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端着茶杯给她的孩子喝水。对于我的询问，她很不耐烦。用手指指：“上面！上面！”上面有很多层楼啊？我把情况说明，想让她明确地给我指引一下。她就不再说话，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出去。后来，在另一间办公室，另一位老师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儿子班主任办公室的位置，在那里我接回了正生病，等着我去接的儿子。
我也曾遭遇过无数的冷遇。可是在那种情形之下，那位老师的冷漠，确实让我心寒。她不理解一位家长对生病的孩子的关切和焦灼？其实，多说一句话或者把一句话说清楚也就够了。当然，她可能有她厌烦的理由。
可是，那一瞬间，给我这个陌生人的脑海里永久地留下了这样的情景———她在给她的孩子喝水，厌烦、不屑的表情像一层霜冻在冷漠中凝固。
我同样记住了另一个瞬间。去银行取工资，柜台前挤满了人。没轮到自己时，大家都事先把取款单填好，而圆珠笔只有一支。我向身边一位已经填好单子的少妇借笔用一下。她很反感地对我说：“笔是我自己带的，又不是银行的，凭什么给你用？”我一下子愣住了。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婉拒足矣，何至于这样呢？她把笔放在包里，走了。其实，给别人用一下笔，能耽搁多长时间？有多大损失？
旁边的一位女孩递给我一支笔，而她的单据还在空着，我说：“你填好后给我用吧！”她不以为然地笑了：“这么个小事情！谁先填不都一样吗？”或许，对她这只是个不经意的瞬间，而我却记住了那个阳光下午的瞬间———女孩很好看的笑容和温暖的手指。
其实，两种感觉只是一瞬间，可是我宁愿留住那点指尖上的余温，以抵御人情的冰凉，进而说服自己。
几天前，我大姐在电话里惊慌失措，说出大事了。大姐一向很沉着，可是发生的事，让她没法冷静。
那天，她在银行办银行卡，办好卡，一转身，柜台上的手提袋丢了一只。一只袋里装着十万元现金，没丢。丢的那只里面装的比现金更重要——是我外甥下半年出国的相关手续。当即，大姐汗出如浆。
打电话时，大姐恨得咬牙切齿，他怎么就不偷走十万元现金，偏偏偷走那个袋子呢？
这确实是天大的麻烦。对出国的手续，我不太清楚，但可以想象，像签证之类的资料，应该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补办到的。除了让大姐赶紧报案之外，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外甥是品学兼优的好青年，下半年就要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本来顺风顺水，突兀起了这么大的变故。这事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刚才，我大姐打电话来说那只手提袋找到了。就在昨天，银行保安发现银行旁边的变压器上放了一只手提袋，打开手提袋，保安发现了一张名片，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保安找到了我姐。
这件事中，很有意味的是这位小偷。笑纳了手提袋里的几百元钱，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为了还回手提袋，他还颇费了一番心事。手提袋如果重新放在银行的柜台上，可能会被另一个人拎走。他选择把它放置在银行旁边一人多高的变压器上，行人无法看见，即便看见了也无人敢取，但银行的地理位置很高，站在台阶的保安一眼就能看见。
除了袋里的五百元钱，其它资料，一应俱全。面临最坏的结局，最终却找到了最好的答案。大姐欣喜若狂，说了半天小偷的好话。最后，我老姐十分肯定，这人干这行肯定是另有隐情，因为他在作恶时没有完全放弃善，否则他把手提袋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对他来说更省事，更少麻烦。
我心里有异样的感受。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老姐是不是对小偷还心存感激？大姐沉默了片晌，按理说应该恨他才对，可是，对这样的结局，心里确实充满了感激，这是一种不好用语言来表述的感激。
是的，这是一种很另类的感激。感激的当然不是小偷梁上君子的勾当，而是在犯错的同时，并没有泯灭良知。千错万错，良知尚存。我们都不是圣贤，有意无意，在世间也难免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过错，甚至罪孽。心中永存一份良知，做事就有了底线。这是自我救赎和获取他人原宥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对眼前这位黑胖的汉子着实感到奇怪。
这是位外地人，操浓重的外地口音。租了小区的一间车库，开着糖烟酒类的杂货店。平日里殷勤待客，但在他吃午餐时，想让他离席买点东西，他总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一餐饭也吃不好，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啊？”
他就这样常常对我抱怨，让我十分不快。其实，附近不远处就有一家超市。我是看他一个外地人来此地谋生不易，有意照顾他的生意。不过，撇开午餐时光，他还是很殷勤的。
在我印象里，这家人对待午餐很隆重。十点左右，这汉子就在小店门前的煤炉上支起小锅，小锅里喷起浓烈的油烟，烧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然后扯起店门前的宽大的帆布蓬，摆上方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一杯寻常的啤酒，被这汉子喝得惊天动地。他眼睛贪婪地看着杯子，猛一灌，杯子重重放在桌上，张大嘴，嘴角下撇，发出“呃”的一声，显然是陶醉了。我从来没看一个人喝啤酒有这么夸张。
