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一起长大的朋友前些日子进了城，四处奔忙，找关系，最终得以去车站的站台上当保安。他高兴坏了，连夜打电话跟我说，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知道那是多么枯燥的工作。整日对着轰鸣的车头与无尽的铁轨，来来回回，定点巡视。铁路上一旦发生事故，哪怕微小至极，他仍脱不了干系。朋友在山里待了半辈子，是个老实人，总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好好干事。于是，他每天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定时出去查看究竟。
他说，城里的东西太贵，车站又不让保安到食堂打菜，他每吃一顿，心里都觉得愧疚。后来兴许是与他母亲提及，不到半月，他的母亲便披星戴月地从乡下赶了过来，在城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她就在车站的门口卖点小杂货，晚上就在屋子里缝补衣物。
他的母亲为了能给他做好饭菜，每每都是在他下班前一小时就收摊回去了。冬雪寒天，我时常看到他的母亲独自坐在车站不远处，捣鼓着那些小玩意。
我不止一次向他抱怨，不能让自己的母亲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候出来，他也曾劝慰，可他的母亲却死活不愿，说自己总不能来城里白吃白喝，给儿子添麻烦。
再说了，这城里的房租可贵了，要不卖点小东西，住哪儿？老太太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心地善良，但性情刚烈，朋友执拗不过，只好作罢。
鹅毛雪花洒在小镇的车站上，皑皑地落了一地。
他的母亲一日都不曾间断地送饭。朋友不以为意，兴许，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对于自己母亲的付出，已然习以为常。
朋友的母亲没有手表。以前，她可以问问周旁摊派的老太太们，可如今，天寒地冻，谁还甘愿为那几个钱来此地方吃苦受冻？
冬天的天色晚得比较早。于是，朋友的母亲就经常回去得过早。买了菜，做了饭，颤巍巍地立在站台的检票口处，等着朋友下班。很多时候，一等就是一两小时。呵气成冰的站台外，时常看不到一个人。朋友的母亲就这么安安分分地立在那儿，像个站岗守卫的哨兵。
当然，朋友不知这个事儿。因为每次他接过的饭菜，都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他不清楚，自始至终，手里捧着的那个饭盒就没有离开过母亲的身体。
后来，春节前人流拥挤，段上派人下来检查，领导三番五次叮嘱，务必在站台上做好旅客的迎接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朋友真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火车还没开来，他就安安分分地跑到站台上面等候了。
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靠近检票口的位置上。那天，他真被冻坏了。火车晚点一个多小时，他和那些新来的保安就这么一直站在冰雪下面，一言不发地等候着。其他人都受不了，纷纷回到保安室取暖。只有他，依然默默地站在那儿。
他像是在赌气。当下班的铃声响起，他的母亲忽然慌乱地扭动着身子，朝着站台上奔来。当他看到他的母亲一面走，一面从夹肢窝下掏出那个熟悉的饭盒时，再也止不住奔腾的泪水。他想要故作镇定地问：“妈，你冷吗？”可话还没说，就“哇”地哭了起来。
这一盒饭啊，让他吃出了多年的伤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