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踌躇
1949年8月24日，时在上海的张元济接获已在北京的老友陈叔通来信，信中透露他已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他马上回信，诚请老友代为辞谢。
这位1867年出生在浙江海盐，于清光绪十七年（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参与戊戌变法的老人，在变法失败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后，即决心永离仕途，辞别京城南下上海，参与创办商务印书馆，并任该馆编译所所长、经理、董事长，全身心服务于文化出版事业。可朝代更迭，军阀乱战，抗战炮火，国共龃龉……山河巨变，时世艰困，民众流徙，商务也生存艰难，如今终于战火有歇，即将展开一个新时代，时年已八十有二的老人，可谓百感丛生。他在给张国淦的信中有言：“时局万变，心绪靡宁。”面对新局，何去何从，即使他抱定“君子不党”的处世原则，仍颇费踌躇。他在建国后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有这样的自述：“一九零六年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提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辞职南返。”此后，仍有清邮传部尚书岑春煊邀他任职，军机大臣瞿鸿禨保荐他出任学部左参议，均一概回绝。1913年9月，袁世凯授意熊希龄组织所谓“人才内阁”，商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谢绝了邀请。实际上，他认为袁世凯其人阴险毒辣，在戊戌变法中投机取巧，不可共事。1949年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亲笔信，邀请他作和平代表去北平与中共和谈。第二天，他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说：“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垂]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
这次谢绝应召，虽则如常，但以他为人做事之周，仍不免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其理由竟有五条之多，一方面是对故友如实告知，另一方面亦见其决心已定。毕竟，6月初，上海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毅曾登门拜访，略表中央欲聘他为上海市政府顾问之意。当其时，他不能不有所考虑。因而，他所列举的理由大体如下：
一是，“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此言恐精力不济，难有助益。
二是，“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是言可能针对陈叔通信中提及参会诸人而发，故交稀少，渠能尽欢，隐含下面第三条之意。
三是，“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此前的6月9日，上海刚刚解放，在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的会议上，竺可桢记录他曾言：“谓解放军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新局既成，万众欢腾，张元济冷静旁观，偏说事事开头难，心忧横遭不解。
四是，“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凭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五是，此时，张元济已是82岁高龄，“征途旅舍，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如若北上势必要家人同行照护。而他儿子张树年所在的单位因时局变动，正在“倡议裁汰”。儿子陪同自己北上的结果，“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心忧多多，故而“再四踌躇”，即请陈叔通“善为我辞”。
就在给陈叔通回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登门讯访，可正值张元济疲累微恙早早睡下歇息，只得由他儿子出面接待，转知中共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第二天，即8月25日，张元济就此写信给梅，解释说：“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表示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
两天后，梅达君再次登门。此次，梅带来了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的慰问信，再申北上之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这次，张元济仍没痛快接受。他在8月30日写信给梅达君的信中，仍稽前意，微露踌躇：“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
同时，他在给陈毅、潘汉年的回信中，虽然表示了相同的意思，但已见松动迹象。他说：“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
张元济一再犹豫踌躇，除了自身的原因而外，还与商务印书馆在新的时局下，正面临新的考验有关。上海还没有解放的时候，商务的劳资关系即形紧张，俟上海解放、商务新的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又提出改进业务等，并对资方因经营收入减少而提出的减薪事宜坚不接受。即使他人到了北平之后，仍不断收到商务劳资纠纷的报告要他处理。
陈云到访
这年的9月初，陈云的到来改变了张元济的初衷。
