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没有一个对我的到来作出任何反应，他们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打电话。上班的第一天，老板简单地告诉我作为“影视编导”，我的工作和同事们一样，就是坐下来打电话。“视线影视工作室”承包了当地电视台经济频道一个五分钟的专题时间，每周两次，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向全省播报优秀领导、企业家，每分钟收费五千到八千元。如果我能说服某位企业家同意露个小脸，那么除去20%的业务提成，我还能亲手摸到摄像机，亲自将一个吹嘘狂变成画面。我干！
第一次面对电话机我紧张得几乎要把电话吃掉，整个上午我打通了23个电话，其中有6个在我说完第一句话就把电话摔了。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学会如何开场白了：“喂，是××单位吗？我是××电视台啊。你们企业很知名啊，我们想报道一下……免费的，真的，只是有些制作成本……”两个星期后我已经对摔电话习以为常了，每次被摔电话自然还是会不愉快，可是遇到不摔电话的情况倒多少有些惊奇。三个星期后我对摔电话或不摔电话都习以为常了，老板过来安抚我说：对艺术要执著。四个星期后我对自己彻底绝望了，我甚至连摄影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两个月后我辞职。老板问我们为什么辞职，我告诉他省电视台招人，我考上了。他说为了这个原因可以放我走，他还说，从招我进来他就看出我不适合做这个，但他想这里对我会是特别好的锻炼，张艺谋没拍电影之前还是个工人呢，你比他的起点高多了。
我去财务结算了两个月工钱，扣除打电话的费用，两个月，我挣了476元。
我别支签字笔，揣颗平常心。
《天生杀人狂》说的是：一对狂野的小男女，疯狂追逐内心的呼喊，干掉一切他们觉得不合理的人或者事情。在那两个月摔电话的日子里，我在想，假如我疯狂地去追逐内心的召唤，那么我也能到达理想彼岸，成为一名导演或者做至少跟电影有点关系的事情。
就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我得到电视台向全省公开招考的消息，顾不得人家只招新闻记者的公告，我报名了。借来新闻系的书猛啃两周之后，我的笔试分数刚刚达线，机会渺茫。我四处打听招考老师的电话，电话接通，我开始滔滔不绝地推销和展示自己，那时候我猛然发现之前短短两个月的工作居然让我吹嘘和说话水平达到了历史最高段位。这事成了！
作为一名晚间新闻记者，我的第一个实习作品是对电影《宝莲灯》上映的报道。这条本来最多50秒的新闻被我做到两分多钟，穿插了观众有趣的回答，还配上了电影原音。我不知道新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只能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和制片人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在办公室对我拍桌子，骂得我终于大哭起来，我想我的方向没有错，只是我做的片子还不够好，还没有好到能打动他。
两个月我碰到了一个新闻，一个三陪小姐被客人告进了派出所，原因是当客人对她企图非礼时忽然发现“她”竟然是个男的，客人觉得受了骗。由于我的缺乏“是非观”，缺乏“新闻敏感”，这条片子完全脱离了“道德法律评判”轨道，也完全脱离了“底层关怀”的人文情怀。我把它做成了一条非常有趣的片子。“她”在新闻中谈起从小如何把裙子偷偷藏在书包里，就是为了从家到学校那一小段路上穿一会儿，当一会儿女孩儿。“她”谈起如何将棉花塞进胸罩里，如何和客人巧妙周旋，不被戳穿。“她”谈起每次去厕所如何伪装，“有时去男厕所，有时去女厕所”，要看心情。和姐妹相处又要如何保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三陪女形象，没有忧伤，没有罪恶感，“她”想当三陪女就像我想当导演一样莫名其妙，不可救药，片子播出后几乎所有人都爱上了这个有趣的三陪女，观众被“她”打动了，制片人也被打动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终于可以不再和无聊的会议报道打交道。我去跟踪采访那些在异乡卖唱的小女孩，听她们瞪着大眼睛对我唱歌；去传说中最隐秘的底下赌场，看有人真的拿麻袋装钱，差点扑了过去；我别支签字笔，揣颗平常心，离理想越来越近。
其实，她是一个导演
在电视台工作差不多两年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似乎坐进了一只软沙发。这只沙发舒服，也常常有趣，可是就是哪里有点儿不对劲。那年冬天我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越来越好，可我却几乎患上了冬季忧郁症。就是在那时，我接到了去湿地报道越冬珍稀鸟群的任务。
那是一片片广阔的湿地，边缘是农田，只有鸟类能进入的沼泽地。到达的第二天黄昏，我们就因为追逐偷猎者而冲进了这片沼泽。那是我所经历的最漆黑、最寒冷的时刻，全身的衣服都被泥浆浸透了，脚心扎满了荆棘，每踩下一步就会钻心地疼，泥浆直灌到大腿根，每拔出一步都要动用吃奶的力量。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两位男同事就在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看不见人，只能听见踩拔泥浆的声音。刚开始他们还回头鼓励我，但渐渐地我听出他们的呼吸越来越重，再接下去，他们几乎悄无声息了。
