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嫩而又顽强，亲切而又飘忽”，我以前写桃花的句子，却成了眼前重现的意象。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忙碌，绵密，多像勤劳的母亲。
这是一座桃花山。因为桃花，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一种色调：绚烂归于质朴。
起风了。满山的树叶喧响着，在我听来，是天籁，是《圣经》的声音：
“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
这是颂歌，也必用以作颂歌。
朱耿河
一条河流，在我的肉体可能是一团模糊的气体时，就消逝了，就像旧历年祠堂上供着的祖先，薄薄的灯光漂洗着他们的名字。
它是朱耿河。朱耿河是一条季节河，它的出身和消逝，像谜一样纠结在我的眉头。“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歌声在我听来，有时就是锯齿，切割着我内心的隐痛。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童年的河流，但是，我没有。一个没有河流的童年，他的胳膊只能在半空中划来划去，以桨的姿势。
“东朱耿，因位于朱耿河以东而得名”，看过故乡的地名考，我只能臆测出这样的意象：一根匍匐着的藤蔓，结出了两个葫芦，葫芦长大以后成为瓢，在水缸里，浮浮沉沉，藤蔓像一条羸弱的手臂，满是皱褶，水分在悄无声息地，流失。
60多年前，爷爷永远躺在了朱耿河的西岸。我的小脚奶奶抱着一个（我不满周岁的父亲），领着一个（我的大伯），走过了朱耿河。父亲太小，他后来只知道爷爷的名字是刘世温。大伯11岁那年得病死了，父亲成了刘家的独苗、郝家的长兄。父亲说，要是现在，你大伯就不会死，条件不行啊。父亲重重的叹息像石块，压得他低下头，只好用胳膊支撑着自己的倒伏。晚年的奶奶是父亲和二叔轮流赡养的，一家五天，按当地的集市日计算。是奶奶决定的，这样时间短，遇上农忙，两家都能顾上。奶奶来来回回，就像赶集，隔墙喊一声，奶奶便小腿勤挪，一步一颠地过来了。奶奶没有名字，生产队里按人头分东西，我看见奶奶的那份写着“郝赵氏”（奶奶娘家赵姓），我的胸口像是被一床棉被堵着，憋闷，胀痛。我上学了，填写履历，“家庭成员”一栏：奶奶，赵氏。我对父亲心存芥蒂：他那时是生产队长，是郝姓家族的大哥。“水往低处流”，经年之后，我理解了奶奶和父亲。他们以水的姿态，把自身降到了最低处，赢得了最低限度的尊严。
一条河流，缝合了断裂的土地。西边我的籍贯，东边是我的故乡。这是一条负重累累的河流。它是一个赶脚的汉子，每天都在路上，忽然有一天，它走累了，躺下，沉溺在漫长的夜晚。它生在天上，死于大地。
我无比怀念我的爷爷，尽管他一直是一个称谓。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见过我一个同事的父亲，70多岁，腰都直不起来了，他弯腰抱起小孙子的时候，胖乎乎的肉墩正好填充了他的胸前，使他的身体不再是一个弧，而是敦实的，像装了新麦的粮囤。我停下来，作业不批改，只抱着笔，怔怔地看。有个爷爷多好，他用长长的胡子扎我的脸，他拽着我的小鸡鸡问：这东西是干什么的？我头一偏，看天：打种的！我高兴了，就骑在他头上，去捋高高的槐花。
一个没有爷爷的童年，注定是残缺的。消失的朱耿河是一根喑哑的琴弦，它的失语，让枯黄的叶子迟迟找不到春天的树枝。
今年清明，给母亲添了新土，我转道去了爷爷的坟墓，和我的女儿。爷爷的坟很小，像小时候的窝窝头。这些年，我们一家人不停地搬来搬去，东朱耿，慈埠，安丘，直到把母亲搬到亘古的黑暗里，才恍然明了，独独把一个人扔在了西朱耿。如果我是一滴水，爷爷必是我的上游。如同河流消失了，村庄站立着。
无论我怎么眺望，依然看不到我的朱耿河。那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夏天的时候，田野的裂缝被朱耿河温柔地覆盖；到了冬季，它羸弱的手臂，依然挽着两个村庄，绵延的体恤，悠长的慈悲。
真的有过一条朱耿河吗？
