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冈村任日军第2师团长。为割裂中国军与民的联系，他制造了“集团部落”，强迫百姓迁入指定的窝棚和地窖中，集中生活。无论进出，都需检查，挂号、登记。因耕种也要在指定的小片区域进行，所以，连充饥的草根都成了稀罕物，在狂风呼号的冬天，亦无御寒衣物。到1938年，冈村发明的“集团部落”，也就是集中营，已有近1.3万个，它们分布在东北的平原地带，其布局遵照了三角战的法则。小部落中，居住30～50户人家，大部落中，生活着100户左右的人家。无论大小部落，距离都很恒定，徒步2个小时都能到达。部落周围筑有土墙，有的高3米，厚1米。土墙外，还挖有深壕。部落只有一个门，在炮楼的监视下，要想逃出，几若升天。
1942年，已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进行了75次扫荡。仅冀中平原，就在他采取的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拉网”搜索下，有大约6.6万军民被杀、被抓，“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尸骨如山，哀鸿遍野。冈村还把200多名日军官兵化装成八路军，携带八路军重要领导人的照片、简历，揣着干粮，披着雨衣，白天隐蔽，夜里出动，策应日军大部队合围八路军根据地，导致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国著名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左权，在突围时牺牲……
这些灭绝人性、杀人盈城的行径，罪不容诛，可是，却都被国民党当局蓄意掩盖了。
石美瑜和王家媚等人因为掌握不到证据，只好抓住冈村指挥“1号作战”时其属下有8个指挥官被判刑一事，把8个人的罪行加在了冈村身上，以连带罪起诉他，颇显软弱无力。
起诉书读完后，法庭开始讯问冈村和证人。按照通例，冈村应该站在围栏内回答提问，可是，国民党当局竟然为这个万死不能抵其罪的恶人，特别准备了一把大扶手椅，当审讯中的提问与他无直接关系时，他就可以坐在扶手椅上，舒服地看着证人们发言。如此周到体贴的照顾，冈村也感到意外，他后来说，他对此“感激莫名”。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有了稳固的靠山，冈村忽地轻浮傲慢起来了。当法庭又向他提问时，他竟然是一副悠然的神态了，毫不在意，随随便便，略有些爱搭不理的样子。
旁听席上，有愤慨者的声音传了出来，一时，整个旁听席都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冈村见势，方才收敛了一些。
中午时，冈村吃了一顿丰盛的中餐，之后，又喝水养神。休息了3小时后，在下午3点时，方被通知上庭去。
为冈村辩护的律师江一平等3人，避重就轻地继续为冈村打掩护。说冈村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而且，在华北任方面军司令官时，还给农户提供棉衣：由于日本政府要求中国人不种棉花，改种小麦，以支持日军所需，冈村特别要求从日本运来棉衣，分给中国农民御寒。在得知中国奸商以黑市价格出售棉衣，而没有发给农民后，断然下令逮捕了涉案的850人。
检察官王家媚听了，便举出了冈村的有罪论证，结果，江一平等人与王家媚激烈地辩论起来。
法庭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现了紧张气息。或许冈村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娇惯”习惯了，还有点儿不适应反对的声音，所以，也略为张皇。
正在难分难解，庭长石美瑜接到了南京政府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暂缓判决。石美瑜莫名其妙，但也只能接受指示。晚上6点30分，他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
全场疑惑不解，冈村也呆愣了片刻，以为出了什么意外。7点20分，他被送回了监狱。
上海这边陷入了一片沉闷中，南京那边却正争执得热闹。国民党内部正在讨论如何处置冈村，文武官员意见截然不同。依照常理，昔日与冈村交战的武官们，如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人，应该主张严肃公正地处理冈村，与冈村并无实质性接触的文官们，如外交部等部分的官员，应该主张还冈村以自由，可是，恰恰相反，那些被冈村打得屁滚尿流的军事领导人，竟一致为冈村开脱，争得满脸通红，声嘶力竭，好像在平反一桩冤案。
何应钦和汤恩伯两人不仅为冈村开脱，还要求无罪释放他，其他人建议判个15～20年，于情于理有个说法。石美瑜被告知情况后，也认为至少应该判7年，但最终，还是脸红脖子粗的两位武官占了上风。汤恩伯为此还特地跑到蒋介石跟前，声情并茂地力陈了冈村的移交和撰文之功，蒋介石原本犹豫不定，这下便铁了心。
石美瑜又失望，又担心被世人唾骂，遂决定辞去庭长一职。但愣是不被允许。好不容易逮着他这么个替罪的羔羊，谁都不肯撒手，死死地把他按在庭长的位置上。
