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思格斯强烈反对个人崇拜，恩格斯在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让无产阶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有关拉萨尔的神话当成党的信念的象征。要和一些宗派组织有一个明确的区名。
马克思虽然一直流亡国外，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关怀有增无减，并且关心着德国的民主革命。
在马克思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后，他曾经对在德国工人中有较大影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工作，希望改变它的领导，争取它加入国际。
拉萨尔的信徒施丰泽1864年底在柏林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李卜克内西在其中任编辑工作，报纸的办报纲领中也没有典型的拉萨尔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意为它写稿。
报纸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上发表了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要求而写的《论蒲鲁东》一文，文章客观地指出蒲鲁东的功劳，同时也评述了他的错误。
不久马克思发现施韦泽仍然推行拉萨尔的纲领并为俾斯麦的统治效劳，就毅然断绝了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不再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而提出让德国工人在德国当时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单个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支部，它们人数虽不多，但在合作社、互助会和教育团体等合法组织的掩护下展开了工作。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国际作出决定，建议所有的工人学习《资本论》。马克思的这部“工人的圣经”，在国际这支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1867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后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他们利用这个全国性的讲台，揭露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制度和俾斯麦立宪的伪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德国工人中作了大量工作，逐渐摆脱了拉萨尔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
1869年8月，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并宣布该党的目的是废除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同时，国际工人运动也逐步壮大，马克思也因此为国际工人运动不停地操劳。
马克思通过国际和各国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仔细研究他们寄来的消息和材料，认真考察有关各国的文献和资料。对他们的斗争策略提出中肯的意见。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着无人可比的重大作用，享有极高的威望。
列宁说，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
马克思对国际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而他在国际活动中采取的斗争策略却是灵活多样的。他瞩目于运动的未来，又着眼于当前的实际，他珍惜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又不忽视各种思潮的歧异。他谦逊、朴直，从不提及个人的威望和作用。他悔人不倦，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培植出一大批优秀的战士。
马克思最厌恶那些脱离现实斗争的空谈家，认为他们的空谈和遐想只能消磨工人的斗志，损耗他们的精力。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要推动工人去进行严酷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提高认识和炼就本领。但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绝不能脱离工人运动所处的现实情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1865年马克思为伦敦代表会议准备的几条指示，就完全是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水平提出来的。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里曾谈到这件事：“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
会议的结果说明马克思的决策是正确的。马克思关于国际联合行动，缩短工作日、儿童和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和常备军的6点指示，在会上被大多数代表接受，并由大会作出相应的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活动中，始终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们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主要对准某派别进行说服斗争。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一段时期，他们主要克服了蒲鲁东派忽视政治斗争、反对消灭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后一段时期，他们主要粉碎了巴枯宁派否定权威、否定国家，企图一举革命成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阴谋活动。
总委员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马克思深知首脑对于指挥整个身体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国际工人协会一成立，他就着手加强总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核心。在他的倡议下，会议规定：不出席会议者不得选入总委员会，不出席会议而又不对其缺席表示歉意者则被认为自动退出委员会。这样就杜绝了那些沽名钓誉者钻入国际工人协会，并建立了一定的纪律。同时，在马克思的努力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盟员进入了总委员会。直到1865年春，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退出委员会，保证了一批先进无产者团结在马克思周围。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中，马克思极度蔑视抬高个人声望，也十分憎恶沽名钓誉。
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开展活动默默无闻地日夜操劳而不要任何荣誉。燕妮最了解马克思，她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谈到过这一点：“摩尔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辛辛苦苦地通过巧妙灵活的办法，在全世界面前，在一大帮敌人面前维护矛盾分子的统一，制止协会去干各种蠢事，使颤抖的一方胆战心惊，他在任何场合也不出头露面，不参加任何代表大会，他负担着一切困难工作而不要任何荣誉。”
的确，除了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虽然有几次他曾准备在会上发言，但当他发现别人发言对斗争更有利时，他总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别人，并积极帮助他们进行准备。
马克思始终认为，促使国际工人协会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而决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群众之中。
马克思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高尚情操感染了许多的人，但马克思只认为他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这正如他那句喜欢的格言：我是人，人所应有的我都有。
7.指导各国革命
1870年7月19日，在俾斯麦的挑动下，普法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的当天，国际总委员会开会作了讨论，决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宣言，表明总委员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马克思花了4天时间写成了宣言，7月23日经总委员会讨论同意，26日又提交总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宣言首先在伦敦《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接着以传单形式印行了1000份。由于宣言发表及时，谈的是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不久，总委员会决定增印1000份，并译成法文、德文，广泛传播。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分析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前途以及德、法无产阶级对战争应持的态度。马克思指出，交战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是为了本国王朝的利益而进行战争的。