我问父亲，他说，河流没有什么两样，河流西边是咱村的坟地，有个西朱耿姓韩的在看林子，就叫了韩家林。韩家林已经是一块耕地的名字，有我家的责任田，现在由我的妹妹、妹夫耕种，农业税不收了，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而我的爷爷，他一直就在河的西岸，他一个人（奶奶去世后葬在郝家的坟地）。他一定看见了我的父亲，在土里刨食，还有我的母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人。他看着我们夏日割麦秋天浇水，看着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蒸了新麦馒头，上新麦坟，首先让爷爷尝一尝。我想，爷爷肯定饿坏了，他颤巍巍地接过来，吃得手上嘴里全是热气，然后，不住地打嗝，幸福地几近窒息。
奶奶肯定能记得爷爷的模样，她没有说。我的记忆开始明朗的时候，父亲快40岁了，早活过了爷爷的年龄。更多的时候，我注视着村里的老人，构造着我的爷爷。可爷爷呈现在我眼前的形象总是这样：英俊且悲哀。一个英年早逝的人，就像一条消失的河流，我们记得的，应该是有那么两排白杨守护着的一泓水流，水草肆意地生长，有蜻蜓从水面掠过，低低地，在麦浪之上飞翔。
每一棵庄稼和青草，都是河流抚育的孩子。
一条沉寂在地下的河流，它紧紧握着植物的根系，在无边的黑夜里。当每一株绿色挺出地面，都是一条向上的河流。
幸福和温暖
鞋垫
母亲健康的时候，每年冬天，我都会有两双崭新的棉鞋垫。上面是长长的线头，就像春日茸茸的草地。下面是密密的针脚。一段绵长深邃的时间。
母亲把做鞋垫叫“割鞋垫”。割，其实是做鞋垫的最后一道工序，好比割小麦收玉米一样。乡村很看重最关键的一步。
母亲先把平日节余的碎布片找出来，平铺在桌子上，然后在上面均匀地抹上面糊，再铺好一层布片，如此三次，布片就厚厚的，像一面挡风的墙。冬日的阳光看似不紧不慢地晃着，厚布片却越来越硬实坚挺了。鞋垫样子，母亲早早画好了的。我的脚在废弃的报纸上一踩，母亲拿笔环绕着我的脚划拉一圈，就是最合脚的鞋垫样子。按照鞋垫样子，母亲的剪刀，在厚布片上弯弯曲曲地走上两圈，就像大蒜褪去外皮，留下物质的核心。把一双鞋垫的雏形对折，重合，中间夹上四层麻袋片子，用洁白的布片包裹了，再笔直地走上一条白线。两只鞋垫，就像菜园里的萝卜和白菜，隔着一些些篱笆，通过来来回回的风，倾吐着心事。
鞋垫上的图案，是母亲带着我的圆珠笔，托一个婶子画的，是盛开的桃花或者牡丹。红的，紫的，绿的，蓝的，无数根彩色的棉线在鞋垫上穿梭，这似乎意味着，脚下的路五彩缤纷。用菜刀从鞋垫对折的中间，均匀地小心地切开，两只鞋垫便灿烂在阳光下了。割好的鞋垫，大红大紫着，朴素饱满，是乡村堆砌出的节日的颜色。鞋垫对折着，塞了麻布片，也就留了足够的空隙，使得线头像茂盛的草，柔软，细腻。这是任何一种布料都难以企及的品质。
母亲给我割一双鞋垫，一般要用一个月的工夫。每年都是这样。我把去年的抽出来，塞进新的鞋垫，就一脚踩在地上了。
鞋垫很轻，没有负担。18岁的时候，我曾经陷溺的天地开始向外界打开。我竖着衣领，像一只误入城市森林的黑乌鸦，把鞋子交给了异乡陌生的街道。我可能提着简单的行李，或者腋下夹了一本诗集。现在想来，这些年，我一直拎着的行李可能只有两件：我的梦和母亲的鞋垫。
是的，我以前是个诗人。我把鞋子写作船，停泊或者航行。我把双腿夸张成了桅杆，蔑视着地平线。我记得我没有写过鞋垫的。在脚底下，被油亮的皮鞋裹着，它不动声色，仿佛一直睡着，睡在乡村静谧而缓慢的时光里。
鞋垫不是诗，它是脚踏实地的生活。
冬天的风景是单调而枯燥的。母亲的鞋垫，与春暖花开的季节构成了一种颜色上的呼应。常常，一双踩在脚下不见天日，一双花朵一样绽放在窗台上的阳光里。好比我的两张面孔，一张面对自己，一张笑对别人。其实，鞋垫就是鞋垫，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母亲不是精于女红的那种，她之所以中年以后去努力掌握割鞋垫这一繁复的工艺，完全跟我的脚有关。
以前，寒冷总能从我的脚上打开缺口，然后顺着脚心直往上走，我的身体便晾在异乡的冷漠里。脚上满是裂口，像锉刀，一截坚硬粗砺的岁月。最难捱的是春天。柳树发芽以后，我的双脚也有一种蚯蚓一样的东西，在脚底游动。奇痒无比，心烦意乱。赤着脚，施施然走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缓和着一时之痒。
显然，母亲用一种棉质的关怀和绵密的体贴，在塑造着我的形状。我是一棵树，直根须根都浸润在柔软的水里。
走了这么些年，我一直走在母亲的鞋垫上。
后来，我恋爱了。
看到了我的鞋垫，女友秀问我，哪里买的？真好看！我想我的反应一定很快，我母亲纳的。
秀是穿着母亲的鞋垫出嫁的。那是一个女人最灿烂的时刻，一朵东风枝头雍容华贵的牡丹。结婚的那天，我忽然呆呆地看着我的母亲。她微笑着，迎来送往着每一个客人。新娘是婚礼的焦点。我的母亲，是秋日收获后的土地上一朵兀自开着的喇叭花，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装扮着大地的颜色。
