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现是我母校的耻辱，是中国生育史上的奇迹。
作为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人，没有从事自己的老本行，却当了一名记者，而且同行们抬举说我业务不错，这让多年来母校计算机专业都难以招生，因为大家觉得像我这样是被逼上了绝路，让孩子读学校这个专业准要吃亏；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七十二岁，母亲六十八岁，按照医学上来说，他们都已经错过了人类生育的年龄，可是我就在这个时候出生了，因此连我自己也怀疑自己是父母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或者就是个外星人。但从我走过的二十八年来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进入报社后四年，因为我有诗人的情感、计算机专业缜密的逻辑思维，正是基于我写稿的严谨，2009年夏天，我被报社派去采访关于纪念解放贵州六十年的特别报道。这个报道由我采访有两个原因：一是放心我写稿，不用担心出错，大不了让我发表一些“大海啊！你他妈的全是水啊”这样的感叹，无伤大雅；二是这个采访的稿费极低，其他记者都不愿去。
我采访的对象是老红军王光明，可见到老人才发现他并不是人如其名，他永远没有名字这样响亮，因为他是个瞎子。老人在介绍自己的名字时，故意将“王”说成“望”，并在我的手心儿写下“望”字，然后得意地笑了。把王光明说成“望光明”，这并不是有多少含金量的智慧，但是他得意地笑了，很开心。他为什么不把自己调侃成“亡光明”，大抵他心中对自己的眼睛充满了希望。
老人参加过解放贵州的战争，当时解放军在贵州剿匪异常艰难，在那里很多战士都死了。接近尾声，我出于职业敏感问老人的眼睛怎么瞎的，是不是在战争中打瞎的。这时老人的声音一下子颤抖起来。他说他的眼睛不是打仗弄瞎的，而是遇到一个人后，他的眼睛就瞎了。接着，老人说起了那段奇特的经历。
当时他和部队行进到黔西北水打沟和七星关附近时，被这里的土匪重创，一些重要的军队领导人如夏曦也在这里牺牲了。王光明在剿匪过程中受伤后，由于部队行军很急，所以将他留在了当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牛，一家三口，男主人叫牛倌倌，女主人叫秦妮儿，此外还有一个老人叫秦腔，是个瞎子。
牛倌倌这个人看上去四十多岁，一脸富态，一点儿不像普通农民，而像一个隐藏的富贵之人。
“这家人对我很好，但他们说话的方式很奇怪，秦腔和女人对这名男子都恭恭敬敬，而且有一次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当着我的面都叫他牛老爷，一次秦妮儿竟然叫这个男主人麦旺。我当时起了疑心，但我想可能是当地有找干爹重新请人取名的习俗，因此不好过问。几天后，我的伤稍微好些了，准备出去走走，可是就在我走到这户人家门前的河边时，看到这户人家的主人牛倌倌，正在河里洗澡。他赤裸着上身，后背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文身。以革命人的经验看，我认为此人是个敌特。可是，我刚转身要走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片亮光，光芒雪亮照得我睁不开眼，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已经被同志送到医院，我的眼睛就这样瞎了。医生说我是被人用锋利的刀割瞎了双眼。后来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我们的连长，但是连长并不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谁能够一刀把人的双眼割瞎的，而奇怪的是他派人去我出事的地点找那户人家时，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样一户人家，那里压根儿就没有麦、秦这两个姓。后来我才知道在当地民间有个传言，说能用这种方法伤人的是麦旺，是个匪头，他会法术，能瞬间将人杀死。”
老人家讲得很真诚，他说后来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前些年他在贵阳的甘荫塘附近遇到一个人，这人说话的声音虽然苍老了，但是他听得出是那个叫牛倌倌或者叫麦旺的人，可惜的是他瞎了眼睛，根本无法追上对方。
老人讲的未必是编造的故事，但是它却过于传奇，与我们报道的主题格格不入。我向我们记者部的主任汇报这件事。主任说，你就当在小说上看到这个情节，忘掉它吧。在报社快节奏的工作下，我过了两天也就忘却了这件事，而且比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忘得还快。
就在做完采访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二姐的电话，说二姐夫被车撞了，住进了骨科医院。我立即赶了过去，好在二姐夫的伤并不严重，只是韧带受了伤。由于车主负全责，有人负责衣食住行，二姐夫就安心在医院里住下了。住院的第二天，二姐的公司里出事，她得赶回上海处理，于是照顾二姐夫的任务交给了我。幸亏记者这个职业时间相对宽松，我一有空就到医院看望二姐夫。
在此过程中，我认识了他邻床的一位老人，老人已经住进来二十多天，他主要是哮喘，咳嗽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缩成一团，不咳嗽的时候也还神采奕奕。据老人的儿女介绍，这位老人已经一百零七岁，但看上去和九十岁的人相差不大。可是当他们继续介绍老人的名字时，我愣住了，他竟然就叫麦旺。
