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两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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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公子升官(3)

“是我,嫂子。”苏宗民和司机把沈达抬进了屋子。李珍看着丈夫瘫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苏宗民帮着把沈达衣服脱了,让李珍打一盆热水稍稍擦洗一下,再把他抬上床去。当晚李珍母女俩睡在主卧里,他们把沈达抬上了他女儿小房间的小床上。

而后苏宗民告辞。李珍看着醉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丈夫,忽然掉下眼泪,问了苏宗民一句:“我该拿他怎么办?”

“对他好点。”苏宗民说,“帮他过这个坎儿。”

李珍一声不响。

“听我的,不然就完了。”苏宗民又加了一句。

李珍点了点头。

苏宗民连夜返程。

2

毕业后这十几年里,苏宗民跟沈达走的是两条路。

当年苏宗民回乡工作,到了连山水电厂,该厂还是一片工地。厂区位于大山深处,要在山间峡谷处筑坝,将流经山地的江水拦截,在狭长山谷盆地间形成一座中型水库,同时开凿一条六公里长的穿山隧道,把水引向山另一侧江流下游,利用水流落差发电。这是当年一个重点水电项目,由省里投资,地区具体负责筹建。苏宗民在工地施工组当技术员,那时离电机进厂安装还远得很,干的都是基建活,水电厂的机构建置也还没有形成,由一个筹建办负责协调建设事宜和工地施工。

苏宗民到工地报到的第一天,筹建办一位副主任把他叫去谈话。副主任叫陈兴,工地上的人都管他叫“陈头”,他是工地的实际负责人,大约四十出头,还兼着地区水电局副局长。新来的毕业生上岗,领导通常要谈谈话,讲讲大道理,提提要求,这位陈头找苏宗民谈话,却还拉了点家常。

“你父亲是苏世强?”

苏宗民说:“是。”

陈头称见过苏宗民的父亲,当时陈还是个小干部,苏的父亲在台上讲话,远远地看了几眼。他记得苏世强个子不高,中气很足,讲话声音响亮。

“家里情况怎么样?”陈头问。

苏宗民告诉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母亲身体不好,病休在家。妹妹今年读高三,明年高考。

“日子还行吧?”

苏宗民摆了些家庭困难。母亲病休,工资很低,他上大学这几年,家里节衣缩食,母亲有病都不敢上医院拿药。现在他出来工作,情况好一点了,但是妹妹明年上大学,也得准备一笔钱。

“有那么困难?”

苏宗民点头,没再多说。陈头笑笑,摆手让苏宗民走。

人家不信。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是个著名人物,在地区副专员任上跳楼自杀。为什么事跳楼?钱,据说拿了人家几十万。没有这种事他干吗跳楼?楼一跳钱就没法找了,但是人民币不会忽然化成烟。这些钱应当还在,可能还藏在苏家的某个床铺下边,够苏世强的遗孀、子女用一辈子。所以苏宗民哭穷,那是装的。

苏宗民很清楚旁人怎么看待他父亲的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他无法解答。他始终只坚持一条:家里很困难,他需要有一份工作,所以到了工地。

陈头安排苏宗民到隧道工地,参与监管施工质量。这项工作与苏宗民在学校里读的专业无关,属专业不对口,但是人家不管那个,工地上需要什么就得干什么,可以一边干一边学。需要苏宗民边干边学的不只是土方、石料、水泥标号之类,更多的还有人情世故。

下工地第一个月,工程队的一个工头来找苏宗民,当时苏宗民在工棚里看图纸,天气比较热,他只穿背心,把工作服挂在门边的铁钉上。工棚里没有其他人,工头给苏宗民递了支烟,苏宗民摇头,说自己不吸烟。那人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烟。

“有事吗?”苏宗民问。

“没事,你忙。”

工头在工棚里站一会儿,告辞。出门前他指着挂在门边的工作服问:“你的?”

苏宗民点头。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随手塞进苏宗民工作服的口袋。

苏宗民一时感觉惊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待人家走后,他过去摸了摸工作服,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个信封。是那人留下来的,空白信封,一个字都没有。

里边却有东西,钱,一百元。

当天下午,苏宗民在工地上碰上那位工头,把他拉到一边,将信封奉还。

“哎呀,小意思。”那人不接,“插一点,加班补助。”

苏宗民明白了。所谓“插”原来就是这个。

几天前,在工地食堂吃饭时,苏宗民与两个筹建办年轻人同桌。那两人比苏宗民大几岁,在工地混了一年多,已经很油了。两人在吃饭时互相打听,都问对方:“给你插了没有?”表情比较暧昧。苏宗民听了纳闷,不知道两个小子插的是啥,难道是搞女人?两人还互相比较数目,彼此伸出的都是两根指头。

现在苏宗民知道了,他们说的应当是这个,“加班补助”。所谓“插”没别的意思,就是形象动作,把信封往口袋里一插,简明扼要。看起来工头们“插”钱也分三六九等,苏宗民是新来,初入道的,等级较低,只能“插一点”,别人两根指头,他一百元。