我们遭遇了电影里描绘过的沼泽地带，在电影里，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出去。有好几次，我想睡觉，只想能够在泥浆中再也不用动，就那么睡上一觉。就在我最想睡觉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将手伸进口袋，我摸到了一块只有食指长的巧克力。我喊着：“我这里有巧克力！”然后就抓到一个男同事的手了，我将巧克力分成三段，我们和着嘴里的泥水吞下去。
就在那个时候，天边出现了一颗小星星。它看着我，离我很远又很近。
我突然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谁？我忽然想起来，我的职业理想是要当一名导演，是因为这个我一步一步走到了这个沼泽里，如果我现在死了，我将会为什么遗憾呢？几天以后别人会不会指着黑乎乎僵直的我说：“这个女的，其实是一个导演。”那一天巧克力支撑我们爬出了只有20米的沼泽中心。我是仰望着天空，一点一点地爬行的，我害怕低头，低下头去，就什么画面都看不见了。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爬行里，我对着头顶的星空和身下的淤泥发誓，如果有幸让我爬出去，如果让我活着出去，我要继续读书，我要读导演系。对，我想明白了，我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个真正的导演。那样，就算是再次倒在淤泥里，我也会甘心地，微笑着死去。
5小时之后，我们逃生。一个月之后，我辞职。
呼啸的火车带着我开始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的旅程。在北京没有起沙尘暴的夜里，我会去阳台看星星，这成为我现在每天晚上除去写剧本和影评之外，最特殊的习惯。
就像一杯开水慢慢冷却下来，当锐气消失，安稳了、妥协了、平庸了，你才会发现，其实心底里，每个人都希望做个永远的独孤求败。
请你一直做独孤求败
两位前辈，两种风格
刚进这家外界传闻是“红粉兵团”的广告公司，就听说了她们。叶臻是资深设计，据说一个晚上能刷刷刷做两套报版；许微是资深文案，凡她做的CASE总能打压客户。
叶臻长得温婉，连说话都小声，很多同事私下说，看叶臻含蓄保守的衣着打扮，说她是广告设计师没人相信；而许微的外形非常符合广告人的形象，夸张搞怪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头发，笑起来地板都在抖动。
许微的人缘不好。据说是因为她对工作要求太高，凡跟她合作的人都感觉到一种来自于她的非常强势的压迫。文案总是力求完美，创意想完一个又一个，让人脑袋没有停顿的时间。刚进公司我就偶然在茶水间里，听到关于许微的八卦，设计部的一个同事说：“许微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张狂、天下第一，她以为她是谁？独孤求败？”
一个人在公司的人缘好不好，从午饭桌上就可以看出来。叶臻身边总围坐不少男女同事，而许微常常叫了外卖，一个人坐在位子上默默地吃。
心狠手辣的许微
我非常庆幸没有分在许微那组。有天早上上班，就看见许微那组的文案小杨在收拾东西要走人。一问，才知道文案出现失误，客户跟许微投诉，许微当着很多同事训斥她，后来还进了创作总监的办公室。再后来总监把小杨叫进去，让她辞职。
都是女生，混口饭吃不容易，再说谁没有被客户投诉过？许微不过是个小头目，有必要这么心狠手辣？
那几天我们都小声议论着，办公室里风云暗涌。
我被调到了许微那一组
听到这个“噩耗”，我惊呆了：“可不可以不去啊？”叶臻说：“恐怕不行。是许微亲自跟总监要你调过去的。”
我来公司没多久，什么“业绩”都没有，许微看上我什么呢？
那天开完小组会，我终于忍不住问她为什么独独要我过来。她答得也很直接：“记不记得你刚到公司没几天和我们在一起加班？”
我当然记得，刚到公司时“观摩”他们做的提案，前提、内容、创意什么都不清楚，就呆在一边傻看，根本没办法学到东西———
“看”到十二点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跑去跟总监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想先走。”
许微说起那天的事竟然笑了，她说：“你不晓得，我从来没看见一个新人像你这样胆子大，试用期没过居然跑去跟总监说你不想加班———”
她接着说：“那天你走了，总监呆了好一会儿才问我们，这丫头是不是傻了？”
她比客户更难对付
自从到许微手下后，我的日子难过了。写的东西她总能挑出毛病，不断要求再改。我虽然有些不乐意，但不能不承认她挑的毛病都是一针见血的。
有一回她让我改了N次，改得心里有些冒火，我低声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客户那里是能过的！不用再改了！”
她也冒火：“好！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仅限于在客户那里能过，不需多说什么！”
她骂我的话比客户还难听：“没逻辑！”“太花哨！”“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标题？”“如果你是消费者，你会不会想看到这样废话连篇的广告？”
而我也在她意料之内地哼哼着、嘀咕着，有一次她说：“我喜欢你当着我的面嘀咕！”我说：“你就没有背着人嘀咕过？”
聪明如她，当然知道我指的是小杨的事。有次开会，她公开说：“我知道你们都以为是我赶走小杨的，如果你们真的认为在一个精明的老板面前打小报告，就能够赶走一个能为公司挣钱的人，那没必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