转眼到了11月份，对国民党当局的心思有所了解的冈村，得寸进尺，以病体缠绵为由，要求监外就医。国防部毫不迟疑地批复了两个字：同意。
27日，冈村离开了监狱。
他没有去医院治疗，而是依旧回到了黄渡路那个隐蔽而清静的院落里去了。
由于此行极为保密，一路上又有便衣严密地伪装、保护，所以，外界不知内情，以为冈村还在大牢里蹲着呢。
冈村所寓居的黄渡路的房东，有一个女儿名叫宝米，是个四年级小学生。1949年1月10日这天上课时，教科书中有关于冈村的记载，老师正在讲解，有一个同学问“冈村现在在哪里”，老师说：“在江湾战犯监狱里。”宝米听了，几次想要更正，但还是忍住了。因此，冈村的下落一直很保密。
此后的半年中，法庭没有对冈村进行审讯。直到1949年1月26日，再过几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成立了，法庭才对冈村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审。
由于庭长石美瑜已经接到蒋介石署名的电令：“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所以，公审只是个形式。为了减小影响，避免公众出现激动的情绪，公审前，故意没有公布消息，直到当天早晨才发布消息，因此，外交使团没有来参加，旁听席上也寂寂寥寥，只有20多个新闻记者。
上午10点多钟才懒洋洋地开庭，检察官和律师进行了简单的问答，之后，石美瑜就宣布休庭了。下午4点，太阳都要落山了，才重新开庭。没一会，石美瑜把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读了一遍，宣判冈村无罪。
冈村极力压制就要喷涌而出的喜悦，用低沉缓慢的声调表白道：“我内心对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这句话，是国民党要员再三交代的。此外，他还说了一句话：“同意各辩护律师的申辩。”
冈村一共就只说了这两句话，应应景，总总结，把一场深重的罪恶，轻描淡写地糊弄过去了。
听到冈村被宣判无罪，法庭大哗，尽管一共也没几个人，但这些人的激愤就足以排山倒海了。记者们从旁听席上站起来，一声高过一声地质问石美瑜，石美瑜羞愧难当，又有苦难言，宣布退庭，和检察官、律师们慌忙躲到庭长室里。
警察在庭长室外面布上了防线，可记者们怒火冲天，他们三下两下冲过防线，闯进庭长室，高声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重新进行审判。
冈村又被晾在一边了。他原打算过去向庭长石美瑜致谢，但现在情况紧急，有可能发生变故，他略有踌躇，紧张地观望着。
正迟疑着，法庭的副官凑到冈村身边，对冈村耳语道：“宜趁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
冈村顿时恍悟，连连感谢这个与他沆瀣一气的人，转身抄后门而溜，一路步行走回黄渡路院落了。
隔了一天，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要求重新逮捕冈村。
在与冈村的长年作战中，中共已深知冈村外表亲和斯文，内心却残忍横暴，具有一定的蒙蔽性。冈村在领导关东军作战时，总是利用中国伪满军打头阵，而由关东军坐收渔利。为笼络伪满军，他“诚意”相向，与伪满军会餐聊天，谦和地商议军务。他的“亲切”和“尊敬”，一改日军瞧不起伪满军的局面。伪满军对冈村印象奇好，为报答他的“知遇之恩”，玩命地残杀自己的同胞，把抗日军民都赶进深山中，一鼓作气切断了他们的粮道。
做笼络人心的表面工作，素来是冈村注意的问题。在武汉会战末期，日军在一次行军中，发现一个因脚伤而掉了队的中国士兵，大约十六七岁，冈村特命人给他东西吃，并随军做杂役，每月给他5块钱工钱。
在制止强奸方面，冈村也博得了一些中国人的好感。冈村通晓中国文化，知道强暴女性比烧抢劫掠更让中国人痛恨。所以，他为了深入攫取中国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维持长期作战，煞费苦心地努力解决日军“性道德下降”的问题。对于已经发生的强奸，以支付“慰问金”的形式化解，当得知官兵竟然把金额暗地里都规定成了15日元后，大为恼怒，之后，制定了“战地强奸罪法”，并试图通过大规模征用慰安妇，来解决强奸问题。每次出征前，他还要进行严厉的训示，不许强奸，不许杀战俘，不许乱砍树，折树枝也不行。虽然日军的恶行仍在持续，但冈村的种种努力，还是使他那张侵略者的血腥面孔模糊了许多。
冈村是个披着羊皮的狼。在8年抗战中，中国人饱受日军蹂躏，伤亡21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冈村的“汗马功劳”。中共很担心他会利用他谦和达理的外表，逃脱严惩，因此，强烈要求快速逮捕冈村。
这个声明，引起了大多数清醒民众的共鸣。各个报社还铺天盖地地刊登了冈村的各种罪行，并画出漫画，鞭挞声讨他，讽刺挖苦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自然也遭致了更多的批评意见。
有政客认为，如果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他满可以不必释放冈村，因为这会使他失去政治上和情理上的支持，是失当的做法。他可以先判处冈村以徒刑，之后再借助总统令来特赦冈村，这样就显得周全一些，民众的怨恨也会减少。