苏宗民把信封“插”回工头的口袋。说自己的加班费指挥部已经给了。

“都拿了呢。”工头说。

他说别人他不管。反正不必给他。

“你是,哈哈。”工头看着苏宗民,说了半句话,表情很特别。

事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后该工头又来了,再“插”,这一次加了倍,二百。

“大家都一样,真的。”他说明。

他可能以为上回苏宗民嫌少,因此加了倍,一视同仁。

苏宗民又把信封“插”了回去。

“真的不要。”他说,“再这样我拿去交了。”

“小伙子怎么搞的?”人家不满了。

苏宗民还是那句话:他就这样,别人他不管,不必给他就行。

不久后苏宗民休探亲假回工地,拿了一张车票单据找陈头签字报账,陈头随口又问一句:“家里真的很困难吗?”

苏宗民说:“是。”

他不知道陈头什么意思。也许还一直记挂当年苏副专员的几十万元?认为小苏有这么几十万,报销几块钱的车票也太小气了。也许他还知道包工头送的钱被苏宗民“插”回去了,认为苏声称家庭困难纯属假话,要真是缺钱,为什么不拿?他老爹当年拿人几十万,他小苏拿几百块钱算个啥?大家都拿了,只有你不拿,总得有些缘故。

从那以后,一直到水电厂建成,苏宗民行事一致,多一分不取。与众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头几年他颇受猜忌,单位里最差最累的活差不多总是他的,好事当然总是没他。这人很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叫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的事不闻不问不掺和,渐渐地大家就了解了,都说这小子虽然行事个样,脾气古怪,其实不错,并不多管闲事。

下工地的第二年,有一个人千辛万苦,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找到了苏宗民。

是袁佩琦,她独自前来,整整坐了两天汽车。当时连山水电厂工地还不通班车,道路不好,交通困难,袁佩琦从省城出发,到地区换车,当晚住在连山县城,第二天才搭上一辆往工地载货的拖拉机,到达目的地。

她见了苏宗民,非常惊讶,问道:“是你吗?怎么变成这样!”

与大学时候相比,苏宗民已经变了一个人。苏宗民本就是小个子,工地上跑来跑去,风里雨里待了一年,被山间的大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几乎成了个人干。工地里又是泥又是水,到处尘土飞扬,露天工作场合,衣服特别不经用,加上小伙子不善于收拾自己,整个人显得非常邋遢,工作服上的油污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袖口抽丝、肘部破损,那模样不像是技术人员,倒跟混凝土浇铸现场的民工差不多。

袁佩琦到达时,苏宗民正在工棚里修机器,也不是什么大家伙,是一只手提扩音喇叭。工地上这东西很管用,特别是放炮炸土石方之际,最怕哪里突然冒出个人,让爆炸飞石砸死,出安全事故;因此用得上这种扩音设备,在放炮之前及早喊叫通知,让周围山岭的人能够听到。这只喇叭用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苏宗民把它拆开,找了个电烙铁修理,干这种活他已经是师傅级水准。

这时工棚外有人喊叫:“小苏,有人找!”

袁佩琦掀开门帘,走进了工棚。从外边大太阳下走进来,一时间工棚里全是黑的,袁佩琦只见一个黑影从桌子边站起来,她眯起眼睛使劲瞧,根本看不出半点苏宗民的早先模样,顿时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苏宗民?”她试着问了句。

苏宗民笑:“你怎么找到这里?”

她这才放心,这个笑容和口音不会错。

袁佩琦还是当年大学里的那个样子,只是显得成熟了一些,背着个包,戴一副墨镜,还有一顶遮阳帽。大学毕业后,两人时有联络,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但是再没有见过面,这是第一次重逢。袁佩琦毕业后留在省城,改行了,她进了医疗单位,在省立医院行政处。她的父母都在医务界,她似乎注定要进那个门,哪怕当不了医生。

忽然在工地上相见,苏宗民当然更为吃惊。苏宗民问她怎么不说一声,突然跑来了?她反问道:“不能来吗?”

苏宗民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说。

“谁告诉你路怎么走?沈达吗?”

她承认,是沈达给她画了张路线图,告诉她在哪里转车,怎么进山。她是请了假,加上周末休息时间,专程来看苏宗民的。

苏宗民很感慨。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同学到过这里,一个是沈达,还有一个就是她。沈达是坐着局长的车,跟随前来视察。袁佩琦不一样,是独自一个,跋山涉水,特地跑来找他的。

“听起来,你有些感动?”袁佩琦笑着问。

苏宗民纠正:“是很感动。”

苏宗民领袁佩琦参观工地,带她去了大坝浇铸现场,再走进正在开掘的引水隧道。隧道挖在石头山里,洞壁还没有敷砌,凿开的岩石露出截面,一盏一盏电灯延向隧道深处。洞壁上有水流渗出,流到洞底两侧的排水沟,沿着水沟流往洞外。洞底水汪汪的,铺着废模板。苏宗民和袁佩琦两人戴着安全帽,换了雨靴,踩着洞底的模板往里走。隧道深处,传来空气压缩机和风钻轰隆轰隆的声响,越往里走,越发震耳欲聋。

袁佩琦抓住苏宗民的胳膊,紧偎着他往洞里行进。有两个民工推着手推车从里边出来,与他们相向而过。袁佩琦并无丝毫躲避,还是偎着苏宗民。

苏宗民道:“人家眼睛盯着呢!”

