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本来可以利用手中军事力量，合理合法地收回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但蒋介石在美国和英国的双重恫吓面前放弃了收复香港的机会。
国际形势有利于收复香港
1942年10月下旬，美国总统罗斯福领导的政府为了早日结束二战，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应在亚洲战场上牢牢拖住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罗斯福为了鼓励蒋介石配合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通过外交途径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旨在废除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重新缔造一个中美新约的外交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致认为，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有可能取得二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成果。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上述建议，并把战后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权的希望，全部寄予美国战时的重新缔约谈判上。
罗斯福总统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同意在与中国进行中美新约的外交谈判过程中，也敦促丘吉尔首相和英国战时政府与美国外交同步，均与中国进行重新换约的谈判，同时罗斯福建议英国效法美国，以早日结束二战为大局，适当废除历史上形成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有效地团结和联合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事力量，共同对付日德法西斯势力。丘吉尔首相在美国政府的影响之下，也不得不责成英国驻华大使薛穆（Seymout），于1942年10月28日，在重庆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换约代表团举行正式谈判，与美国一起进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谈判日程。
蒋介石授意宋子文首先在外交谈判中获取英国使节薛穆的谅解与支持。而一旦当宋子文与薛穆开始外交谈判时，才发现这位英国谈判专家在条约中加入战后归还香港给中国的内容，远没有宋美龄当初设计的那样乐观。薛穆对中国的要求，不肯妥协。而宋美龄则支持蒋介石不达目的决不签新约的底线。致使中英新约谈判一度陷入困境。薛穆初时误以为中国对香港主权的收回只是新约谈判中的“过场戏”，只要施以推托小计就可让中国罢手，可他没有想到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竟然是中国政府当时最为积极的谈判目标之一。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薛穆只好电请伦敦，问计于战时首相丘吉尔。
把英方妥协的希望寄予美国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丘吉尔从英国战后的利益考虑，主张在与中国的换约谈判中，必须坚持在香港问题上不向中国妥协。丘吉尔甚至认为宁可牺牲一些战时的利益，也绝不轻言放弃战后对香港的管辖权。鉴于丘吉尔的上述立场，薛穆大使忽然在对宋子文的谈判中变得强硬起来，而在中英新约中加进香港战后归还中国的条款，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英方接受。
宋美龄惊悉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以后，曾要求宋子文向美国求助。然而罗斯福政府并不想在中英谈判过程中插手过多。于是宋美龄希望蒋介石在对英谈判中采取宁可谈不成，也决不轻易放弃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她始终认为英国最后从大局出发，肯定会采取妥协的。而美国在关键时候也不会放弃“中美”“中英”同时签署新约的初衷，蒋介石于是坚决地表示：如果英国不在谈判中涉及香港，也就是说不将香港在二战结束后归属问题列入中英新约，那么中英两国在重庆的谈判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现实意义。蒋介石甚至还暗示中英的新约谈判很可能会因为英方的掣肘而胎死腹中。
在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以后，宋美龄决定以养病为名，亲自飞往美国去求助。蒋介石顿时感到有了希望。宋美龄去美国之前，蒋介石曾多次给罗斯福发信发电，当年11月16日蒋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中曾提到他对宋美龄赴美就医的急迫心情：“此次内子之病，承蒙鼎力相助，得以提前赴美早日就医，中正至为感谢。”当然，蒋介石急于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致使中英谈判面临困境的香港问题。他知道只要夫人亲临美国，罗斯福定会在夫人外交面前采取对中方支持的态度，而与英国人的对峙则会不攻自破。
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亲自送宋美龄于九龙坡机场。当时夜色未明，他在宋美龄即将飞离山城的时候，还叮嘱说：“夫人此行当然是治病，不过，一旦面见罗斯福千万不要忘记替我表明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宋美龄对蒋的重托当然心领神会，她知道如若取得罗斯福的信任和支持，首先必须要得到罗斯福夫人埃莉娜的理解。而对于宋美龄来说，美国就是她的第二故乡，而她和美国人的感情显然会让她在这场外交战中占据优势。
宋美龄经佛罗里达州米切尔空军基地的短暂停留后到达纽约。她在哈克尼斯教会医院住下以后，果然不辱蒋氏的使命，她一面利用和罗斯福夫人见面机会坦言中国战后对香港的主权要求，一面在纽约、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的华人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大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舆论。在宋美龄充分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以后，她希望透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娜向罗斯福总统进言，以期尽早实现蒋介石在《中英新约》中载明香港战后归属条文的打算。