蒋介石或许也想到了这一点，只是他自身难保，马上就要下野，为了保全冈村一条命，才不得不如此吧。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宗仁为代总统，他为了争取与中共和谈，呼应了要求重新逮捕冈村的声明，签发了逮捕令。但逮捕令于1月28日传到了汤恩伯手中后，汤恩伯把它扣压下来了。
汤恩伯决定把冈村秘密转移走。
是晚，在料峭的夜凉中，汤恩伯派副官偷偷潜到冈村的住所。冈村还以为汤恩伯又有事需要“讨教”，因为几天前汤恩伯正向他询问长江防御的意见，不想，副官却通知他，赶紧做好准备，明日一早在6点半之前赶到上海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在那里集合后，他将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战犯，作为同批遣返者，乘坐美国轮船“维克斯”号回国。
冈村惊惧交加，手足无措。他虽然被法庭宣判无罪，但是判决书还没有下来，仍是实际意义上的戴罪之身。但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连夜收拾行装，11点多才上床，因紧张过度，一夜未曾安眠。早晨5点钟，天还是黑黢黢的，他就起了床，打算出发。
正担心雇不到车，汤恩伯已经“善解人意”地派来了一辆卡车。上了车，他就一言不发被火速送到了上海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
刚刚6点钟，时间正好。等了没多久，他被安排混杂到259名日本战犯中间，并在8点30分的时候，再度乘车，被送到了黄埔码头，按名单依次上了美国轮船“维克斯”号。
冈村被编入了病号班，与其他3人，一同住进了船尾的特别病房。病房门口，有美国宪兵把守。
但此时还不能松口气，因为“维克斯”号今日不开船，它的预定开船日期是1月30日。冈村还要在船上度过漫长的一日，才能离开这里。汤恩伯不敢把李宗仁的逮捕令扣压太长时间，为了以防万一，便想出了这个方法——提前一天让冈村住到美国的遣返船上去，以美国人为掩护。只是那259名不知就里的日本战犯，被凭空地摆弄了一遭，无故地在水腥气中度过了一天一夜。
30日上午10点钟，“维克斯”号终于在水中转身了，它慢慢地驶离了黄埔港，上海码头上贴着的“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逐渐模糊了。
在船上，冈村被注射了预防斑疹伤寒等传染病的针剂。起初，他上厕所也要受监视，后来作为“无罪者”，他可以自由活动了，其他战俘仍处于监禁中。
船长是个美国人，他对冈村说，他的任务是负责运送战犯，对于冈村这种“无罪者”的运送，属于特殊照顾。到达日本后如何处理，现在还没有确定。
傍晚，在船上担任轮机长一职的一个日本人告诉冈村：“刚才听到东京的广播，中共不承认对将军的无罪判决，已经知道将军上了船，要求引渡将军，但我们的船已经驶出领海了。”冈村听了，随即一笑。
穿过黄海时，冈村向日本方向远远眺望。
自从1941年7月他到北京指挥华北日军以来，他已有7年半的时间没回过日本了。今非昔比，往事如烟，当时，日本腰粗胆壮，气焰喧天，他以陆军大将的“荣耀”出征中国，如今，则是勾头缩背，藏藏掖掖，在咒骂声讨中，灰头土脸地逃回来。
“维克斯”号犁开柔软而坚硬的海面，在浩渺烟波上前行。逝者如斯，战场硝烟远矣，神秘的金银街4号远矣，清寂的黄渡路院落远矣，唯有未知的将来，近了。
暴徒的末路
在宽阔的巨浪上奔驰了3天后，1949年2月4日，“维克斯”号终于驶进了日本横滨港的寒气中。
输送战俘的负责人，要求将冈村和另外8人也一起送到东京的巢鸭监狱去。冈村等人以“无罪者”身份，不知羞耻地“据理力争”，最终被同意先上岸去。
从岸边吹过来的凉风，是日本的味道，冈村宁次很熟悉，又有些手忙脚乱。他65岁了，平生第一次担忧起了自己接下来的生活。
同室的日本人中，有一位是理发师，冈村在下船前，请这位理发师为他洗了头，整理了一番，他感到很爽适。为了尽量保持将军风度，他还特意把整齐的衬衣和西装都更换一新。但冷清和寂寥还是扑面而来。
码头上，准备了一个小得可怜的“仪仗队”，几个小学生抱着几枝鲜花站在那里，面色青黄，双眼无神，让人一时难辨，究竟是在欢迎回国，还是等候救济。
冈村慢慢走过去，对几个同样面色昏暗的迎候代表点头、微笑、致意。他极力使自己的表情看上去从容不迫，内心却感到凄惶，深觉今不如昔。但他又一想，毕竟自己还活着，曾经率领几百名陆海军将领和达官显贵欢送他奔赴战场的东条英机，已经身首异处，连这样凄凉的欢迎仪式，都是无缘得到的。
冈村先去援护所报到了。
援护所是日本政府接待、转运遣返战俘而设的专门机构。战俘们在那里需要填写资料表格，办理各种手续，接受体格检查，然后，有家的回家，没家的自己想办法。
冈村是无家可归的人，祖屋已经被盟军炸成废墟，夫人加藤知惠已疏散回青森县的母亲家里，儿子忠正作为从中国遣返回来的战俘一员，也在四处寄居，他已是一个没有着落的伶仃者。
他也不能老赖在援护所里，总归要寻个落脚处。好歹他的一个老部下，以工伤为由，走了个后门，申请到一部分政府经费，把他安置进了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
睡医院总比睡火车站、睡公园要好得多，冈村暂时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