我问他们家是不是住在甘荫塘，老人就笑了，问我怎么知道他住的地方。我就掐头去尾地讲了王光明的故事，老人哈哈大笑，他说：“我就是麦旺！”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是第二天，我刚踏进报社会议室，二姐夫就打来电话，说他邻床的麦旺老人要见我。我忙完报社的事，就赶到医院。
在医院里，这位老人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隐姓埋名五十三年后，在前年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后来，老人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记者，见多识广，你知道现在毕节附近的人们过得如何了？”
我将前几天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内容告诉了他：“那里许多人都能用英文流利地背诵《圣经》。而且有一个叫水打沟的村子，被大家称作‘状元村’，村里已经出了五个高考状元，远近闻名。有专家认为，是传教士麦格理他们在那里兴办学校、医院等，让那里的人们较早接受了现代文明，因此，很多人都在写文章纪念麦格理，其中还说有个传教士叫南科夫……”
我还没说完，就被老人打断了。他问我是否听说过一个叫做希拉里的女医生，我告诉他，文章里提到，希拉里和梦当娜医生给当地的人看伤寒病，结果自己染上了伤寒，已病亡。麦旺就呆住了，低着头足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过了半晌，他才有些沮丧地说：“希拉里是个好人。实际上，那些学校和医院都是我出钱出地办的。要是时间允许，我真想再回水打沟看看。”
我准备问他详细情况时，被他的家人阻止了，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有看到老人这样沮丧过，他们担心我再和老人交谈下去，会影响老人的心情。
由于姐夫在医院里每天都要接受一次腿部理疗，有空我就陪老人联天，我们聊了整整十五天，老人将他的传奇故事都告诉了我。就在他的故事讲完的那天，他坚持让儿子把家中他写的书拿过来，整整二十四本，这些书都是毛笔小楷，显然写得很认真。他坚持要把这几本书送给我，并给我写了赠送的书函，这样他的后辈就不能将书要回去。
而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让我找到当年留在贵阳的远征军，然后去看看他们。他说，这些远征军都在贵阳安了家，他们的后代就在贵阳的喷水池附近，应该是混血儿。
我对这个故事本身就感兴趣，于是第二天去省档案馆和地方志办公室查阅资料，可是翻了整整两天，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献。恰好贵阳将喷水池的中心环岛拆除，于是报社又安排我去做“关注喷水池”拆迁的报道。在采访过程中，我遇到了每天负责给老喷水池开水关水的曾小强，无意间他说他就是远征军的后代。当天晚上，我就请曾小强吃饭。酒足饭饱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要找的人，那就是他的奶奶。他的奶奶以前在翠柳巷卖丝娃娃，是一名远征军战士在贵阳找的媳妇。
我原以为老人会给我讲她年轻时的故事，但我错了。
当我说起“麦旺”这两个字时，老人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一把将我推出门外，恶狠狠地说：“你滚吧！再来我们家打死你！”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人的丈夫是远征军的特工，名字叫卡诺科夫。而“麦旺”这两个字成为他们家族的“禁词”，因为她的丈夫被这个魔鬼割瞎了双眼，他们不想这个魔鬼影响自己平静的生活。
后来有一天，我再去医院看二姐夫时，邻床已经换人了。姐夫说，头天晚上那个老人突然咳嗽晕倒，他的家人叫来医生抢救一番后，老人走了，他的家属也跟着殡仪馆的车将老人送走了。
回到家我整理老人留下的文字，加上远征军的老人们的讲述，写下了这个故事。
我写这个故事有两个目的：一来让大家了解那个时代，二来让大家看到这个老人一生也留下了闪光之处。
我的故事写完后，麦旺家的两个孙子坚决要看稿子，说怕我写出有辱他们祖先的事。我起初拒绝了他们，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无疑问是沾染了一些中国官员的气息，动不动就要审稿。这说明对方对我不尊重和不信任。曾经我采访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时，我问对方是否要审稿，他和他的助手都十分惊讶，因为在他们的国度里从来就没有审稿这个概念。但是麦家后人的觉悟显然比布莱尔要高，我左思右想，最后应允了他们。我把初稿发给他们看后，他们没有任何异议。
但是后来，在我就要把稿子交付出版时，他们突然改变主意，要求我不要出版。按照贵州话来说他们是在“使蹩脚”（在背后阴人），于是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认为这是一本小说，不是一本传记。
后来，这事不了了之。虽然小说是根据麦旺的讲述和他给我的材料写成的，但为了避开麦家后人的纠缠，而虚构了麦旺这个人，或者说虚构了这个人的名字。多年当记者的职业敏感告诉我，这个故事真实存在过，只是故事的主角不叫麦旺，或者他根本就不姓麦。
而现实总是让人感觉到残酷，等我有空闲打电话给王光明老人，准备把故事讲给他听时，他的儿子告诉我，老人已经走了半年。
于是，我用这种遮遮掩掩、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方式将那位在医院里邂逅的老人的故事讲述出来，十分无奈，但能讲出来总比烂在肚子里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