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还在我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蚁族”这个词又开始撞击大伙的神经。
2010年4月，一位78岁老人黄日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他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建造了8间“胶囊公寓”。每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却可躺、可坐、可看电视和上网。
早在2008年7月的时候，黄日新老人就发明了“胶囊公寓”，并且成功地申请了专利——装配式小公寓。摆下一张床，就叫一间房，一个几平方米的空间，冠个“公寓”的名称自然不为过。
经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在闲置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租客。一个25岁的山西女孩，搬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一个小整理箱。其后短短几天内，无人问津的“胶囊公寓”一房难求，八间小房子已全部租完。
我们似乎可以给“胶囊公寓”找到很多赞美之词。这么小的空间，买了东西也无处放啊，房租省了，购物省了，存折上的数字却可以涨了。住胶囊公寓，和家务说拜拜，不需要特意抽出时间打扫卫生、整理家务，多余时间可以更多地充电学习。
但这掩藏不住入住胶囊公寓的人的辛酸。
为了招揽生意，黄日新老人给自己的创意整了一句广告语：“中国首家新建蚁族公寓”。胶囊公寓是后来才叫的名字，原来叫“蚁族”公寓。
“蚁族”群体的出现，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
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但“蚁族”现象似乎为大学生毕业后的状态敲响了警钟，高校和有关教育部门在就业问题上不能只关注数字，更应该看到数字下面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况和他们渴望教育体制改变的无力挣扎。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涌向城市，城市寄托了他们全部的梦想。但严峻的就业形势、过高的房价、专业、择业观念等原因，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
这个称呼形象生动，现实和经济压力迫使他们只有在生存成本上不断缩减，一群弱势的群体在城乡结合部找到了自己暂时的归宿。
大学生群体和蚂蚁之间似乎有太多的共同点。
第一，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26万个脑细胞，在庞大的昆虫家族中，是最聪明的物种，蚂蚁很容易被人们贴上“高知”、“受过高等教育”等标签。
第二，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
第三，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
第四，蚂蚁还有许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优点，而恰恰是这些优点，与该群体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蚂蚁永不言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
第五，蚂蚁还有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特点，都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真实写照。
每年有数百万大学生毕业，每年成千上万地制造着“蚁族”。
“蚁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考验。
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
“蚁族”多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低且不稳定。
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我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
在寒冷的冬天，似乎很少有动物像蚂蚁一样对春天有如此强烈的期待。它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寒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即便是少有的冬日暖阳也会吸引蚂蚁们倾巢而出，在阳光下活动活动筋骨。一旦寒流袭来，它们立刻躲回温暖的巢穴等待下一个艳阳天的召唤。
被网友誉为“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乞丐王子”的“犀利哥”在2010年年初暴红网络，成为好事者追逐的对象。而当“犀利哥”走回现实时，又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哥不是有型，只是为了生活，哥从不寂寞，只因寂寞总是陪伴哥。
“蚁族”与“犀利哥”是何其相似，在蚁穴外风风光光，但回到蚁穴，又是一番酸楚。蚁族都在幻想着有朝一日终会麻雀变凤凰，但麻雀毕竟是麻雀，在高房价面前只能使卑微的生命得到延续。
低房价能像春天一样值得蚁族们期待吗？
公务员：体制内的幸福
时间记录下了一个大型住宅小区的变迁。
2000年，从长沙火车站出发到星沙，票价2块钱，耗时20多分钟。除了县城有一些多层建筑，星沙周围的环境并不会给你什么惊喜。道路两边均为零星的农户，安静闲适，房屋比较破旧，为荒山所包围。
2002年~2003年间，长沙县陆续对星沙镇周边的农户进行拆迁。一条条拓宽的道路将这片荒山划为“井”字形平地，一座座高楼、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在星沙镇的西北角，一个大型居住小区——湘龙家园在这个时候也正式呱呱坠地。
湘龙家园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该小区占地6438亩，212栋房子共计812户。从栋户比来看，一下就知道这是个豪宅小区。大部分联体、叠拼别墅面积为200~330平方米不等，一般公寓房面积超过100平方米。
而湘龙家园比较特殊的地方则在于它的主人，里面的住户并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长沙县各级公务员，这个小区是为官员们量身打造的。
2001年，长沙县有关部门开始规划建设公务员小区，号召公务员报名，报名费为1万元，面积大小可由个人决定。当时定价1500元/平方米，这个房价还是让一些公务员觉得有点贵。之后，报名的范围扩大到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再到乡镇党委委员。
不断上涨的房价最终证明了湘龙家园的业主们眼光的高明，当初放弃的估计只有后悔的份了。小区正式竣工交付使用时，市场价已经达到了4800元/平方米。2007年年底，随着万家丽大道北延线的全线贯通，从湘龙家园到长沙市中心的车程就20多分钟，可以在房价上做更多的文章。
这也意味着只要湘龙家园的业主一转手，就可批量制造三四百个百万富翁。这个造富的速度在房价飙升的最近几年，并不见得可以挤进排行榜，但成绩绝对让人称奇。
在楼市给长沙县的公务员送大礼包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到疑惑。1998年，国务院发布23号文，福利分房就宣告正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2003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第45号文，明确规定禁止别墅供地。
湘龙家园之所以能一路绿灯、顺风顺水地最后分配到公务员的手中，其中的缘由再简单不过了。小区的受益者，囊括了长沙县政府各级职能部门，这意味着，在相关的审批程序中，长沙县国土、规划部门需要在国家政策和当地公务员的呼声之间进行抉择，肯定是后者。
上有国家的三令五申，但湘龙家园还是踩着两道政令的红线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法律文件似乎并不能阻止长沙县的公务员们享受体制内的幸福。
湘龙家园看起来会让很多人都不免羡慕忌妒，但经过媒体报道后，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房子已经进行产权登记，很多房已经转手，总不能说退回去。这个小区从决策到最后销售完毕，经历了数年的时间，前后已经换过了多届领导，责任怎么承担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湘龙家园并不算福利分房。这些房子又不是政府白给的，还得业主自己掏腰包，它应该算是集资房，只是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它被划归到经济适用房进行管理。穿上经济适用房这个马甲，湘龙家园似乎很难被人挑出什么毛病来。
集资建房往往通过“定向开发”、“委托代建”、“团购”等形式，既享受了经济适用房的种种优惠政策，又披着“市场化运作”的外衣，面子里子都好看。
受到人们质疑的可能还有湘龙家园1500元每平方米的成本，这个价格想要建成整齐漂亮的别墅，估计没有几个人相信。
这种变相的“集资房”的销售价格低于成本价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于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补贴。
中国历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1998年国务院23号文刚落地，长沙市就颁布了《长沙市市直机关工作人员集资兴建经济适用住房实施办法》，里面明确市直党、政、群机关干部职工参加集资建房，在户控面积标准以内的，由市财政按265元／平方米补贴。
2001年~2009年，长沙县财政收入连续九年居湖南各县市榜首。长沙县新县城、湖南省特别招商区和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位一体”的建设框架坐落在星沙，让地方政府的腰包鼓鼓的，给湘龙家园一些补贴自然不在话下。
随着市场的逐步规范，集资房已经越来越少。集资房都要靠行政划拨，国家要求所有土地都要进行招拍挂，这操作的难度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对于国土部门来说，你给这个单位或部门批一块地吧，其他单位或部门也来要怎么办，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僧多粥少啊。
如果集资房遍地开花，开发商可能就会有意见，不是明摆着抢生意吗？公务员是多宝贵的客户资源，如果公务员把眼睛都盯在集资房上，你让开发商的生意怎么做，破坏房地产繁荣的大好局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