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仲则写到袁枚，是必然的。仲则到随园去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过年，却是偶然的。
乾隆三十九年秋，仲则在南京参加乡试，袁枚招其赴宴，仲则因病未至。同年冬，仲则在常熟拜祭过恩师之后，至江宁拜谒袁枚，在随园度岁，直至乾隆四十年春。
世间珍奇，随园应有尽有。仲则身无长物，拿得出手的也只有诗文了。既是寄寓随园，总须有点表示，遂有了这四首《呈袁简斋太史》——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却天然。
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
暂借玉堂留姓氏，便依勾漏作神仙。
由来名士如名将，谁似汾阳福命全。
——《呈袁简斋太史》（其一）
雄谈壮翰振乾坤，唤起文人六代魂。
浙水词源钟巨手，秣陵秋色酿名园。
几人国士曾邀盼，此地苍生尚感恩。
我喜童时识司马，不须拥彗扫公门。
——《呈袁简斋太史》（其二）
燠室风亭翠霭间，药栏花径互周环。
半篙后主迎凉水，一桁前朝戏马山。
似海繁华归彩笔，极天花月养苍颜。
谁知泉石皆经济，此意先生讵等闲。
——《呈袁简斋太史》（其三）
偶逢佳日径开三，丝竹声搀笑语酣。
帐内金钗分左右，宴前竹剑尽东南。
张灯高会星千树，荡桨清歌镜一潭。
不与西园冠盖末，可知才具本难堪。
——《呈袁简斋太史》（其四）
仲则写给袁枚的这四首诗常被论者提及，几种诗歌选本都选了第一首。本来这种交游之作，意在称赞对方，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历来是将自己放得很低，无可厚非。可我读这诗还是莫名地不适。不管怎么表达对袁枚的敬意，是客气也好，恭维也罢，但“文章草草皆千古”这样的话，也还是过了。
以诗而论，即使是这样随手写就的奉承之作，水准亦比袁枚的诗作高出许多。他却说，袁公的文章，即使是草草写就的，也必将不朽。真是让我一读三叹，叹气的叹，叹息的叹。
在仲则一生交游中，大名鼎鼎的袁枚是个避不开的人。要说相识，是由来已久。早在乾隆三十三年，袁枚过常州龙城书院去拜会邵齐焘，二十岁的仲则由此得见袁枚。然则二人虽号称忘年交，要说有多深入的交往也谈不上。仲则只是恰好入了袁先生的眼罢了，兴之所至招来，谈诗论文，小住一段，所费不多，还博了个奖掖后进的贤名。
如果非要以清四家的诗论来归类评断，仲则的诗歌，稍近于袁枚的“性灵说”，仲则的存在，正好证明袁先生的诗歌理论之高明正确。
我不知，仲则步入随园时，有什么真实的感受。这是他在诗中不会提及的。随园生活之奢靡精致，堪比晋之石崇，而风流雅趣过之。这种生活是仲则不曾体验，亦无法想象的。出于礼貌，他除了称颂袁枚之外，当然也会铺陈文字，随喜赞叹一番随园。
后面这三首诗，写得着实乏善可陈，读着很有些元妃省亲时那几位文采一般的姑娘题颂大观园的别扭感觉。
自然，随园作为体现康乾盛世南方士大夫生活品质的园林典范，委实有太多值得赞叹的地方。这不光得有万人不可及的资产，还得有万人不可及的品位。我觉得仲则初到此地，肯定有误入仙境的感觉。但这里再完美，毕竟不是他久待的地方。
那些歌楼舞榭，撩人声色，笙歌醉后的裙带生香，于他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不知他提笔写下“几人国士曾邀盼，此地苍生尚感恩”时可会手抖心颤——反正我此刻是手抖心颤的。
虽然知道他此时是寄人篱下，此等谄媚乃情非得已之举，干谒于人，说几句好听话，实乃交际时的必要手段，虽然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是不能免俗之举，虽然我一直在感慨仲则太狷介，不会为人处世，然而，看一个清高孤耿之人写下这样逢迎的文字，作此妾婢之态，我还是本能地觉得不舒服。
诚然袁枚是当时文坛宗主；诚然他作《随园诗话》，论诗文见地独到。随着《随园诗话》的盛行，当世之人莫不以能上诗话被袁先生点评为荣，既然广受追捧，袁先生就再接再厉，再来一本。他是个性格随和的人，不坚持什么原则，不介意续写的《续随园诗话》变成一本出钱就可以发表文章的杂志，自己由主创变成了主编，变身杂志出版人，还不用担心销量，顿时轻松多了。
有一句话叫“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人世情怀的文化独立，相互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很容易出现文人相轻、宗派林立的局面，无法形成互相包容的知识分子共同体。
好吧，我知道我强求了！
说起来，袁先生是个活得很有激情、很有态度的人，我们不妨称他为“生活家”。作为乾隆盛世第一文化偶像，在当时，他就已经足够有精英意识，会引领风潮，吸引眼球了——秀文化、秀态度、秀生活，样样不落。
评诗文，彰显文化品位；写散文，谈谈哲思感悟。再来点杂项，写本《随园食单》，分享一下名士的私享发明。平时不算太招摇，也就收一些他看得上的女弟子和美男子（男女通吃），再比照红楼十二钗的规模和水准，选十二个绝色侍妾，随身伺候而已。三不五时在随园开一开类似“海天盛筵”的私密派对，邀请当朝及当地的权贵，亲切而热烈地交流一下人生的各种体悟。总的来说，很克制、很低调，不强横、不霸道。
