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车出敦煌城往东，行十几公里又南折，驶入了一个偌大的荒漠。左手边是无垠的戈壁滩，铁灰色一直铺到地平线。零星的骆驼刺也是铁灰色的。阳光已经脱去朝色，呈现出它本来的颗粒态，但透过打开的车窗，还是能够闻到它早晨清新的味道。右手边不远的戈壁尽头就是沙漠。多美的沙漠，我仅仅在照片和影视里看见过，连绵起伏的线条可谓婀娜，而舒缓的沙体有着与女人身体相同的律动与沃若。迎面是山，开始遥远，横卧在地平线上，渐渐地站起来，不是一座，而是从东向西绵延的一群。也是铁灰色，间或散布着阴影。一切都清清楚楚。汽车在荒漠奔驰，但又不像是从嘉峪关到瓜州奔驰在一个巨大的空无里，而是奔驰在一个可以把握的有限里。慢慢站起来的山脊上的一座塔已经非常显眼。公路汇合到了一条枯河边，对岸就是沙漠。从来没有离沙漠这样近，视线可以尽情地抚摸，它的脊，它的棱，它的角，它的宽广的胸脯，它的腰，它的妖冶的面靥……莫高窟就在前面，已经能看见河谷里的绿洲。
8∶20，汽车在停车场停下，我从车里下来，隔了李宁运动鞋的双脚踩在了莫高窟的地上，头、面颊、颈项和穿着短袖的手臂浸润在了莫高窟的空气里。空气凉凉的，但还不至于刺骨。“还不至于刺骨”，恐怕要算是莫高窟的精髓了，也要算是佛教的精髓了。
下车的人都在奔忙，包括先到和后来的，他们像是掉进热水的冰块，要迅速地溶化。我停下来。身边是结了籽的芦苇（是芦苇吗），面前是大泉河——足够地宽阔，也还没有断流，河水流淌过的轮廓很像是遗迹。对岸是修长得几近直线的绿带，主色是绿，但已经开始泛黄——绿带也如河里的水，越往下游越显式微。背后沙崖上那一群洞窟，点出了这个绿洲的主意。
我在河沿边的石头上坐下来，逆流往上看，看见一片深邃的绿洲，目测到至少三个以上的树种。阳光再不是戈壁滩的味道，多了清新的水汽，也染了树林的绿。从树林的顶梢看过去，可以清楚地看见九重天金黄色的塔顶。
慢悠悠地走，不用去管时间。天空、树木、空气、阳光和大泉河都成了呼吸的元素。关心的也不再是那些我尚未看见的洞窟和洞窟里的雕塑和壁画。我知道，那些雕塑和壁画（包括流失海外的经卷、绢画和幢幡）差不多支撑了整个敦煌学，但敦煌对于一个刚刚抵达大泉河畔的具体的人又有什么用？他首先要呼吸，不只是用肺叶，也用皮肤、手指脚趾、头发和眼睛。把洞窟的那些雕塑和壁画留给爱它们的人去完成他们的学问吧，我只要包容了莫高窟的大泉河谷，甚至不是要，仅仅是“在一起”，坐着或者漫步，经过。
绿荫落在身上，或者看着绿荫落在河沿和台阶上；佛塔修长的影子落在脚下，与树木的影子交错；一个人影晃过，两个人影晃过，塔影和树影依旧是那么娴静。还有那些最简单的颜色，铅灰和绿，洒满阳光的铅灰和绿，也是无比地娴静，不管在天际的山峦还是在眼前的佛塔，也不管是河岸的一垄弱绿还是石窟门前的一片盛绿，都娴静得让人看见沙粒状的神性，轻浮在绿的表面或树枝的空隙。最动人的是那几条线条。大泉河的线条——河岸线是一种，绿洲是一种，河床里水流的遗迹是一种——力量消失了，受力的样子留了下来。鸣沙山的线条像是亘古的，从东、西、北三个方向与蓝天接壤，而在它的底下便是人类宗教与艺术的极端的宝藏。
终究还是要去看石窟的。我们是散客，由一个体态丰满面庞中庸的女子导引。她略施粉黛的白面和整齐的职业裙装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解说的机器。客观地说，莫高窟也是有灵性的，特别是一些早期塑像和壁画，几乎每一根线条都插了翅膀；可是听一个中规中矩的女子讲解，灵性就消失了。她只知道把自己从旅游手册上背下来的解说词和编了号的石窟对照，告诉我们一些程式化的概念。我知道，国际国内对于这些石窟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要想知道每一窟的内容和来龙去脉并不困难，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上，不如一个人走到边上或拖在后面多看几眼那些塑像和壁画，多琢磨琢磨那些佛的目光和飞天的意味。
我记得的有第45窟的菩萨像。这个菩萨好像不是主角。为唐开元前后所造。“S”形的身姿要比我遇到的所有的讲解员都生动。体态婀娜、丰盈健美，肌肤莹润细腻，面相年轻。即使在暧昧的光线里，即使在一千二百多年过后，我依旧能感觉到它肌肤的弹性。它恬静慈祥的神情，开放的胸襟和腰胯轻薄的罗裙，都传达着那个时代的气质。
我在第158窟里呆了很久。是最著名的涅槃窟。侧卧的释迦牟尼睁着双眼，既不是在沉睡，也不是若有所思。袈裟上的褶皱像是刚刚静止。我站在他的面前，意识到这是一个时刻，我与释迦牟尼遇见的时刻。其实不是释迦牟尼，是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化缘已尽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类所梦想的超越生死的境界。
两批游人都走了，我还留着，我试图看见那已经消失了的一抹时光，像夏夜的星河，在靛蓝里生生息息。已知生命只有生死两态，但我面前的这个侧卧之人创造出了非生非死的第三态：涅槃，或者永恒。也许这不是理想，而已经是一种存在，就像我们感官所能捕捉到的，它是在我们认可的时空里开辟出的第四维度的生命存在方式。
石窟里光线还好，整个石窟呈一口棺材的样子，佛和众生都是金色。离开的时候我看了佛的脚，脚趾脚板所沾的恒河流域的泥土已经被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洗净。