他得喊着,才能在空压机和风钻声中让袁佩琦听明白。袁佩琦抓着他的胳膊不放,大声回应道:“他们不认识我。”

苏宗民道:“他们认识我。”

“你害怕?”

苏宗民笑道:“感觉很温暖。”

他们走到了隧道尽头的工作面,有十数个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忙碌,往岩石上凿炮眼。有人跟苏宗民拍拍肩膀,权当打招呼,还指了指苏宗民身边的袁佩琦,像是在询问,又像在打趣。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响中,大家都用手势,没有谁想要扯嗓门说话。苏宗民和袁佩琦在工作面待了一小会儿就原路返回,铺在隧洞底部的模板被他们的靴子踩得巴唧巴唧发响,水流从模板边喷溅而出。

苏宗民问袁佩琦对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感觉?袁佩琦想了想说:“很特别。感觉不像是你该干的。”

苏宗民再问,按她的想法,他该是干什么的?

她忽然冒出一句话:“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了。”

苏宗民顿时无言。

沈达把情况都告诉她了。有一天沈达陪领导去她们医院,顺便跑到行政处看她,在那里谈起苏宗民。沈达说他前些时候随局长去了连山水电厂工地,见到了苏宗民。苏小子瘦得就像只猴子,让太阳晒成个非洲黑人。后来就谈到苏宗民毕业时执意要回老家去工地,沈达说苏宗民心里头有一块伤疤,把他害得不成人形。事实上,这块伤疤也把袁佩琦害了。在学校时,她和苏宗民互相喜欢,彼此都清楚,苏宗民最终掉头离开。为什么?因为父亲,苏宗民至今没有摆脱他父亲留下的阴影。

于是袁佩琦知道了旧日苏副专员的故事。

她买张车票跑到工地来了。

“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袁佩琦问苏宗民,“再怎么说,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为什么要让他一直阴着自己?”

苏宗民告诉袁佩琦,她的话让他宽心,却不是真话,有些境遇碰上了才能明白,局外人很难想象。比如他来到工地,领导见了面就问:“你是苏世强的儿子?”可见父亲还是父亲,儿子永远摆脱不了。

“为什么要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应该把它摆脱。”

苏宗民称这种事有如命定,不是想摆脱就能摆脱。如果他父亲没有出事,还在那个位子上,估计他不会落到这个工地。但是命运一转,他来了,很可能落地生根,在此过一辈子,陪着这里的大坝、隧道和发电机,终老于深山。

袁佩琦反驳,认为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无论出自什么家庭,这种事例太多了。

苏宗民承认袁佩琦说的不错。如果他努力,加上一点运气,有可能改变处境,也许还能渐渐出人头地;搞得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一步步往上,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可能就有一天,轮到他背着所谓的几十万,从某一座大楼顶层跳了下去。

“胡说什么呀!”袁佩琦叫道。

苏宗民道:“是沈达说的。”

他让袁佩琦去问沈达,了解何谓“官家遗传”。以他看,如果真有一种当官的基因,那么出事和跳楼也可能通过该基因遗传。

“沈达说,你父亲死了,你的脑筋也给弄坏了。真是的。”袁佩琦感慨。

袁佩琦从沈达那里听说,苏宗民心里压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父亲的遗言”,是他父亲去世前跟苏宗民说过的很特别的话,对他有如魔咒。他从来不愿提起,却始终被它左右。苏宗民的不近人情以及一些有悖常理的举止跟那有关。沈达的话让袁佩琦联想到读大学时的一个星期天,苏宗民到她家里帮助修录音机,留下来吃中饭,恰电视新闻里有一个贪官受审,她注意到苏宗民表情很特别。返回学校的路上打听怎么回事,苏宗民称自己想起了他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却不肯说那句话是什么。

“看起来真有这回事?你父亲到底说些什么呢?”袁佩琦追问。

苏宗民不做正面回应,只说沈达说得太玄了。

她却认为苏宗民确实有问题。苏宗民提起要在山沟里终老,或者要去跳楼,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摆脱心里的阴影,一定要把前景想象得这么灰暗?苏宗民告诉她不是想象,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但是他从不谈起。袁佩琦是例外,他必须跟她说。

“你到这里找我,没告诉你父母吧?”他问。

袁佩琦不吭声。

“你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山沟里怎么生活。或者想象一下,像我母亲那样面对父亲的死亡。你能忍受吗?”

袁佩琦嚷:“苏宗民,你不要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