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都是万恶不赦的人，给个机会申辩一下就已经仁至义尽了，就算是表现人道也表现得够充分的了，竟然还这样拖延时间，这种审判不是忸怩作态、装腔作势是什么？对于这种表演，应该立即纠正，对于这些战犯，应该“立即惩戒，乃为上策”。
战败国日本的平民，也有看不过去的。他们感到又好笑，又荒唐，因为法庭雇佣了400多人，消耗了上万吨的纸张，竟然是在为“不可辩护的战争嫌犯而辩护”。
事后，美国的《本周间》杂志做了一次统计，光是审判土肥原等战犯，联合国就花掉了2000万美元。如果把战犯们和证人们的供词，用一张张纸连接起来，其长度可达1000万米以上。用于拍摄审判的底片，长205米。
可是，美国已经把台子搭出来了，不能说撤掉就撤掉。尤其是土肥原等人的辩护律师们，依旧心怀鬼胎，想方设法地拖延着时间。土肥原的律师沃伦口才甚佳，擅长辩论，他常常高谈阔论、强词雄辩，节外生枝的本领让人愤慨而又望尘莫及，几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能凭空生出一两个小岔子来，白白消耗审判时间。
沃伦还和其他战犯的律师伙同起来，对法庭说，他们没有时间准备抗辩的材料，为此，请求法庭休庭6个星期，给他们时间找材料。庭长韦伯就被他们的“疲劳轰炸”搅迷糊了，身心疲倦，马上准许了他们的请求。这一下，他们又得意了一回。
在沃伦的指导下，土肥原的抗辩材料，大事全淡化，大罪全忽略，一门心思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而且，无限蔓延、扩充，没几句正经话，没几件正经事，但仍然是连绵的一页又一页。
不过，尽管土肥原的律师团想把法庭的注意力引到较轻微的罪行上，但公诉人也并不是吃素的。土肥原担心的另一个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
这个问题与板垣遇到的问题一样，都关乎战犯。
1944年，土肥原担任日军第7方面军司令官，任期为一年。这一年，按照他的说法，是他秉着赤诚之心闷头工作的一年。丰富的中国工作经验，使他极其“关心体恤”当地人。当海军想要征用当地土司的赛马场，将赛马场改成飞机场时，他当即否决了！怎能不考虑土司的地位、照顾土司的体面呢？得知海军已经擅自动工了，他更是不能容忍，勃然大怒，又喊又叫，反了天了！滚一边占地去！他这样老成持重的人，不常发怒，这次一怒为百姓，是他“赤诚”所致。
可是，这一年，却恰恰是土肥原最担心法庭讯问的一年，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严重的性质在于，他们并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战俘营里。
不过，尽管战俘营内白骨森森，但土肥原的美国律师一口咬定，土肥原只负责作战“攻敌”，也就是攻打律师所属的国家。另外，由于土肥原深知“国内一滴油等于一滴血”，为了使国人少流一滴血，还要忙着将占领地的石油、橡胶、锡等物资运回日本去，所以，哪有时间过问战俘营的事情？
既然土肥原不过问，那么，也必有过问的人，是谁好呢？土肥原的辩护律师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即土肥原当时的顶头上司，因为这位上司已经因病一命呜呼了。
对于这种抵赖，公诉人已有准备。他说，即便土肥原不过问，他对这种情况也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日本有专门的机构，专门负责日军设在各个国家的战俘营，另外，还设有地区性战俘管理中心，这些机构每个月都向土肥原汇报战俘营的情况，所以，他不可能不了解真相。还有证据表明，他在1943年亲自视察过一些战俘营。
由于实在无法绕开这个问题，原来是安排出庭证明土肥原“清白”的一个证人干脆就承认了，说土肥原是知道一些情况，也视察过直江津等战俘营，但也积极对待了战俘的医疗问题，尽管许多日军部队的条件也很艰苦，可“宅心仁厚”的土肥原大将还是专门为战俘请来了军医，调集了药品。
但法庭掌握的真实情况却是：位于本洲岛北岸的直江津战俘营，在1942年入住了第一批澳大利亚战俘，有200人左右，他们每天的口粮都是固定的：干轻活的战俘，可获500克由15%的大米、60%的大麦、25%的玉米组成的粮食，干重活的战俘，会稍多一些。他们享受不到任何医疗待遇，每日接受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毒打。有60多人因为没有医疗救护而死亡。越来越多的虱子、臭虫等寄生虫，又加快了疾病的传播。而国际红十字会寄给战俘的300多双鞋，都堆放在仓库里，当寒冷的冬天到来后，依旧没有发放给战俘。
也就是说，土肥原视察过战俘营后，非但没有改善战俘的状况，反而恶化了局势。
临死前的咄咄怪事
历经两年多的审判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的秘密量刑阶段。
判给土肥原贤二等人什么样的刑罚呢？11名法官的观点出现了分歧。
法庭只规定了统一的诉讼等程序，并没有固定统一的量刑根据。因此，量刑的尺度在11名法官眼里，长短不一，他们各自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都想以此作为主导，因此争得面红耳赤。
