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的斗争，就是一场在以普通工薪阶层领衔的降价派和以开发商领衔的涨价派之间残酷的白刃战。谁都不想丢掉任何一个阵地，谁都不想输掉气势。
普通工薪阶层准备了足够的弹药，对高房价发起了猛攻。都说人多力量大，在这场对攻战中，普通工薪阶层声势浩大，一路攻城拔寨，要求开发商降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给开发商形成巨大的压力。
老百姓只认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要求非常简单，活一辈子图个啥呢，一套安身立命的房子怎么就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现在这个希望却越发渺茫，房子已经成为炒房客的工具，天理何在？
政府作为经济的主管部门，理应考虑老百姓的需求，把房价真正降下来，而不应投鼠忌器，只为了某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房地产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节节败退，丢掉了大片的阵地，但他们还是不太慌张，他们手中还有一件武器可以用来坚守自己的阵地，击退普通工薪阶层的无理要求，也让政府少管闲事，这件武器就是——市场化。
既然是市场经济，一切都得按市场规律来办事，开发商又不是慈善家，谁有钱我就卖给谁，你看有人买，我为什么要降价呢？
市场规律便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买不起房首先得从自身找原因，怨不得开发商啊！我们已经蒙受了诸多的不白之冤，有事你应该找政府去啊。
开发商开口闭口市场规律，一切都应由市场来说话。其潜台词也就是市场应该由开发商说了算，买不起房的就不要废话，有钱了我自然把你当爷；政府你就甭越俎代庖，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瞎掺和，把市场秩序搅乱了，到头来大家共同受苦。
按开发商给政府的定位，政府就应该是甩手掌柜，把自己分内的事办好就阿弥陀佛了。这在高房价的时候，似乎很适用，但在房价大幅下降的时候，这一条又被开发商抛在脑后。
2008年年中，由于美国次贷危机传染到中国，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一落千丈，开发商日子过得凄凄惨惨的。这时很多开发商又站出来了，政府你无论如何得拉房地产一把，房地产没救，中国经济也可能跟着玩完了。
当各地出台扶持政策，降低交易费用，给各开发商大发补贴的时候，开发商个个笑逐颜开，大赞政府反应及时。
然而到了2009年，中国房价又大幅攀升时，他们又把政府撇在一边，我要发财了哈，政府为什么要挡我财路。
房价大跌，中国房地产可能崩盘，如果中国房价泡沫不消，中国房地产难道就稳如泰山，中国一直是“金刚附体”，中国的运气就要比日本好，什么房地产泡沫，完全伤害不了中国？
说来说去，开发商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为了一己之私。
市场是非理性的，这就像股市，它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在于经济反应过度。
我们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并不是那么回事，和经济相差甚远。中国上市公司结构跟中国GDP结构，两个完全不一致，沪深300指数看一下，中国金融股占了非常大一头，而其他的占的比重比较小，而中国金融企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为百分之十几。
一场墨西哥飓风，影响了美国海岸的石油产量，这应该不会是一件太大的事，石油公司只要加班加点，很容易把产量赶回来。然而在美国纽约和伦敦的石油期货交易市场上，油价却可能来个大幅度的下跌。
在市场中，大家都喜欢跟风，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这个很难被人为地控制，也容易使价格与价值产生极大的偏离。当大家都一窝蜂去买房的时候，这时还能反映房子真实的价值吗，显然已经不能了。
我们经常将完全竞争看成市场经济的常态，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足够多的企业，它们对市场的影响都比较小，企业凭借着市场的风吹草动决定增产还是减产。
但这种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它只是一种特例，除了完全的市场竞争，还有垄断、寡头等状态。
就像茅台酒一样，只有贵州茅台镇才产，只有几个酒池出来的酒才算醇正。离开茅台镇当地地理、地质环境，出来的就不叫茅台酒了。因为大家都认茅台镇产的酒，而这里酒的产量实在有限，茅台酒从最初的几元一瓶，最后涨到1000多元一瓶，这是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吗？
房地产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当某楼盘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时，就可以卖个天价，开发商可以一个楼盘赚个几十上百亿。如果一个市场上只有几个开发商，除了极端的价格战之外，开发商还可以选择联合起来，共同赚大钱。
2004年“831大限”之后，中国土地供应就只剩下政府这一个口子。开发商钱包都鼓鼓的，都在拼命抢地，市场的作用只能发挥一半。
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从事机械工程师工作的茅于轼老先生对“市场经济”有着近乎偏执的崇拜。和张维迎一样，在他看来市场变成一剂万能药，包治百病。他们忽略或不提市场经济的前提和核心——公平正义的道德，体现出一种唯市场崇拜倾向。
几年前当国际油价从40美元一桶上涨的时候，茅老先生运用他的唯市场分析方法，说国际油价很快就要调整回来，结果是国际油价一路上涨到153美元一桶。如果茅老是国有企业领导者，估计也和陈久霖一样亏得精光吧！
唯市场崇拜，就是机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好像只歌颂腿很好跑得快，不需要大脑一样。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民主就没有民权，没有民权就没有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公平正义情况下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权利的掠夺。
