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陈鲤庭提出拍摄一部鲁迅传记片，上海市文化局长石西民就这一创作方案请示文化部，得到了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的支持，于是在1960年启动了电影《鲁迅传》的拍摄工作。
1960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了《鲁迅传》创作组，邀请陈白尘参加《鲁迅传》剧本的创作，后来为了增加创作力量又确定由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唐弢、陈鲤庭等六人集体编剧，负责创作剧本，并指定陈白尘为执笔人。1961年1、2月合刊的《人民文学》刊登陈白尘执笔的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上）的第三稿，同年年底出版的《电影创作》第六号上刊登了《鲁迅传》的第五稿。创作组在多次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之后，经过六次修改，终于在1962年底完成了剧本的定稿。1963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建国后创作的第一部以鲁迅为主人公的电影文学剧本《鲁迅传》。这个剧本主要描写鲁迅在1909年至1927年的革命活动，着重于描写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在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以及鲁迅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关怀和影响下，从进化论者成为阶级论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迈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和发展过程。
在筹备电影《鲁迅传》剧本的过程中，上海电影局又在1961年成立了摄制组，于伶担任历史顾问，陈鲤庭担任导演，赵丹饰演鲁迅，于蓝饰演许广平，孙道临饰演瞿秋白，蓝马饰演李大钊，于是之饰演范爱农，石羽饰演胡适，谢添饰演阿Q，此外，还有卫禹平、白穆、韩非、梁波罗、任申等著名演员在片中扮演各种角色，可谓是星光灿烂，云集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一大批精英人物。
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仅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召集部分创作人员谈话，就创作和拍摄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而且周扬、夏衍、林默涵等当时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多次召集创作组和摄制组成员谈话，就创作和拍摄工作提出大量的指示。
1961年3月6日，林默涵在北京召集部分专家学者举行《鲁迅传》座谈会，就《鲁迅传》剧本的第三稿征求大家的意见。许广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发言，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因为这则发言的内容没有被收入《许广平文集》，很少为人所知，是一则佚文，特转录如下：
大家很关心，很重视这个剧本。我听到的反应是毛病很少，很完整。前两次的草稿我看了，只有技术性的小毛病。把我写得太好了，我还没有那么好。那时我是傻不那儿的；当然，完全照原样写，于蓝也很难演。那时当然比现在活泼一些。今天发的这份材料（按：指编辑部所搜集的北大和师大的反应）中说：“鲁迅在许多地方都气冲冲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这个意见我同意。鲁迅就是对敌人说话也不都是气冲冲的，他的笔调很凶，见了人并不那样。北大同学提议把剧名改为《民族魂》，大家认为怎么样？这样“传”的意思就少一些了。
两年多来，《鲁迅传》创作组和摄制组为这部影片的拍摄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不仅召开了多次讨论会，而且走访了许多见过鲁迅的各界人士，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演员还先后到绍兴体验生活，赵丹为了演好鲁迅，不仅把家里布置成鲁迅的书房，而且模仿鲁迅的形象，穿起长衫，留起胡子，模仿鲁迅抽烟喝酒。于蓝为了演好许广平这一角色，多次向许广平请教其生平问题，许广平虽然工作繁忙，仍然支持于蓝的工作，耐心地向于蓝讲起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并首次披露了有关她和鲁迅的一些生活细节，不仅为于蓝饰演好许广平这一角色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而且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1960年12月6日，许广平在和于蓝的谈话中介绍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如出生第三天就被父亲作为娃娃亲许配给马家，自己反对裹脚，机智地学习国语等故事；在1960年12月27日的谈话中，许广平介绍了自己在二哥的帮助下解除了婚约，并到广州女师附小高小、天津女师、北京女高师的学习经历，另外，还谈到了她和鲁迅由相知到相恋的经过。在1961年6月4日的谈话中，许广平重点讲了她和鲁迅定情的经过，这不仅是许广平而且也是鲁迅生平中的一件大事，于蓝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有一次她给鲁迅抄稿子，鲁迅叫她停下来，看看她手指的纹路，实际是想握着她的手。许大姐感觉到了鲁迅对她的爱。她说自己是打破了一切束缚，解放了的女性，对于爱情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所以鲁迅先生深深爱上了她”。在1961年6月5日的谈话中，许广平又继续讲到她和鲁迅的爱情，并讲到了在两人婚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其中还特地谈到了两人之间的小纠纷，于蓝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她还谈到一次鲁迅和她避难住在外边，不知什么原因鲁迅不见了，她急死了，自己跑到内山书店和周建人家，两处都不见，她自己又跑回原来住处，怕敌人监视，不敢开灯，摸着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摸，她都吓死了也找不到。周建老和内山都又跑来探问。过了一会儿，鲁迅悄悄地回来了，原来他到南京路独一处去了。许大姐怀着爱意地说：‘他就是任起性来，什么都不管’。”
《鲁迅传》创作组和摄制组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式开拍前的准备工作了。但是，国内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按照江青的旨意，要求上海的文艺界、电影界要“大写13年”，重点写反映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电影界的目标是清除“夏（衍）陈（荒煤）路线”。张春桥到天马电影制片厂和海燕电影制片厂蹲点，并直接下到摄制人员最多的《鲁迅传》摄制组。有人揭发演员赵丹、夏天的问题，接着又把摄制组到绍兴体验生活，途经杭州向周扬、夏衍请示工作说成是“游山玩水”。张春桥听后说：“这不是裴多菲俱乐部吗？”不久，有关方面传达张春桥的指示：“电影《鲁迅传》摄制组的党组织烂掉了。”由此，《鲁迅传》还没有正式开拍就被迫下马。
（作者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