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王学祈、成舍我、连横……他们的名字，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精神，令追随者动容，他们的处事为人，成为后世垂范。本辑收录的文章带您走近这些人，感受名家风范，感悟精彩人生。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自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它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是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翻译出来的。
陈望道1891年1月生于浙江义乌。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主攻法学，兼学经济、哲学、文学。此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均川，阅读了他们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迎着这股时代热流返回杭州，被浙江第一师范聘为语文教师。他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热情投入新文化运动，受到浙江顽固势力的围攻，曾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不久，因《浙江新潮》上的一篇文章与当局发生正面冲突，他与夏硏尊、刘大白等人成为被通缉查办的对象。这次风潮使陈望道进一步认识到，文学革命触动了封建的思想文化，但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
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上海《星期评论》周刊的约稿函，还有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要求他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拟在该刊连载。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李汉俊、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它的有关章节。陈独秀更是主张将此书的全文尽快用中文翻译出来，“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早年曾从日本带回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仔细读过，并想翻译它，但终因自己理论和文学修养不足打了退堂鼓。于是他开始物色合适的译者，找到上海《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的邵力子，问谁能担当此翻译任务。陈望道在浙江一师当教员时，曾多次向《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投稿，与邵力子交往密切，所以邵便向戴推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识、精通日文和英文的陈望道，他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陈望道深知此书的分量，也知道不少人曾翻译过它的片段；但他认为译得均不够准确，甚至有的谬误可笑，如朱执信将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竟译成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不奋也！”陈望道觉得如此文字无法使这一光辉著作流传，于是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严肃的翻译任务，他表示：要通过自己之手，向世人奉献一本高质量的《共产党宣言》，使之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1919年底，28岁的陈望道辞去杭州教职，悄悄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分水塘地处义乌西北的金华山脉中，偏僻闭塞，是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陈望道就在自家那间尘网密布的柴屋内，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不断地搓手顿脚，驱赶着严寒。屁股下坐一捆稻草，只有两张凳子、一块木板，白天写字，晚上为床。他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饭菜都是母亲送来的。有一次，母亲见他累瘦了，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了进来，她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来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于是母子俩相对大笑一场。
为了精确对照，他手头除了戴季陶寄来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外，他又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的，《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是他的工具书。《宣言》博大精深，文字优美，而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新术语，中西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像一个又一个“拦路虎”，要完整而高质量地译成中文谈何容易！费了他“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为了开头一句能够准确而传神：“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陈望道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现行版本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作了“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他也颇费周折。
1920年4月末，经过五个月奋战，这部后来导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杰作终于译完了。此时，陈望道正好接到《星期评论》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的电报，他便提着箱子赶赴上海，将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该刊编辑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二人校阅后，再由陈望道改定，准备第二天连载。哪知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因“言论问题”被当局查禁而停刊。
陈独秀决定出单行本，但又缺乏经费。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得知后决定提供资助，建起了一个小型“又新印刷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被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首印1000册，红色封面上马克思的肖像占了五分之四篇幅。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这个徘徊于欧洲的“共产主义怪物”来到了中国，它刚一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几天内销售一空，接着又加印1000册。几个月时间竟重印了十几次。据周作人回忆，《共产党宣言》一出版，陈望道就给他寄赠了两本，其中一本请他转给鲁迅先生，鲁迅收书当天就读了一遍，并对周作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北伐战争中，此书在军内达到人手一册的地步。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如燎原之火，熊熊燃遍中华大地。1936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在延安保安（今志丹县）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他的革命经历时指出：“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共产党宣言》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启蒙灯塔，陈望道本人的思想也迅速升华。这年夏天，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主持编辑《新青年》，与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密切合作，旗帜鲜明地倡导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8月22日，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并继续编辑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积极推进建党工作。“一大”召开前夕，陈望道等被推选为上海地区代表。
陈望道为人正直，性格清高，话不投机就往往拂袖而去。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与陈独秀发生矛盾，一气之下提出要脱离组织，并因此未出席党的“一大”。1921年底陈望道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但遗憾的是，时间不太长他又提出辞呈并退党。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毛泽东曾指派沈雁冰前往劝说，陈望道回答说：“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能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他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组织了纺织、印刷工会，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以他为校长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一度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陈望道曾先后三次邀请鲁迅在此演讲。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陈望道与鲁迅、茅盾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他本人被推为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秘书长。抗战胜利后，陈望道主持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校进步力量最强的地方，国民党特务在校门口张贴公开信，称“新闻的赤化，系主任陈望道对此负总的责任。”陈望道面对恐吓处之泰然。此间，中共中央曾秘密转告他说，欢迎回到组织中来。陈望道诚恳地表示：现在不，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党的怀抱中来的。
建国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来到上海，点名接见了陈望道。不久，陈望道向上海市委提出回到党组织的要求。上海市委向中央汇报时，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不公开身份。”1957年6月，陈望道如愿以偿。中央考虑到工作需要，长期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8月，他成为中共“十大”代表时，才将他的党员身份公开。
陈望道历任全国人大第一至第四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第四届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75年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人大期间，曾到北京图书馆参观，他指着一本红色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的书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在全国只有四本，应北图负责人请求，陈望道在此书内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陈望道，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除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外，陈望道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唯物史观》、《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还著有中国第一部《修辞学发凡》和《文化简论》，并出版了《陈望道文集》四卷。
1977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同志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陪伴他的是一本《共产党宣言》，鲜红的党旗拥簇着他那安详的面容。
（作者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