结婚八年，孩子六岁，生活并不浪漫。吵了，闹了，笑了，好了，婚姻有点磕磕绊绊。母亲一直跟着，哄孩子，掌勺子，缝缝补补着家庭的裂痕。我呢，看看书，也写写诗，偶尔也给过去的女生发发短信。
针与线，在我的母亲所表现出来的最炫目的成果是她的鞋垫，细腻艳丽。而我，走了这么多路走了这么些年，一脚踏着的是母亲健康的岁月。
母亲是孩子的鞋垫，磕磕绊绊拉拉扯扯地，是一生的呵护。
如菜蔬一般的婚姻
钱钟书先生把婚姻形象地比做“围城”，然后是诠释：围在城中的人想突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然后是“围城”中人在各种背景、纠葛、情势之下的可怜、可笑、可叹与可悲。作家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无意中被那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包涵了。曾经很流行的一句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说也罢。才子佳人小说中，郎才女貌、花前月下、举案齐眉都是物化了的婚姻图象。
所有的小说都是捏造的。
“对方怎样的好是说不出来的，只觉得很适合，更适合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我是读到了叶绍钧先生在《过去随谈》的一句话，才确信了婚姻的模样。
确切地说，我是看到了我父母的婚姻，才真正体会到美好的婚姻其实就是彼此适合。
祖父病故，祖母改嫁到了东村一姓郝的人家，拖着年幼的父亲，更多的艰难只能想象，我无法描述。姥爷当过私塾先生，在巴掌大的小村，母亲家也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我问母亲，当初为什么会嫁给父亲？只是好奇。你姥姥走得早，大舅当兵去了，小舅就和小雨那么大，家里那时缺人手呢！冬天的菜园里，白菜爱上了萝卜，白菜是卷心的经霜的白菜，萝卜是块茎粗壮的青皮萝卜。清清白白的婚姻。
母亲得了肌肉萎缩，舌头也短了，说话有点含混不清，羞涩的表情是健全的。当时父亲给一家小厂看大门，也给母亲穿衣解手洗脸喂饭熬药。母亲从我的单元楼搬出去不多久，双手已经不听使唤了，走路时胳膊软塌塌地垂下。我想伺候母亲，工作丢了可以再找，可母亲只有一个。母亲愿意去父亲那里。
这些年，我离开老家一直在县城教书。妻在乡镇卫生院上班，生小雨时大出血，查出子宫肌瘤，保守治疗后复发，只好手术。她从此离不开小雨，我母亲便一直跟着她们。庄稼地里的杂草急急地划锄完一遍之后，父亲便坐车赶到我这里，爷俩坐在学校外面的路沿石上说一会话，他动身赶往母亲那里，也就是在人家的地头上吸一袋烟的工夫。一个周末去看我女儿，午饭了，还不见父母的身影，一问，父亲给人家加工大蒜，母亲也陪着去了。正午的阳光下，父亲骑车带着母亲回来了，车轮从细细碎碎的树影里碾过，父母的说话声，像远处滑过来的一道煦暖明朗的阳光。那情形我熟悉，就像十年前父亲带着母亲下坡干活回来，就像二十年前父亲带着母亲赶集买新衣服回来。
我几乎每天都要听同一首歌：《最浪漫的事》。我问同事，小城能买到摇椅吗？同事笑我写文章的人就是浪漫。父亲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不知道，我听见父亲常常对母亲说：“咱老俩谁走得早，是谁的福。”我能看到的，是父亲很耐心地给母亲穿衣解手洗脸喂饭熬药。父亲是个急性子，就像老家屋顶的地瓜秧子，冬日的阳光不紧不慢地搓着，不知不觉地就柔软了。
父亲是2005年春节以后出去给人看大门的。母亲住过去的时候，满园的时蔬长得正旺。菜园就在传达室和厕所之间，原先是一块荒地，父亲和一把锄头发现了它。父亲每天搀着母亲来回地走，像一次次美丽的旅行。母亲胳膊上的力量在悄无声息地消失，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茄子越来越紫，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梦；豆角一天天地把日子拉长了；土豆一直不声不响着，到收获的时候，一个个成了攥紧的拳头。都是些平常菜蔬，种子也是老家带来的，父亲却宝贝得像自家子女一样。那段日子真好，依稀回到了少年时光，我放学回来，轻轻一跳，就碰到了幸福。有一阵子，母亲的手上看着长肉了。我想起来了，那时满园的扁豆挂满了架条，在绿秧的提示下，我看到了一些些青色的手指和活泼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