时代的一个策士，名叫景春的，展开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伟大人物呢？当时合纵连横之说，充塞诸侯国，景春十分推崇说客中的公孙衍（战国时著名说客，魏国人，曾佩五国相印）和张仪（战国时纵横家代表人物，魏国人），他对孟子说：“公孙衍和张仪这些人，真了不起，他们一安静下来，天下便太平无事，他们一发脾气，连诸侯都会害怕。”孟子反驳说：公孙衍和张仪这号人，根本不是什么大丈夫，而是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政客。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得志的时候，能够同百姓一起遵循着仁义的大道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也要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是理直气壮的；景春心目中的大丈夫是气势汹汹的，以势压人的，是不足取的。在封建社会刚刚形成的阶段，孟子就能提出这样一个不以个人的荣辱得失作为大丈夫的修养命题，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还针对当时养士招贤的风气，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讽刺。他给学生讲了一个“齐人乞食”的故事：这个齐国人，有一妻一妾，他每次外出回来，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妻子问他和什么人交往？他神气地说：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妻子不相信，有一次悄悄地跟在丈夫的后头观察，结果，发现他丈夫跑到荒郊的墓地，向那些祭扫坟墓的人讨残羹剩饭。他妻子很伤心，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妾，她俩就在庭院中咒骂，可是她们的丈夫回来时，还照样向妻妾摆威风呢！
战国时代，秦、齐、楚、燕，赵、韩，魏这七雄不断进行战争，继续争夺土地和人口，这些诸侯王怎么会相信孟子鼓吹的“仁政”、“性善”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后，于公元前311年（周赧王四年）带领着学生离开齐国，返回邹国，结束了他周游的生活；这时，孟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了。从此，孟子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苟列传》）。
《孟子》一书，记载了孟子及其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言论，共七篇。这部书说理精辟，文字流畅，它不仅是——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公元前289年（周赧王二十六年），这位被后世封建统治者称为“亚圣”的孟子，病死在故乡，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