这从房价的非理性暴涨、垄断力量的高定价、教育住房养老成为新三大压力等的经济现象都能得到印证。经济发展如果不能增加大多数人的福利，这样的所谓市场经济应该是伪市场经济。
易宪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原主任，被誉为“房地产的平民代言人”，他就曾说过：“住房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这早已被证明是一句不堪一击的谎言。
他指出，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住房需求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增长态势，不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
另外，住房产品作为一种特别的产品，既是消费品亦是耐用高价的投资品，大量空置房的存在充分说明，最近四五年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突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假象，从而导致房价如脱缰野马般飞速攀升，完全是投资需求突然增加、投资人利用银行信贷恣意炒作所致。
索罗斯，著名的货币投机家，1997年狙击“泰铢”，掀起了东南亚金融风暴，靠着雄厚的资本在世界各国横冲直撞。按理他应是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举双手赞成的人，然而他却通过他的著作《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扣上一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口诛笔伐，深揭狠批，穷追猛打，洋洋洒洒写了26万字，唾沫星子乱飞，不竭余力。
从1980年以来就看到过数起国际金融危机，它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不大，因为一旦危机威胁到美国经济的繁荣，美联储就会积极干预，但是其他许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则一直都被毁坏着，有的还不止一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并不认为金融市场是天然不稳定的，以及市场越大就需要越强大的公共机构去维持其稳定，而是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造成了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的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对于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基金可能提供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活雷锋，在进行经济援助时都会提一些条件，如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所借款项必须于5年内清还。
接受了IMF的援助，则意味着政府在金融制度上就得听IMF的。IMF的看家法宝则是要求被援助国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但预算减少将削弱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
每当经济危机关头，欧美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货币投放，增加政府投资。但IMF给所援助的国家开的药方则是紧缩，政府的节衣缩食不要紧，但这明显使政府束手待毙。
南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都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IMF的措施无疑使整个南美的经济雪上加霜。我们也有理由理解南美国家对IMF的怨恨，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
凡是接受了IMF援助的，似乎都被剐了一层皮，就像一个健康人得了一场重感冒，IMF却按癌症进行医治，最后“病”是好了，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百业萧条，经济倒退近20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一切都是按照市场来的吗？显然不是。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肯定不在于顶尖的富豪有多少。世界首富的桂冠都曾经戴在印度和墨西哥的大富豪身上，但估计谁也不会说印度、墨西哥就比欧洲的国家更发达。
我们一提到发达国家，就会联想到别墅洋房、小汽车、优美的环境、干净整洁，提到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与破败不堪的建筑、拥挤嘈杂、脏乱差等联系起来。
提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我们还可以罗列出很多，但有一点可能容易被我们忽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上，而居住的差别是最明显最根本的。
因为工业革命雄厚的积累，发达国家都基本上解决了居民的居住问题，怎么解决呢，就是靠政府大量修建的保障性住房，做到居者有其屋。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大踏步进入了“文明社会”。
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现代社会，其实还应该再加一句，人人都有房产，才能活出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