宋美龄在飞抵纽约的翌日，即11月28日上午，就在她就医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会见了专程由华盛顿赶来探视她的罗斯福夫人。这次会见是总统安全顾问霍普金斯事先安排的。宋美龄首先谈到了中国的抗战，然后谈到了正在重庆开始的“中英换约谈判”，罗斯福夫人同意把她的许多想法向罗斯福转达。几天后，宋美龄与埃莉娜夫人再次举行了会谈，这次会晤虽然是谈战后妇女工作的，可是，宋美龄仍然再次向罗斯福夫人表达了对重庆中英会谈结果的担心，并希望她能敦促罗斯福总统在关键的时候出面支持中国在战后收回香港。罗斯福夫人仍然像前次一样，在对宋美龄的主张表示同情的前提下答应负责向罗斯福转达。
蒋介石在重庆不断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发来的电函。他知道在美国上下一致的支持之下，罗斯福总统已在不断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施加压力，敦促他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早一天签署《中英新约》。在此期间，罗斯福还派总统安全顾问霍普金斯亲赴伦敦游说，他希望丘吉尔在香港等中国领土上做出让步。丘吉尔在罗斯福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在与中国即将恢复的换约谈判中考虑蒋介石的要求，并向美方表示英国在同意废除旧约的基础上，拟定一个可为双方都易于接受的新约。
在蒋介石政府看来，宋美龄在美国的访问是成功的。罗斯福的施压已经迫使丘吉尔首相在战后香港主权归属上做出了让步和妥协。但是，让蒋介石震怒的是，虽然从美国得到的消息都是让人鼓舞的，然而英方谈判代表薛穆却在与宋子文重新开始的换约谈判中继续玩弄手法。例如在英方提出的《换约备忘录》中居然只字不提香港和九龙、新界战后如何归属。当中国方面提出异议时，蒋介石没有想到英方竟然一反常态地变得强硬起来，薛穆甚至在香港归属问题上表确表示：如果中国再提香港问题，换约谈判很可能无疾而终。他的态度表明，英国不但仍然坚持当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而且薛穆还明确告诉宋子文：“英国不会屈从中国，更不会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动摇或妥协。”
宋氏外交效应微薄
消息传到美国，宋美龄再次向罗斯福发函求援。而丘吉尔在谈判陷入僵局时竟然不顾美国的游说，公然在伦敦发表强硬性的讲话，他说：“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丘吉尔又电示在重庆的薛穆：“我的意思是换约谈判再坚持下去，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方领地。”面对宋美龄游说无果，英方突然强硬的态势，宋子文最先抵挡不住了。他给蒋介石提交的外交备忘录中有这样的话：“中国自晚清以来，历届政府无不想有一天收回香港，然而哪一届政府也没有收回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的报告以后，因与尚在美国的宋美龄仍然互往电报，对罗斯福的支持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不顾当时的中英换约谈判无法进展，以及外交无能和国力衰弱的现实，仍然给宋子文打气说：“如果中英两国的新约上不载明战后收复香港或九龙的条款，我就不会在新约上签字。”意在向宋子文表白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态度。
宋子文为了早一天结束与英国人艰难的谈判，也为已经议妥的《中美新约》与《中英新约》在1942年底同时签署，他一面给在美国巡回演讲的宋美龄发电求援，一边又请老外交官顾维钧从国外飞渝，请他向蒋介石面陈暂时无法让英国人屈服的原因。顾维钧向蒋的进言力求让他认清当前形势，尽管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际道义上的支持和游说，可是在利益上美方又与英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仍在继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军援上依赖美英，事实上即便战后也无收回香港的军事实力。顾维钧认为：蒋介石应该将丘吉尔已经同意废除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当成对方送来的礼物暂且收下，同时还要允许英方把礼物分两次送来，断然不可因为操之过急，再引起不良后果。
与此同时宋美龄也在美国发来暂时先把《中英新约》签下来再说的电报。蒋介石的强硬本来依赖于夫人在美国的外交，当他收到宋美龄的密电以后，才知道夫人在美国轰轰烈烈掀起的外交攻势，到头来也敌不过英国人的死赖硬扛，万般无奈，蒋介石不得不在对英谈判中采取了妥协立场。由初时提出战后从英方手里讨还香港的主权，退而提出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应归还被租借的九龙地区。不久，蒋介石又授意宋子文在和英方谈判中提出一份《中英新约修订草案》，在这份文件中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方面放弃香港而收回九龙的立场：“英方在九龙租界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他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可是，在当时中国军政软弱的形势下，即便蒋氏以妥协和让步希求换取丘吉尔政府谅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收回部分中国主权的想法，最终也没有实现。虽然宋美龄在美国仍然为得到九龙地区的主权到处游说，可是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早已经暗中探知蒋介石政府的底牌，让丘吉尔政府在香港主权是否战后交还中国一事上采取了强悍的态度。