有的法官所在的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他们不主张处死战犯。
澳大利亚庭长韦伯，主张把土肥原等人搁到荒岛上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凄草毒虫，让他们自生自灭算了。
最被土肥原等人瞧不起的印度法官巴尔，竟然主张以佛祖之心，拥抱战犯们，要普度他们，谅解他们，无罪释放他们，“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想来印度还不会傻到去讨好战犯们，因为即便如此，战犯们也是连印度的讨好都要讥讽的。
中国法官梅汝璈誓死不同意。他说，中国在“二战”中受侵略之苦最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遭到屠杀，谁来为他们主持公道？若不判处土肥原等人死刑，他就只有蹈海明志，一死谢国人，用生命抗争正义。
最终，11位法官中，虽然还有5人反对死刑，但终有6人赞成。于是，1948年11月12日下午，土肥原终于等到了他的结局。
判决书读完后，法庭开始正式宣判。
土肥原是第二个听宣的，他依旧摆出从容不迫的模样，走进法庭后，稍稍站定，然后弯下他那肥胖的矮小身子，向审判席郑重地行礼致意，继续伪装他的“诚恳温厚”作风。之后，他把前面桌子上的耳机戴上，保持立正不动的姿势静听。
“被告土肥原贤二，根据你被认定有罪的起诉书所列内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一句话，风云变色，诸般皆非。二楼的许多旁听者都带着一丝快慰紧盯着土肥原看。
土肥原摘下了耳机，注视审判席，在众人磁铁一样的目光下，做作地再一次弯下了他那小秤砣一样沉甸甸的身体。在敬礼后，故作镇定地退出法庭。二楼的旁听席骤然苏醒过来了，旁听者发出欢快的声音，好像冰河开化了。
判决书中，有长长的两大段，专门叙述了土肥原在日本侵略史中的种种劣迹，如：他是“九一八”事件的主犯，他协助执行了板垣的政策，是事件的总顾问和发起人；他和板垣同为“满洲国”和汪精卫伪政府的主要策划人等。由于毒品事件性质严重，判决书中，还专门列有“鸦片和麻药”、“在华贩卖毒品”两个篇章。
尽管如此，溥仪仍然认为判决书不全面。几年后，他说：“土肥原是一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从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后，开始飞黄腾达。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中都没有提到，可以说，在他的事业巅峰期，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他拉拢马占山一事。”
宣判绞刑12天后，11月24日，土肥原与家人告别。他把一首有名的日本诗歌赠送给了儿子，诗曰：“宝贵的生命来时如泡沫，去时如秋草上的露珠。”
但是，虽然土肥原进行了最后的道别，可是，他并非像他表面上呈现的那样心如止水。他心里并没有接受这个判决，正琢磨着如何逃避绞刑。以美国律师沃伦为首的辩护律师们，都在帮他出主意。很快，他们采取了一个让人咋舌的举动：向美国最高法院递交上诉书，表示对原判决不服，要求重审！
更不可思议的是，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竟然接受了上诉书！他自以为是地把土肥原的上诉书呈交给了美国最高法院！
土肥原的无耻做法，立刻被内大臣木户、前外相东乡等战犯视为绝顶聪明，赞叹不已，也追随仿效，炮制了上诉书，递交上去。
面对这些奇怪的上诉书，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当回事了。1948年12月6日，法院开始开会座谈了，你一言我一语，郑重其事地研讨起是否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上诉书本来是违反国际法学基本常识的，因为这是向一个国家的法院，请求重审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认可此事，那就代表着，一个美国法庭，竟然大过一个国际法庭，而这个国际法庭由10多个国家组成！
然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已经开始谈论了，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他们风度翩翩，用满腹知识把一件荒唐无理的事情，讨论得很郑重，很庄严。最后，他们这些自诩的民主人士，还进行了虚伪的民主投票，其中，有4个人不赞成重审，有5个人赞成。他们认为，多一票也是多，也是民意所向。所以，他们决定10天后就开始具体分析案件。
这个决定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愤怒，美国简直一手遮天了，联合国都是他的了，整个世界都要挂在他名下了，这还了得！
