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9月17日，代表会议在伦敦落幕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伦敦代表会议提高了总委员会的威望，加强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组织性和纪律性，沉重地打击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破坏和夺取领导权的阴谋企图。
伦敦代表会议的这次较量虽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已枯宁主义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不顾会议的各项决议，依然大搞分裂活动。他们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同时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
为了还击巴枯宁分子的挑衅，马克思写了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内部通告。用种种具体事例揭穿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来面目。
通过这一次的较量，无政府主义者的可惜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他们越来越孤立，但仍然十分猖狂，一场决定性的斗争迫在眉捷。
1872年5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召开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代表大会定于9月在海牙举行。
马克思深知这次大会任务繁重，它关系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存亡，因此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他写信给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瑞士和美国有关人士，收集巴枯宁分子搞分裂活动的材料，动员他们做好一切与巴枯宁分子作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9月1日，马克思在夫人燕妮和女儿爱琳娜陪同下，与恩格斯一起来到海牙。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因此引起了到会者的注目，也说明了这次大会的重要性。在同一天举行的预备会上，他高兴地会见了来自德国，瑞士、葡萄牙等地的许多老战友。
大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大会终于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决议。
恩格斯提出的把总委员会驻地迁往纽约的建议，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上做了说服和解释工作，也获得了通过。
大会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决定稍加修改后把它正式列入协会的章程，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再一次肯定了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对于反对权威、鼓吹自由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代表大会对长期进行分裂活动的巴枯宁分子作了组织处理，将其头子巴枯宁和吉纳姆开除出国际。
大会闭幕后第二天，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用德语和法语发表了演说，详细介绍了代表大会所完成的三项重要工作。
这次会议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对巴枯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后，马克思和家人一道返回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后，他和恩格斯一起忙于向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宣传大会的精神，解释大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马克思毕竟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首先是继续写作《资本论》，以便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马克思就这样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勤奋地工作着。他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除了吃饭或偶尔到外面散散步，总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埋头阅读、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这时恩格斯已迁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两人经常见面，常在一起探讨问题，商讨工作。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长期的劳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是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显贵的外表。
尽管如此，10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被反动派知道了。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普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从此以后，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的行动就受到奥地利警探的监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结束在卡尔斯巴德的疗养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巴斯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李卜克内西和海·朗姆的来信，说全德工人联合会建议同社会民主工党合并。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前者成立于1863年，是拉萨尔派领导下的一个组织，由于执行机会主义策略，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衰落，后者是1869年在爱森纳赫成立的，所以叫做爱森纳赫派。它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虽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基本上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
为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爱森纳赫派曾几次建议两派合并，但遭到拒绝。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对两派的迫害与日俱增，拉萨尔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又日益孤立，而爱森纳赫派却得到人们的拥护，影响不断扩大，组织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内外压力下，拉萨尔为了摆脱困境，主动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
爱森纳赫派答应了拉萨尔派的要求，并一起制定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和庸俗民主主义的纲领草案，作为合并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纲领。
纲领发表后，马克思看后非常吃惊，对草案中反映出来的原则性的退步，感到特别气愤。
对于两派的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认为合并必须做到对工人运动有利，关键是应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只有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原则和纲领路线为基础，合并才能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希望爱森纳赫派不要拿原则当儿戏。他们也充分估计到拉萨尔派的本性难移，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机会主义的立场，因而认为与其匆忙合并，不如先签订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
在对爱森纳赫派提出这些善意忠告的同时，马克思对两派起草的纲领草案进行了严肃而透彻的批判，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文件。它结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和策略思想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论述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空谈什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权利、公平分配时，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而从社会取回的。则是作了各种扣除后自己所给予社会的那些，这也就决定了这种社会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将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那时分配的原则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里，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将必然地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纲领草案》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也作了全面透彻地批判。指出《草案》宣扬的自由国家，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同时，马克思还对未来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经历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1876年7月15日，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地指导革命。
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中，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尤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故乡的一切往往具有特殊的魅力，更主要的是那里形势的变化，局面的创新深深地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
德国自普法战争期间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后，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不断扩大，实现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经过了对杜林主义的批判，也进一步获得巩固，党内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得到了澄清，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成就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慌，所以帝国政府想方设法置社会民主党于非法地位，党的组织被取消，报刊被查禁，几百名社会党人被驱逐出境，不少党员被企业解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德国大地，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考验。
对于敌人的疯狂迫害，党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惊恐、动摇情绪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出现了。
就在这时，流亡伦敦的莫斯特一伙人借机鼓吹无政府主义观点，要求党在客观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同当局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
为了澄清思想，帮助党的领导掌握住革命航向。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签发了一封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通告信》。
《通告信》批判了赫希柏格等人企图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不纯粹的党。指出，如果让这种人在党内占居显要职位就是自己出卖自己。在驳斥关于党应当走改良道路时，指出所谓改良，就是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抹杀、冲淡和削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很快克服了《非常法》初期的动摇，采取了秘密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党的各级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也于1879年9月28在瑞士苏黎世出版了。
1880年8月20日～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古堡城市维登举行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的动摇和混乱局面。大会把无政府主义头子莫斯特和哈塞尔曼开除出党。
1880年12月9日，倍倍尔等人到伦敦同马克思、恩格斯商讨报纸编辑人选和加强联系的问题，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接待。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种渠道给德国工人运动以帮助，使它克服种种困难在国内外的政治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除德国以外，马克思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也十分关心。
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暂时沉寂了一个时期。1876年后，流亡国外的一些工人运动活动家秘密回到国内，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876年和1878年初，在巴黎和里昂分别召开了两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
在第二次工人大会上，一位名叫盖得的社会主义者把一批代表团结到自己周围。盖得原先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受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友人希尔施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下，他知道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逐渐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
1877年11月，他和友人们创办的《平等报》宣布维护“集体主义”学说，在法国工人中产生较大的影响，报纸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日益明显，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
1878年底，马克思开始同盖得有书信往来，直接对他作政治思想工作。对于盖得在《法国革命报》上同龙格论战中的正确立场，马克思表示积极支持和赞同，并不因龙格是自己的女婿而偏袒。盖得对马克思的关怀和帮助不胜感激，表示最热情的钦佩，他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并希望不久能同马克思直接见面，共商大计。
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工业垄断地位逐渐丧失，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广大劳动阶层生活日趋恶化，工人运动有起色。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失时机地积极向工人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寻找适合英国国情的革命途径和方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是马克思、恩格斯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
从40年代末起，几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心并研究俄国问题，他们深知俄国在欧洲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深知俄国革命运动的任何进展都能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