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1—1695年），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字太冲，号梨洲。学者称南雷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一生坎坷，经历了明清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坚持民族气节，晚年过着与清政府不合作的遗民生活。
在封建社会里，黄宗羲是第一个公开宣称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而主张“无君”的人。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有人称它是“人权宣言”，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读了这本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他的书，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不仅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而且还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的思想。
黄宗羲的这种敢于“犯上”的叛逆思想，从小就略见端倪。据说，他小时候好学深思，最讨厌的是八股文章，最喜欢看诸子百家的书籍，更爱读历史小说。他母亲发现儿子爱看杂书，就告诉他的父亲黄尊素，其父却说：“开卷有益，让他去看罢。”这样，他从小就受到了反传统、反礼教、反强权这类著作的影响，培养了自己敢于反抗强暴的性格。
这种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为父亲复仇这件事上。当他14岁考上秀才后，便随父亲到了山东。他父亲黄尊素，是山东监察御史，眼看太监魏忠贤擅权专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便和当时东林党诸人，如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横行不法，结果被削职回家。、心狠手毒的魏忠贤，纠合同党崔呈秀、阮大铖等捏造“封疆案”，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先把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杀害，接着魏忠贤又派锦衣校尉拘捕和杀害了黄尊素、高攀龙、周顺昌等“七君子”。噩耗传来，全家悲恸。当时黄宗羲祖父还在，为了不忘报仇，就在黄宗羲出入的地方，写下这样的警语：“你忘记勾践杀死你父亲吗？”
黄宗羲19岁时，祖父去世。他为了替父亲报仇，决定只身去北京。他在袖子里暗藏一根铁锥，还写好一篇呼冤的文稿。此时，熹宗朱由校已死，崇祯即位。崇祯首先革除魏忠贤的阉党，魏忠贤自缢身死。崇祯褒奖东林党死难烈士，黄尊素也被迫劾为“忠端公”。但魏忠贤手下六个爪牙，即曹钦经、李实、许显纯、崔应元、叶咨和颜仲文还未审处。血气方刚的黄宗羲知道后，上书向崇祯帝控告。在刑部审判这六人时，黄宗羲也出庭了。黄宗羲见到许显纯时，怒不可遏，拿出袖中铁锥向许击去，许被打得鲜血直流。这六个人犯中的李实，事先派人送给黄宗羲3000两金子，只要求黄宗羲说明，李实是受魏忠贤的指使，而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黄宗羲坚决拒绝，并当场加以揭露。结果这六名爪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从此，黄宗羲为父报仇、为国除奸的勇敢行为传遍了北京城，传遍了全国，人们啧啧称赞他是一位有烈性、有胆识的青年。
黄宗羲父亲的冤案虽已昭雪，但通过这件事，他看到了明王朝的腐朽，明王朝难以救治。于是他隐居家乡。发愤读书，并遵照他父亲的遗嘱，拜刘宗周为师，规约吴越一带读书弟子60余人，俱从刘宗周受学。从此，黄宗羲学有所成，走向社会，对旧传统、恶势力进行了坚决反抗。首先，他在南京由周介绍加入复社。其宗旨是：“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不久，他和太仓人张溥、张采，都成为复社的主要负责人，并和复社名名士杨廷枢、陈子龙、吴传业、沈寿民等人时常往来，左右江浙的舆论。
后来，阉党阮大铖在南京四处招摇，图谋东山再起。这时复社名士陈定生、吴应琪草写了《留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阴谋，要求把阮驱逐出南京城。《留都防乱揭》由顾杲、黄宗羲领衔署名，共计40人。这些人大都是复社名士。阮大铖从此对陈定生。黄宗羲等人怀恨在心，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城，崇祯自缢。不久，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在南京阮大铖和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朱由崧为福王，年号弘光。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朝政，排斥刘宗周等忠良之士，继而搜捕复社爱国志士。刘宗周和黄宗羲即逃出南京。不久，清兵又攻入南京。黄宗羲目睹清兵铁骑对百姓的蹂躏愤而毁家纾（解除）难，和浙东人民团结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
清兵占领苏州、杭州之后，浙东各地纷纷组织义军抗清。黄宗羲也在余姚黄竹浦组织青壮年数百人为义军，沿钱塘江布防。老百姓称呼他的义军叫“世忠营”。后抗清失败，黄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隐居在化安山的古松流水之间，用功研究算学。后因他的老师殉难，原老师讲学的正人书院无人主讲，他于是重整正人书院，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培植一代正气和学风。从此，黄宗羲拒不做官。