我让他给我送一箱啤酒。他说，你回家等着，马上就去。这天我家来了客人。我听信了他的话，可餐桌上的菜都上全了，还是等不到他的啤酒。再次去他的小店，他正喝得快活，可是我不快活，我得说了。
我说，你这人真是，你怎么把你的午餐看得那么神圣，老主顾的生意怎么就抵不上你一杯啤酒？说完，我就转身回家。
一会儿，他扛着啤酒，敲门进来了，一进门就向我道歉。
他说，我确实把午餐看得很神圣，我妻子在外做钟点工，累了一个上午，赶回家吃午餐；我老娘从康复中心，走三条大街过六个小巷，赶回家吃午餐；我女儿在城郊的一个企业打工，要骑近十五里路的自行车，赶回家吃午餐；我儿子背着十多斤重的书包，赶回家吃午餐。吃完午餐，一家人又像潮水一样散去，各忙各的，你看我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午餐对有些家庭来说，是神圣的。在各自的时间里忙碌，只有午餐以午餐的名义，把全家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坐着。
现在，我不再去打扰他的午餐。有时碰上了，看见这汉子夸张地喝啤酒，我装着路过。一家人面对面坐着，我没法替他找到另一种欣慰，替代他眼前的情景。
晚饭后，我习惯将一袋垃圾放到门外。第二天早晨上班时，顺手拎走。搬入新楼不久，发现围绕门外的一袋垃圾发生的事，颇为蹊跷。正常情况是，一袋垃圾靠在门外等我到天明，可有时候垃圾竟会被人拎走，这就让我感到有些奇怪。
渐渐地，隐约窥探到其中的秘密，这一事好像与另一物产生了联系：在垃圾袋放入可乐瓶，垃圾就会消失；相反，垃圾则存在。于是断定，垃圾袋的消失，应该跟可乐瓶有关吧？
后来发生的事，证实了我的判断。
暑假，为带儿子晨练，我起得很早。绕城小跑半圈回家，天才刚刚放亮。楼梯爬到三楼，遇上了一位拎垃圾袋的中年汉子。他的左手掐住一只可乐瓶的瓶颈，右手拎着我很眼熟的垃圾袋。
见了我，表情突然有些尴尬，估计他认出了我。擦肩而过时，开口跟我说话。他说，可乐瓶放在垃圾袋，我想，你们是不要的，我拿了，顺便把垃圾拎下去，不知，不知你是否介意。我连忙说，谢你都来不及啊！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这位中年汉子，我也眼熟。常常来小区收点破烂，掏些垃圾。其身份不言而喻，表情中，带着在生活底层挣扎的匆忙和焦虑。
他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值一毛钱的可乐瓶，即便装在垃圾袋中，也不能白拿，要拿，也得付出价值对等的劳动，用拎走垃圾来作为回报。
同样是可乐瓶，在我的印象中，这汉子是有所取有所不取。上次，我听他收破烂的吆喝声，打开门。“这儿有几个可乐瓶，拿去吧！”我跟他说。他扫了一眼，目无表情，向上走。当时以为他迟钝，我大声喊，他连头也不回，继续向上走。事后想想，或许是因为我态度轻慢，或许是他不愿受嗟来之食。不付出，他就不愿有所取，他是不想占几个可乐瓶的便宜。
有段时间，我常看到一些言论。什么贫穷是一种病啦，什么穷人缺什么啦，这些论者板着面孔，像严厉的老师，用教鞭边敲边指“穷人的缺点”。其实，他们所说的缺点，是人性普遍的弱点，只是被有意放置到穷人的身上，大加渲染而已。
不要看低了穷人，或许他们的品质是我们人生的课堂。当某些大鳄毫无愧疚地大肆侵吞社会财富时，一位穷人却不愿意平白无故占有一只可乐瓶。将欲取之，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劳动代价。
大婶指着我的脸，又指指一只最大的、白里透红的苹果说，瞧你的气色多好，跟这苹果没什么两样。大婶很风趣，我知道她在恭维我，可是听了这话，纵然我的面皮如松树皮般粗糙，心头也难免一喜。这是大婶促销的手段，我不买她的水果就有点不好意思啦。
水果摊摆在进菜市场的入口处，长年累月，大婶在此处坐如磐石。她告诉我，她家就在附近的郊区农村，儿子读大学，丈夫病歪歪的，做不了什么事。见了面，她就说，我儿子毕业就好了，像你一样成为“国家人”就好了，我就不用在这里日晒雨淋卖水果了。我心生同情，打趣说，您儿子将成国家栋梁，到时候你就专门给儿子买水果啦！我把“买”字说得很重，大婶的老脸乐得像一个红富士。
可是，后来的发生的事，让我觉得大婶远非我想象的简单。一次，我看她用塑料袋装了一袋苹果硬是塞给城管。还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表情是谄媚的。我见了很自卑，连卖水果的大婶都比我城府深，我总把所有人都想象得很单纯，其实单纯的正是我自己。
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我买菜回来。路过大婶的摊位，正好遇上她与一位买菜的农妇发生争执。嗓门很大，模样凶狠，与日常和善乐呵的大婶判若两人。两位都是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我走过去，心里有些难过，想到了当年阿Q与小D、王胡的那场“战争”。
从此，我不再去买水果了。一天，大婶叫住了我，夸我长得气派穿得体面。我直截了当，我不再买您的水果了，您对那位卖菜的那么凶
大婶很长时间地沉默。很委屈地说，你不买我水果不要紧，话得说。她说，孩子，我没做生意在农村的时候，你去四里八乡打听打听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心善得连蚂蚁都怕踩死，现在你让我怎么办？像你这样苹果香蕉一买就是十斤，这样的主顾我得奉承着；像城管那样狠的，一脚就能将水果摊掀翻的，我得巴结着；像卖菜的那样和我争地方的，我不凶狠，生意就没法做，我也知道她是苦人也心疼啊
我无话可说。
生活是一双无形之手，威力无边，而人生像一块泥巴。这双手不停地揉捏着泥巴，终究会捏出一个人生存环境所要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