在第407窟，我抬头望见了三兔飞天藻井。整个是一匹方状壁毯。中心为一朵八瓣大莲花，花心是三只逆时针飞奔追逐的兔子。飞奔的兔子就是时间，它们与莲花的造型酷似钟表。莲花四围是环绕飞翔的八飞天和旋转的天花，飞天的方向与兔子飞奔的方向一致。光线很暗，踮起脚也看不清飞天的脸，就穿着和头饰看，好像是四男四女。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不一样的东西，做着不一样的动作，看上去颇有故事。
第272窟和第275窟也有飞天，我看见过，好像也有男性，这和我平常的经验不一样。在我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印象中，飞天全都是奔向天国的美女，她们不长翅膀和羽毛，要借助云彩但不依靠云彩。她们有窈窕的身姿，赤裸胸脯，有飘扬的大巾和拖得很长的罗裙，有高耸的发髻和樱桃小口。
我是望着石窟外面树枝上的阳光看完第428窟萨墔太子本生故事画的。画没有什么，有什么的是故事——舍身饲虎，虎无力啖食，又用利木刺身出血跳崖，让饿虎舔血后啖食其肉。人是故事的主角，但故事的深度又是人不能到达的。
看过几门石窟，停下来站在石崖二层、三层的走廊上眺望。我爱这些走廊，它给了我一点浪漫。随便看，随便走，向南视线可以抵达石窟的尽头乃至山脊、蓝天，向东一路可以看见树枝投在石窟门上的影子和山崖上方被阳光照耀得如同海盐一样雪白的沙漠。走走停停，不许拍照也偶有偷拍，思绪不时沉迷在石窟岩壁的树荫里，不时又停留在门额粗糙的沙粒上——是什么年代什么力量造就这砂岩？是什么年代什么东西让经过这片绿洲的人停下了脚步？
我很在乎第一个在这大泉河畔停下来的人，不管他是翻南山过来的还是穿过我们看见的沙漠和戈壁进来的。传说这个人是苦行僧乐尊和尚。他或许不是一个人，或许是一个驼队；他不一定是这个驼队的头儿，但他一定是这个驼队的精神领袖。他是创造莫高窟的第一人，就像斯坦因是研究莫高窟的第一人一样，了不起的First。是像我一样在中秋的一个早上，还是像斯坦因一样在初春的一个午后。传说乐尊和尚路过三危山，看见“状有千佛”的“宝光”，脚步便停在了在这片绿洲——是感官的，也是心念的。不是要在这鸣沙山崖留下不朽的佛尊，而是要用佛尊临摹“宝光”（也是心念）——下细去想，这真是一个近乎孩提之梦的冲动。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魏晋南北隋，一直到唐宋。乐尊和尚不是一个抽象，而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本来在某个家族的遗传链里，但因为做了和尚，这链条便断了。这个伟大的早晨或者午后，一定也躺在万年历的某个位置，有一点折皱，有一点磨损，但墨迹依稀可辨，比如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9月23日。
这样的遐想是快乐的，能把你带往一个没有质量的莫高窟，能将你带离你自己的肉身。
要离开了，并不感觉被莫高窟牵绊。从九重天前面的出口出来，看见接近晌午的天空更蓝了，落在地上的树荫愈加清晰。三危山变得很矮，仅如土夯的长城。
突然想起1907年斯坦因看见的莫高窟的景象。颓废颓废颓废。可以从斯坦因拍摄的照片上看见。还有久远的时间风化、剥离出的整体的荒。沙崖崩裂，窟门坍塌，流沙堆积，底层的石窟被掩埋。那是一种濒临灭绝的悲剧的美。
1944年在民国政府手里成立了敦煌研究所。敦煌研究所其实就是莫高窟研究所。1949年政权更迭保留了下来。1957年到1979年，研究所都做了些什么，居住在莫高窟的每一个人都做了些什么，高尔泰在他的《寻找家园》一书里做了血泪斑斑的记载。这不是一个早晨或下午的疼痛，而是三十年有余的疼痛。这不只是佛尊、菩萨的疼痛，更是活鲜鲜的生命的疼痛。
莫高窟是有疼痛的，不去想却不能感觉。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看见过王圆箓王道士的照片。也是斯坦因拍摄的。王道士站在屋檐下的石凳上，阳光如我眼前一样好，贴在王道士背后柱头上的那一片如同金箔。王道士穿着长衫戴着伊斯兰无檐帽，面对太阳有点睁不开眼。第17号窟还保留着木廊，我两次进出藏经洞，光线昏暗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在1907年5月的斯坦因眼里却是一个足以令人颤栗的宝库。读斯坦因的《发现藏经洞》，发现他是多么地热爱那些宝藏，整个从王道士手中获取宝藏的过程充满了心理较量。这个较量里有对莫高窟艺术尊重和王道士人格的承认。斯坦因用牛车把他认为最重要、最精彩的经卷、绢画和幢幡运回了伦敦，用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了处理。王道士是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宝藏的，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看看那些从莫高窟运往兰州的宝藏的命运就明白了——大量经卷、画卷成了沿途官员哄抢、赚钱的宝贝，斯坦因1913年再来时在许多地方官手头都买到过。
选自《滇池》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