陈云14岁时，即1919年年底，经小学老师张行恭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到1927年4月离开，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生活了近八年时间。正是在商务，陈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工人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6月，随着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商务印书馆也成立了工会。年方20岁的陈云被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推选为委员长。8月，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总务处的职工为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罢工斗争，陈云是这次罢工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当时，张元济等代表的馆方接受了职工增加工资等复工条件，罢工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个时候，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云先后参加了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不离开商务印书馆，转入秘密工作。
当年的商务职工陈云，已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实际上除陈云之外，尚有曾在商务服务过的陈叔通、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已居领导之位。张元济记得，陈云入商务工作时，所用的名字是廖陈云，盖因其舅家当时无子，陈云在自己的姓名前加了个舅家姓氏“廖”字，算是过继，后来舅家有子，陈云便去掉“廖”姓，回归本姓。此番，陈云来上海参加财经会议，趁便登门拜访前辈。见张元济已在家人的搀扶下等候，陈云疾步上前握住老人的手，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元济笑着回答：“你来看我，老朽不胜荣幸！”说着将陈云引进客厅。
宾主就座后，陈云追忆着当年往事：“我初进商务当学徒，年纪还小，身体和柜台一样高，为接待客人，只好在脚底下垫只小凳子。”
张元济忙说：“陈先生雄才大略，商务委屈侬了。”
陈云笑着摇头说：“老先生勿要这样讲。在先生面前我是学生。实事求是地说，我在商务真正学了不少本领，打算盘不消说，写文章，搞管理，做经济都是在商务打下的基础。”
张元济欣慰地说：“陈先生是个有心人！”“听说商务现在周转困难？”陈云转过话题。
张元济收敛笑容说：“不瞒陈先生，人心浮动，日脚不好过，头寸确是有些兜不转。”陈云说：“前不久，我去东北走了一遭，亲见沈阳分馆的情况还好，上海刚解放，总馆这里有些起伏。不过，张老放心，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馆内有什么具体问题，找陈毅市长，他一定会帮助解决。”张元济连称“好！”
决意北上
就这样，张元济在9月3日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他9月4日的日记记载：“梅达君来，谆谆劝行。答以延医检验，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渠云六日有送客的专车，渠亦偕往，深盼同车。”
9月5日，“到沈成武诊疗室照X光，先透视，云无恙。候其洗片。据云甚轻微，可以无虑。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张元济是否有借北上以改变商务困境之意，不揣妄猜。
9月6日下午四点半，张元济在儿子的陪同下，出门登车北行。他在这一天写给张国淦的信中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9月8日午后，张元济抵达北平，旋被安排住进六国饭店。
到京后前几日，均为故旧互访。9月14日，“余初次到勤政殿，讨论《共同纲领》。午后一时三刻乘车赴中南海，到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并非戊戌年德宗召见之处）。英儿偕往，留坐室外……二时半开会，讨论修正稿。《共同纲领》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至四时余递一笺与章伯钧，云拟先请假，但第十七条有意见，可否准先陈说。章说明后遂嘱余陈述。”他针对第十七条“禁止肉刑”，提出“肉刑早已禁绝”不必列入。
这次北行的高潮在9月19日。张元济日记载：“（下午）二时半陈毅来，述毛泽东君意邀余至天坛一游，并约李明扬君同行……即与陈、李二君同车出门。陈言毛主席在天坛相候，至则毛候于祈年门外，相与握手，寒暄数语……毛与陈并一一介绍诸人。随同登祈年殿，历阶而升，凡三层，层各九级。同览一过，历阶而下……南行出成贞门至圜丘，陟阶而上，亦层层为九级。坛形正圆。既下，至皇穹宇侧树荫下，列坐啜茗……坐谈约半小时，相将入皇穹宇一览……巡览既毕，出外各握手道别。余并向毛致感谢意。陈毅以车送余及李明扬回寓。是日在天坛有六七人持摄影具，随处摄照，凡数十次。毛与余与谈戊戌政变情节，又询余德宗召见仪式，又问余昔年在官情况，又问在官受禄几何。又言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伊曾读《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
9月23日，“晨九时赴勤政殿开会……（言）不妨仍继续称民国纪年，今年为三十八年，且采用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这就是张元济主张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的由来。后更有人称，如果采纳张先生的建议，对今天统一台湾应更有利。
10月11日，“正晚饭时，陈毅来述毛主席意邀余与（周）孝怀到彼处一谈，并在彼晚饭……余所言者：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除与毛主席面谈外，张元济与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人均有晤谈，并发表建言。他在10月17日给周恩来的告别信中说：“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10月19日登车南返。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慎重的思考，张元济在11月26日对商务职工报告了出席政协会议的情况。其中，他的一番恳切之言，可以看出他为何由拒绝北上转而接受的思想轨迹。他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位跨越多个朝代的戊戌变法参与者对共产党的认识发自肺腑，充分体现了其历史智慧，其认识高度在今天仍具相当水准，不由不让人敬佩。
1953年初，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同年，张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他在北京的老友陈叔通后来曾向他透露“内幕”，他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
（作者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