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刚刚略有起色的朝廷，再次剧烈动荡。原因是赵贞吉入阁，成为第四位大学士。
赵贞吉，四川内江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7），比陈以勤、李春芳大四五岁，比张居正大18岁。这是一个名声不错，而且性情刚直的良臣。嘉靖三十年俺答入侵的时候，他力主保持国格，不能答应封贡的城下之盟；严嵩飞扬跋扈的时候，他敢于顶撞甚至大骂严嵩，即使因此遭到严嵩的打击陷害，也在所不惜。在隆庆元年，他受命为皇帝讲学，到隆庆三年，则是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内阁第四名成员。
赵贞吉资历很老，他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相比之下，别说嘉靖二十六年登科的张居正、李春芳，就是嘉靖二十年的陈以勤，也要管赵贞吉叫声前辈。
而这样一位前辈，在内阁中的排名，却在三个后生之下。须知上了年纪的老人，有时候对具体的功利未必在意，却会很计较自己的名声地位。因此赵贞吉心怀不满，满腔怨愤，也就很正常了。
而且，赵贞吉本人对于国政有一套自己看法。他入阁是来做事的，不是来养老的。为了争论京城的军队到底要不要整编的细节问题，甚至不惜和兵部尚书霍冀成为政敌。这种工作认真的态度当然是好事，却也造成了另一个方面的副作用，那就是偏执。
在赵贞吉眼里，三个后辈大学士，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他们和自己工作上的分歧，也就成为智商和人品上的鸿沟。抱着这种心态，赵贞吉的情绪越来越坏。每天不是和这个吵架，就是和那个斗嘴。李春芳、陈以勤是老实人，挨了也就挨了。而张居正，年龄最轻，最让赵贞吉看不爽；同时张居正自己有心办事，与赵贞吉在工作上分歧的机会也就很多。这种情况下，赵贞吉的纠缠取闹，几乎让张居正崩溃了。
在之前，张居正目睹和旁观了朝廷中也曾有过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比如严嵩害死夏言，徐阶搞掉严嵩，以及高拱和郭朴被徐阶轰下来。然而唯有这一次，他开始真正以一种独立的政治立场，去面对和参与这种斗争。
幸运的是，60多岁的赵贞吉，尽管脾气大，嚣张，至少不是一个阴险的人。他的资历虽老，但能力心计却比张居正要差得多。所以，张居正在赵贞吉的“淫威”面前，顶多也就是有些心里不舒服罢了。
到了隆庆三年（1569）的下半年，真正对内阁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发生了。
在张居正与太监李芳联手，奏请复起高拱。高拱毕竟是隆庆皇帝最信任的老师，他曾经在隆庆皇帝担惊受怕的许多年里，保护了他，安抚了他。
这么着，等到隆庆三年十二月里，下野了一年多的高拱，重新回到内阁。不仅如此，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致仕，隆庆皇帝还借机把管理吏部的职权，也一同赠给了高拱。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明朝的六部中，如果说兵部掌管军事最有实力，工部掌管建设最是肥缺，那么吏部掌管人事，就是最有实权的部门。所以多年以来，一般吏部尚书是不能担任内阁大学士的，这也算得上一种权利的彼此制约。
然而隆庆皇帝对高拱实在是太信任了，竟然破天荒让高拱身兼这二职。这样一来，高拱转眼之间，由一个下野的闲人，成为整个大明朝最有实权的官员。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
高拱历时三年，推行改革，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拱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拱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拱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潘季驯。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第二位人物，是殷正茂。
隆庆四年（1570），两广发生了叛乱。本来，这地方在当年是蛮荒之地，山高皇帝远，叛乱的事常有。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虽说他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舆论大哗，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坚决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一切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抗击敌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比试，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他和高拱都是嘉靖二十年进士，在古代，这叫“同年”（同科进士），老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明王朝的北边，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四个地方，历来让人头疼，这是最难防守的几个据点。
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