1870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草拟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复信，由马克思寄往德国。信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德国资产阶级企图吞并法国领土的反动谬论，重申无产阶级对此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发表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侵略阴谋。
战争的发展，完全不出马克思所料，不久，腐败无能的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普鲁士军队很快转入进攻，打进了法国领土。9月1日，两军在色当会战，法军惨败，法皇拿破仑被俘。
消息传到巴黎，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和不满，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与此同时，普军在色当战役后长驱直入法国境内，很快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且直接向巴黎进逼。
巴黎成立共和国的当天，龙格就打电报告诉了马克思。这时马克思刚从海滨疗养地兰兹格特休养归来。龙格的电报马克思在第二天凌晨4点钟收到。过了一天，即9月6日，马克思又收到由巴赫鲁赫签署的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就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发表一份给德国人的宣言。当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写信给恩格斯，要他把有关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的英文军事述评寄来，以便写新的宣言时应用。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发表。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为了不让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得逞，迫使他们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和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让世界各国都来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同时，1871年3月18日清晨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视着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细心搜集和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马克思亲笔从20多种报刊中摘录了几十万字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个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犹太商人，秘密传递信件和口讯，与公社领导人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保持联系。
他们及时给公社领导人提出建议，指导公社进行正确的斗争。他们提醒公社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对付巴黎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向凡尔赛发动进攻，加强蒙马利尔高地北部的防御。马克思希望公社内部增强团结，克服非无产阶级倾向的影响。他们主张公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大城市去，发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参加共同的斗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发动各种工人支援公社的活动。巴黎起义爆发后，各国反动报纸都追随凡尔赛反动派散布骇人听闻的谣言。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广泛地揭露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诽谤和污蔑，宣传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向所属支部发出了几百封信件。
马克思对巴黎形势的发展和公社成立后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十分关心。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巴黎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公社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都愿意找他们商量、请教。
当梯也尔政府大举向巴黎进攻，公社领导人之一瓦扬告诉他，公社在抗击反动派方面人手并不短缺，就是缺少有领导才能的人。法拉格听后马上写信给马克思，想请马克思动员恩格斯到巴黎去参加领导工作。“为革命贡献自己的才能”，由于种种原因和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恩格斯未能去巴黎直接参加战斗。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斗争策略、军事防御，还是在社会经济措施方面，都对公社领导人提了不少宝贵的建议。
5月10日，俾斯麦和法夫尔在代表双方签订正式和约时。曾秘密达成了共同采取行动镇压巴黎公社的建议，这项秘密协议对公社自然十分不利。
马克思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知公社领导人，但公社没有认真考虑这些事情，最后革命失败。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判刑、流放和枪杀。成千上万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在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诬蔑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就面临着一个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而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引渡，维护流亡者的合法避难权，并想方设法使在国内还受到生命威胁的公社社员离开法国，逃往安全地带。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和有关人士去做英国政府的工作，要求英国政府给公社流亡者以政治避难权。但是英国政府十分狡猾，生怕得罪法国政府，因而对这一正义呼声不置可否。
1871年7月，为了统一安排救济工作，统一分配救济物资，总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参加的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的女儿燕妮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
马克思的热心关怀，使流亡者深受感动。不少人把马克思的家看作是避难所，是生活希望之所在。而马克思一家对一切来客也总是热情接待，慷慨解囊。不少流亡者为之感动，他们在马克思的家里得到兄弟般的款诗。但因此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又限入了困境。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在外部，它受到各国政府和反动势力的诽谤和攻击，它在法国被宣布为非法，它在德国的会员被判处徒刑，在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和奥匈帝国等地，国际工人协会都遭到了警察的疯狂迫害。罗马教皇也参加了对国际的反革命围剿，他号召天主教徒起来同“神的死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要先将国际的会员绞死，然而再为他们“祈祷”。
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国际内部，以巴枯宁分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同各国的反动势力相呼应，也想利用国际的困难处境来夺取领导权。
公社时期和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趁机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对国际的正确主张。巴枯宁本人一方面诬蔑支持公社是犯罪、愚蠢的，另一方面又胡说他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必须回答巴枯宁分子的挑战，揭穿他们的分裂阴谋，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确定无产阶级今后的行动路线和斗争方针。为此，恩格斯主张召开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这就为会议按正确方向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讨论筹备工作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先后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