中国法官梅汝璈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意见：“如果代表11个国家的国际军事法庭作出的决定，必须由一个国家法庭重新审查，不管该法庭多么高，那么就有正当理由担心，任何一种国际性决定和行动，都可能同样地受到一国重新审查和改变。”
荷兰法官罗林一向对判决持有保留意见，但也无法容忍美国这个过格的举动了，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错误”。
许多人都把矛头集中到麦克阿瑟身上，一位公诉人严厉地表示：“麦克阿瑟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不会区分远东美军司令和盟军总司令两种职责的差别。”
平民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一些英国人愤懑地说，美国此举，是对同盟国的一种侮辱。应该直言告诉美国，日本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不仅盟国的责难之声纷至沓来，美国人自己也对本国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一些美国官员公开向记者表示，这是国际事务上的一大错误；美联社记者纷纷指出，这是对国际事务的粗暴干涉。
日本人倒是很安静，大概又被美国惊到了，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因为谁都知道，这是对国际公正审判的损害，是对国际法权威的蔑视。
如此强烈的反响，终于让美国政府有点儿汗颜了，也有点儿猝不及防。在衡量了种种利弊，认为此举有可能会损害一些旨在达成的合作（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后，美国政府终于否决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
美国最高法院是何等的心高气傲，即便政府否决了其决定，也不算数。法官们要自己决定自己，所以，他们又转着圈投票去了。唱票时发现，这回只有一个人赞成重审土肥原的案子了。看来，嘴皮子上强硬的人，多是墙头草。既如此，那就散伙吧，把那些早就该死的战犯们该绞的就绞了吧。闹哄了一回合，仍是这个结局。
土肥原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被冲走了。他像只肥蛤蟆一样伏在小桌上，目光呆滞。在整个等待期，他的心忽上忽下，忽远忽近，时而水泵一样泵出希望，时而碾盘一样压榨出失望，如今，他再也无法逃过鬼门关了。
他想，他的一生中经过很多幸运事：1937年，他担任第11师团长，蒋介石决黄河之水淹他，波涛中裹挟了700万人，都没淹到他这一个人；1941年，他乘飞机去南方军视察，途经苏门答腊，遭到美国飞机的袭击，飞机都要碎成零件了，他竟能毫发无损；1944年，他担任第7方面军司令，一次在哥打拉机场准备登机时，遭到美国飞机的扫射，飞机起火了，飞行员死了，副官伤了，他四肢着地趴在一小片凹地上，却安全无虞。多么幸运，多么福大命大！为什么这次就不幸运了呢？
在巢鸭监狱，土肥原写下了自己的绝命诗：“苍天永恒兮吾魂欲往，君主万世兮永保无恙。吾命已绝兮后继有望，尧舜升平兮日益隆昌。”
1948年12月21日深夜11点钟，土肥原在执行绞刑的命令上签了字。
在就刑前，他和板垣、松井交谈了几句，说希望他们死后，中日关系能够改善。之后，土肥原低吟短诗一首，题为“亲爱之中国人民”，并表示遗憾之意。
土肥原和板垣，这对总是拴在一起的伪君子，还各自写了一份针对中国和日本的遗言，题目是“对中日两国之最后遗言”。写后，把它交给了为他们做临终祈祷的日本僧人，嘱咐僧人，待他们死后，将遗言公诸于世。
据称，土肥原在遗言中，除了向中国人民致敬外，还强调，中日两国必须互相扶持，否则，两个国家将同归没落。
之后，土肥原穿上了美国陆军的救护工作服，没有肩章，没有任何标志。手铐也被戴上了。由于担心他会用手铐砸自己的头部自杀，美国宪兵又找来两根结实的布条，系在手铐上，然后又绑在两条大腿上。土肥原就被这样“五花大绑”着向刑场走去。
刑场设在巢鸭监狱右侧的一间房间里，非常宽阔。从巢鸭监狱走到那里，只有不到100米的路程。土肥原一路走过去，看到每隔10米，都相向站着两个持枪的美国宪兵。天棚上的40只电灯全部都亮着，取“光天化日”之意。
11点50分，监刑代表们首先进入刑场，其中赫然有中国代表商震将军。待代表们在监刑席上就座后，到了12点钟，22日来临了，土肥原等人被押了进来。在白得耀眼的灯光下，土肥原看到了绞刑台，共4座。
每一座绞刑台都散发着闪亮的干净的光泽，它们由越南出产的铁木制成，下面是台座，装有板壁。台座的南面是13级台阶，台阶宽5呎，两旁有扶手，一直伸向台座的顶端。台座上那个看起来很结实的木架，上面系着麻绳索，打着套结。显然，它已经做好准备，就等着勒人了。
美国宪兵拿着土肥原的相片，对他进行了确认，然后，他们不急不缓地把他领到刑台上，不轻不重地扶到刑椅上。在这一连串“职业化”的引领后，他们又仔细认真地给土肥原套上了绳索，然后，有条不紊地开动绞刑设施，不慌不忙地把他推向了死亡。
美国宪兵履行职责的态度，不急不躁，很踏实；履行职责的动作，不暴不戾，很厚道。不知道一向厚颜标榜自己“踏实厚道”的土肥原，是否有所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