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国有企业 3 年解困，任务很重，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开动脑筋，帮助克服困难。自从1996年国企出现总额亏损以来，为了推动国企改革，国家已经给了很多政策，包括增加银行贷款、减免税收和利息、鼓励发债筹资和股票上市、允许收购兼并和破产等，但是大部分国企的改革仍然进展缓慢。究其原因，自然有宏观经济不景气的缘故，但是目前的状况，社会保障制度落后导致企业社会负担过重更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因此必须明确国企解困的改革思路，动用政府财力，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大中型国企改革，当前最大的困难一是缺乏优秀的高级管理人才，同落后的干部人事制度和低收入分配相联系。二是社会负担太重，表现为：（1）离退休干部职工的比例太高，医疗和退休养老的开支负担很大；（2）现有干部职工普遍缺乏管理知识和职业专长，因此面对再就业的困难；（3）一些资源型和粗加工模式的老工业社区，除了上述问题以外，还有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现在面对资源枯竭，问题更为严重。此外，即使像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这样的新兴国有企业，同样也有社会负担的问题。他们现在业绩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平均职工年龄不到40岁，极少社会负担，但是他们的职工年龄将来也会老化，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同样可能面对沉重的社会负担，陷入国有老企业的困境。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责任：一是允许高收入的分配政策，同时完善高累进的所得税制度；二是致力于提高人口的流动性和再就业能力；三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扩大财政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提高人口的流动性和再就业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通过颁布各个行业的职业资格标准，引导和支持各个层次的职业培训，帮助劳动力人口适应市场需求，获取新的职业技能和提高已有的水平，减少职业变更的困难。其次是要完善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加快住房二三级市场的发展，提高房产权的流动性，克服单位住房和固定住房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最后还要建立在全国有效的最低生活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退休养老保障，使得劳动力人口有可能在全国的范围内找到最适合于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职位，而不至于因居住地变更而丧失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一条不仅有利于超级大城市分流人口，减轻人口膨胀和环境污染的负担，有利于老工业社区分流人口，减轻社会人口负担和加快改造，而且还有利于落后地区获得比较高素质的人才，加快发展的进程。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历来的移民人口和移民城市都是最富生产力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最快的社区，中国曾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习惯于祖祖辈辈耕作在同一块土地上，除了战争以外，大部分时期很少人口流动的变化，这在整个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就成了长期落后的原因，也成了国内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自1979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向城市，也为大城市的经济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动，资源枯竭的老工业社区的人口分流，则始终无法启动。主要原因除了政府部门能上不能下和能进不能出的干部人事制度以外，就是现行的社会保障附着单位和附着户口所在地的缺陷，阻碍劳动人口的流动。当前的形势是政府部门也要改革，因此社会保障更应该适应新的形势加快改革，为国企摆脱沉重的社会负担创造条件。
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有责任，但是政府不可能全部包下来，因此必须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全国最低的失业和养老基本生活保障由中央税负担，地区的最低保障水平超过全国的部分由地方财政负责，其余超过的部分则由企业和个人自行决定。具体办法由中央财政出资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络，为每一个达到18岁的在职公民或者下岗失业公民建立一个保安账户，规定在职公民必须交纳的社会保障税，并为18岁以上所有丧失劳动能力者、失业者和达到退休年龄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开支，可以随人带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而且终生享受。中央财政为全国社会保障网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征税的多少以该统一保障网每年达到收支基本平衡为原则，大约为 600元以上月收入者工资的1.5%~2.0%的水平，在失业严重的年份，缺口由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地区人口规划和就业政策，可适当征收地方税，或者在财力充足的条件下，增加地方补贴，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但是一律不得减免上缴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税。地方财政，包括省、直辖市、区和县级财政，负责本地区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包括为基本教育筹措资金和提供补贴，为本地区较高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筹措资金和弥补缺口，规定每个居民必须参加的医疗保险范围和险种，以及公布政府认可的保险公司供个人选择等等。企业除了必须帮助职工积极征缴社会保障税和地方各类社会保障基金以外，有条件的企业从吸引人才出发，还可以为职工个人增加购买健康和人寿保险，购买金额享受减免所得税的政策。个人除了参加上述社会保障和保险以外，根据自己对将来生活的安排，还应该积极购买各类商业性保险，包括医疗保险、人寿保险、财产意外险，等等。
从现行体制到新体制的过渡，要通过立法规定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必须参加社会保障的责任，任何不履行责任的政府机构、单位法人或者个人，均由法院依法判决和执行。国有企业因此可以把目前的社会负担依法移交给政府去执行，剥离社会负担之后再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资产重组，吸收优秀的管理人才，积极加入市场上的公平竞争队伍。国企解困的过程，可能有较大的一部分产权要让给市场，解除因此产生的顾虑需要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必须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所有制形式的重要性只能让位给有竞争优势的技术生产力，政府的资金来源和服务对象也由部分国企转向整个社会。通过资本市场的收购、兼并和破产清理，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转换仅仅是一笔交易而已，政府通过征税可以参与任何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分配，因此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不可更改的技术性质和竞争力的相对强度，包括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需求的技术性质、劳动力个人的职业技能、生产加工的技术专利和商誉、专家管理的水平、政府立法和决策的水平等等，它们应该是所有制形式选择的依据。例如，地铁、桥梁和通讯卫星等公共消费品应该归政府所有，各类信息咨询机构主要依靠个人商誉应该归个人或者私人企业所有，大的竞争性行业应该选择公众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等等。因此，当前帮助国企解困，并不是非要坚持固定不变的国有形式，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帮助国企创造外部的有利环境和根据生产力第一性的原则选择最适合的所有制形式，如果仍然局限在就国企论国企的范围，则有再长的时间国企也难以走出困境。
除了改革社会保障以外，在当前出口不利和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特殊条件下，帮助国企解困，政府还必须设法扩大财政投资，积极采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首先要加大财政对各类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大城市的地铁、桥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建设，以此拉动对钢材、水泥、能源和交通运输的需求，不仅能够直接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还能够通过收入效应增加消费需求，抵消目前的总需求紧缩趋势。其次是要积极扶持各类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包括各类金融服务、电话通讯、信息咨询、法律会计、投资理财、职业培训、再就业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服务等等。这些行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可为政府事业单位改革分流各类科研和管理人员创造机会，而且还极大地有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水平，增强对外的竞争力。最后还要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给予必要的机动财力，落实好各项改革措施和投资项目，把帮助国企解困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