他还广开善门，上下兼顾，左右逢源，喜欢在随园举办一些主题活动，提供酒水点心，派美貌的姬妾做导游兼模特，与民同乐。除了他自己的核心居住区，其他地方可以随便参观。随园不设防，不排斥盗匪，开门揖盗，当然也没有哪个不开眼的盗匪敢来砸场子。且不说袁先生有那么多过硬的关系，万一随园被盗，袁先生伤了心，闭门谢客，少了这么个免费豪华游乐场，文化娱乐得不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也不同意啊！
总有人习惯把仲则的不如意归咎于世道，好像是这世道辜负了才子。袁枚也是才子，也是同时代的人，他和仲则的际遇和生活却是天壤之别。
袁枚也是落魄书生之子，开蒙比仲则还晚。九岁时黄仲则已经吟出好句，九岁的时候袁枚还不知道诗长什么样子。他十五岁才开始学诗，而后就自倡“性灵说”，写出《随园诗话》，居然也海内共许，风头无两，颇有北宋欧阳文忠公臧否天下士人的风范。
袁先生的文坛和仕途之路都顺畅得令人发指，望尘莫及。“文章憎命达”这种倒霉寒士用以自我安慰的话，对他来说，半点参考性都没有。二十三岁乡试中举，隔年就参加会试，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之语，主考官认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意思是语涉宫禁，惹人遐想不好，实际上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惹人遐想。眼见得要落榜，关键时刻却有贵人相助，尹继善认为无碍，力保之，袁先生免予落榜，有惊无险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袁先生外调做官，曾任沭阳、江宁、上元等地知县，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三十三岁时，以父亡辞官养母，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隋氏废园（先为江宁织造园，曹雪芹家产业），改名“随园”。一番大刀阔斧的精心改造之后，在此悠悠然过了五十年俗世神仙的日子，八十二岁才满怀不舍地离开这个让他无限欢喜的人世。
多说一句，袁先生讲究了一辈子，临死之前，安排丧事，也要求各种细节完美，务必体面地谢幕，优雅地离世。
看看袁枚，再想想仲则，早负才名，屡考屡败，仕途困顿，好不容易谋到个微不足道的官位，还没捱到上任，就被债主所逼，抱病出京，殁于解州，英年早逝，叫人说什么好？我只有选择相信“同人不同命”这句话。
相比他低眉顺眼献给袁枚的诗，我其实更相信罗隐这首《秋夜寄进士顾荣》，更接近他的真实心意：“秋河耿耿夜沈沈，往事三更尽到心。多病谩劳窥圣代，薄才终是费知音。家山梦后帆千尺，尘土搔来发一簪。空羡良朋尽高价，可怜东箭与南金。”
这首诗，掩去名字，真可以冒充是仲则写的。经历、心事、感受一般无二，看别人富贵，如鱼得水，想自己寒苦，四处碰壁。“多病谩劳窥圣代，薄才终是费知音”，连牢骚的意旨都如同出自一人之口。
仲则和袁枚作为乾隆盛世的两种极端代表，袁枚之所以能活到自然死亡，没有被半途干掉的原因，我分析是，袁枚炫富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富强，能够给士大夫和民众信心：我们生活在多么富足、和谐的时代啊，有这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尔等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对于这个道理，聪明如袁先生是早早就看穿，心领神会的。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看看，多么识情知趣的人；听听，多么顺耳的话。
仲则哭穷。虽然嗟穷叹苦，牢骚不断，到底也只是个年轻文弱的书生，出身寒微，没什么势力，就算在诗里发破天的牢骚，也不会在社会上造成煽动性的影响。何况，他还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托身官门为人幕僚，积极主动，努力向主流靠拢，半点谋逆之心也没有。留着他，正好证明我们是很宽容的，文字狱只针对极个别不听话的人，一点也不恐怖哦！
不得不说，袁先生虽然喜欢声色犬马，私生活糜烂得一塌糊涂，但还是有识人之才的。他在得知黄仲则死讯时，写下一首悼诗《哭黄仲则》：“叹息清才一代空，信来江夏丧黄童。多情真个损年少，好色有谁如《国风》。半树佛花香易散，九年仙曲韵难终。伤心珠玉三千首，留与人间唱《恼公》。”
许多人爱引“叹息清才一代空”这句话来证明仲则的可贵、可惜。我不否认这是一种认可，可是我想，袁先生这样的感伤又能维持多久呢！仲则像随园的飞花一样落入他眼中，还来不及留下颜色，就化作尘泥。在他看到美貌的姬妾、娈童之后，在他开始另一场盛宴之后，这清浅忧伤就被抛诸脑后，迅速地消散了。
对某些人而言，惨淡无常的人生，是别人的；活色生香的生活，是他自己的。这种自私，是真实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