清王朝统治了全中国之后，为了达到“以汉人统治汉人”的目的，改高压政策为怀柔政策，广罗有民望的明朝遗民。康熙十八年（且679年），下诏征海内博学鸿儒，但黄宗羲以死坚辞。接着清廷设馆修明史，又礼请黄宗羲，他又坚辞不出。他只答应他的儿子黄百家与他的弟子万斯同，去北京明史馆“参订史事”，清廷只好派人到他家里，抄录他所收藏的有关明代史事资料。
黄宗羲先后在正人书院、宁波、海宁讲学。在这些地方讲学五年，后又到苏州讲学，声势很大。
黄宗羲晚年坚持民族气节，过着与清政府不合作的遗民生活。他规定的遗民操守是：“绝对不当清朝的官。”他对明朝的灭亡，怀着沉痛的心情。他在《卧病旬日未已间书所忆》中写道：
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将。
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
这首诗体现了他怀念抗清死难挚友的悲愤的心情。
黄宗羲临终之前的一个冬天，他深感自己的身体一天天瘦弱，就在他父亲坟墓旁挖一穴，穴中仅置一石床，不要棺椁嘱咐他儿子在他死后，就陈尸其上，为的是“身遭国难，期于速朽”。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秋夜，黄宗羲在房里读书时，偶感风寒，病了几天之后，就怀着亡国的隐痛，离开了人间。他至死不忘国难，坚守气节。
黄宗羲留下了许多著作，重要的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匡庐游录》和《思旧录》等。他的划时代的反帝制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写于他54岁时。他博通经史、地理、天文、历法、文学、音律，是一位学识全面而渊博的学者。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集中反映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他以愤激的笔锋抨击封建君主制，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惟一的害民之贼。他明确指出，“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当君主未取得天下以前，就“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当君主的还说他“固为子孙创业也”。当君主取得天下之后，就“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还厚颜无耻地说，“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而，实际“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话在300年前，是无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今也天下之怨恶其君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有”。这种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思想是他总结宋明历史教训写出来的，也是我国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因素增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他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以万民之忧乐为主的重视民权的民主思想，并追求天下大公的理想社会。他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但这并不妨碍建立天下大公的社会。关键是在每个人的私利，要与天下人的私利协调起来。这样，天下之利就是公利，公利也不包括了个人之利。君与民的利害一致，一人与天下人的利害一致，就是天下大公。在这里他提出的君是为天下人谋利的君，则老百姓的公仆，这是他的新见解。同时又提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工是圣王之所欲的，商又是通有无的。”
这种工商皆本等进步的经济思想，闪烁着思想家智慧的火花。
黄宗羲对文学有研究。他反对八股文，也反对明代前后七子形式主义的文学。他在《明文案序上》中指出，为什么现在的文学没有像以前那样繁荣兴盛呢？“此无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科举考试），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人重视文学艺术，不能兴盛，是不足为怪的。
黄宗羲又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是一位科学家。阮元《畴人传》这部专门记述科学家传记的书，就有《黄宗羲传》。他著有《鲁元年大统历》、《授时历故》、《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新推交食法授历》等书，这些著作对清初的天文历算有一定的影响。
黄宗羲十分重视史学。他叹息“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他自己从来是把史书看做经世之业。
黄宗羲史学著作，计有《明史案》（240卷）、《隆伍纪年》、《赣州失守记》、《纪武争立记》、《鲁纪年》、《舟山兴废》、《永历纪年》、《赐姓始末》、《张玄箸先生事略》、《行朝录》、《弘光实录销》、《思旧录》、《宋史丛目补佚》3卷、《明史案》300卷等。
梁启超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现行的《明史》，大半是万季野的稿本，而季野之史学，实传自梨洲。”这一段话肯定黄宗羲对史学的贡献及其影响。
总之，黄宗羲身处逆境，坚持民族气节，通过著书立说，记载抗清殉难志士生平，表彰忠节之士；通过揭示明朝的失误和弊政，提出改革办法，以炽热的爱国热情昭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