宋美龄没有想到丘吉尔居然在美国调停中扮演了阴一套阳一套的角色。她于是把丘吉尔在中英换约谈判中不理睬美国的无赖态度，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加以说明，同时她又申明了中国至少在战后收回九龙和新界的立场，再次恳请罗斯福总统从中斡旋。罗斯福对于宋美龄的请求再次表示同情，然而对于在中英谈判中的施压他表示了为难，同时罗斯福还派员到加州向宋美龄表示“最好暂时不谈九龙问题，先把中英新约签下来再说。”宋美龄知道虽然罗斯福对香港问题表示了无奈，但她此次赴美求助获得的军事援助却是巨大的。考虑到继续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对峙，很可能会给中美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她给国内的蒋介石发拍了电报，暗示他暂且放弃对战后香港主权的索求。蒋介石正是因为宋美龄这封电报，忽然改变了他坚持许久的立场，在英方紧握住香港和九龙的战后主权不放的情况下，退一步只求英国在谈判中表示一种折中的立场，即：战争结束后可以考虑归还九龙租界地。虽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但蒋氏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约》中写上这么一句根本就不能实现的话。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给中国政府和他一个面子。后来，蒋介石见英方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一建议，又通过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约》之外，采取口头的方式谈到“战后九龙归属问题”。尽管蒋介石的要求仅是口头即可，可是，英国谈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尔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龙的战后归属问题上寸步不让。
香港再落英人之手
在这种尴尬的僵局中，蒋介石忽然强硬起来。他指示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对英谈判中：“如果英国方面连这种口头上的许诺也不答应，那么这样的新约就毫无意义。”宋子文见蒋如此决绝，便担心如此一来很可能会让他负责的谈判功亏一篑，不得已只好给在纽约的宋美龄发电求助。希望她能劝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要和英国闹翻。宋美龄为此已在美国极尽游说，然而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施压却始终不能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她毅然决定马上结束在哈克尼斯教会医院医治皮肤病的疗程，并向罗斯福夫人发电请求，她将亲自前往白宫面见罗斯福总统。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考虑到在中英谈判中途贸然插手可能遇上的种种麻烦，让夫人委婉推迟了宋美龄马上来白宫的行期。虽然当年12月17日宋美龄得以与专程由华盛顿来的罗斯福夫人举行了第三次会晤，然而她向夫人委婉陈述《中英新约》中应体现香港战后归属条款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宋美龄至此对于美国是否会成全中国战后主权一事上，看到了一丝她不愿意看到的阴霾。埃莉娜夫人尽管不能让宋美龄满意，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敦促罗斯福再派霍普金斯亲赴英伦施压，希望丘吉尔在很快就要有结果的中英谈判中略作让步，以让《中英新约》如期签署。
丘吉尔在会见罗斯福特使以后，也担心在重庆进行的中英谈判发生破裂。在美国的压力下，丘吉尔一度产生了了怯懦。如果蒋介石继续坚持下去，非要收回香港或九龙，否则不签新约的话，那么丘吉尔很可能妥协。可是偏偏在这时候丘吉尔获悉宋子文和蒋介石在谈判问题上许多观点南辕北辙，甚至不断发生分歧。其中丘吉尔感到对英国最有利的因素是，宋子文作为谈判首席代表，他担心中英新约谈判的破裂，可能导致战后中、美、英三方的联盟将因此而遭受损害。也许正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在换约谈判中的节节退却，于是丘吉尔的阴谋得逞了。1943年1月11日，宋子文和英国大使薛穆终于在重庆签署了《新约》，其内容包括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等八条。但是英方在这个《新约》中拒绝写明他们悍然强占的香港等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
宋美龄在美国得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此次赴美外交战并没有取胜。于是，在1943年春天，在纽约病体痊愈的宋美龄再次请求前往华盛顿面见罗斯福。
这次她在罗斯福夫人埃莉娜的帮助下，以国宾资格住进了华盛顿戒备森严的白宫。宋美龄因有与埃莉娜的交往于前，给罗斯福总统送礼于后，所以她不但可以在白宫居住，而且可以与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多次进行交谈。特别是当宋美龄将向美国讨要战时军援放在次要位置，而把香港战后归属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后，致使此前对香港战后归属不以为意的罗斯福，忽然郑重起来。他的重视程度起源于宋美龄巧妙的外交攻势与动情入理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宋美龄在白宫不厌其烦地阐述中国政府对战后收复香港的立场，使得罗斯福由同情中国的立场继而转为支持战后将香港归还给中国。
同时，宋美龄还把中国对香港主权的要求，诉诸美国民众。宋美龄在当年2月17日亲临白宫造访之后，又于18日下午在华盛顿国会山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一边呼吁美国议会支援中国的抗战，一边又把战后中国收复香港的良好愿望作以阐明。进入3月，宋美龄又对加乃奇华侨发表鼓动演说，3月6日她前往威尔斯发表演讲；12日她亲往芝加哥对学界人士发表演说，18日宋美龄则前往旧金山对当地华侨和美国反战人士发表巡回性演讲。总之，宋美龄为了中国的抗战与战后收复香港等主权，虽然在美国已经竭尽全力，然而却在《中英新约》签署中有关向英国索还香港主权一事上还是打了败仗。
在第一次外交斡旋失败以后，宋美龄曾把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希望，寄托在同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美、英、中三国首脑紧急会议上。因为这次由罗斯福倡导并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就是讨论二战结束后世界各派政治力量势力划分的会议。虽然罗斯福总统在这次会议上表明了支持中国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宋美龄也在会前会后极力施展夫人外交的手法，为中国战后收回香港周旋在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但宋美龄渴望以外交手段赢得战后主权完整的种种努力，最终由于丘吉尔顽固不化的拒绝而功败垂成。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面对中国政府的正当主权要求，始终顽固坚持他的看法。
就这样，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香港的主权再次落于英国人手里。
（作者窦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