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博比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39岁的他，当上了法国妇女周刊《她》（Elle）的主编，这是一份世界闻名的出版物。
生命中总有无法预测的意外，在一次与女儿前往歌剧院的途中，因为一根血管破裂，博比从光明的天堂跌进了黑暗的地狱。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怪病——闭锁综合症。瘫痪在床，肢体和器官都不能动弹，唯一能够控制的肌肉，只剩下左眼皮。
痛苦正在于此：肉体失去了一切能力，而他的智力却完好无缺。他不能用语言、动作和表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想法。生活和一切与外界的联系，都被自己不能动弹的身体禁锢起来，他成了“死去的活人”，以前那个意气风发，风流倜傥，事业蒸蒸日上的强人，如今只能囚禁于床枕。
或许是一种巧合，一位叫“菲舒”的语音女医生，发现了他仅存于左眼的表达能力，并开始帮助他学习说话。把字母牌一个一个举到他的眼前，如果字母是他所需要的，便让他闪动睫毛，她记录下来。
潜在的力量被重新唤醒。自信和快乐充溢心间。博比对每一个前来造访的人“说”——我浑身是劲。
一个奇迹旋即被创造出来，博比靠睫毛的闪动，写出了一本自传体的书。或许，对正常人来说，这只是完成了一项日常工作，而博比靠的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挑选和敲定，其艰难程度令常人难以想象。
这是一本充满力量与斗志的书，书的名字叫《潜水铜人与蝴蝶》，人们从中读到了潜藏在一个人内心那种澎湃的激情与顽强的毅力。书的名字同样意味深长，“潜水”的人，不能说话。与此同时，“铜人”却有着无法摧垮的意志。而“蝴蝶”源于蛹，它是蛹的灵魂，无奈的肉体即便像冬蜇的蛹，灵魂却可以羽化而出，自由飞翔。铜人的硬壳里，藏着一只轻盈的思想蝴蝶。
正如博比在最后的访谈中所言：“因为即使在我像蝴蝶飞来飞去的想象极端里，残疾比人强，最好的战略是随遇而安。”
一书风行，出版社以每版加印四万册的印章来演绎盛况。正当满城争说博比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博比离开了人世。所有人都为之遗憾，然而博比自己却没有遗憾，他走得安详而且镇定。因为他用左眼唯一会动的睫毛，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人生。
博比仿佛一颗流星，没有恒久的存在，却人们看到了一个人精神的光亮。只要灵魂、情感和思想存在，总能于困厄处找到表达的方式。博比的存在和消逝，让人们从人的身上，永远无法找到绝望和悲情的借口。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美国NBC洛杉矶4频道专题节目播出的一个很感人的专题片。
美国对越战争期间，十七岁的瑞奇．路特瑞尔，被伊力诺州征为美国陆军航空兵，这个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在命运的漩涡中茫然地随波逐流，被送往战场，开始了一场“年轻人对年轻人的残酷厮杀”。
在一次与敌人的正面交战中，面对面，短兵相接，瑞奇先发制人，开枪打死了敌人。然而，当他搜查死者尸体时，意外地，他发现了死者和他女儿的照片。死者身着草绿色军装，相貌清秀，眼神明亮。旁边的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的眼神，清澈，明亮。那是一种固执地追问一切不解、委屈、不幸和丑恶的眼神。
瑞奇怔住了。他一下感觉到这两双眼睛盯住了自己。向他发出疑问，同时充满幽怨和仇恨。虽然此后，瑞奇的冲锋枪从没间歇射出子弹。可是，每一发子弹都让瑞奇有所顾忌，瑞奇有了前所未有的感觉，感觉一双眼睛死死纠缠着他，像神灵，像幽魂，捕捉着瑞奇每一次心灵的逃避。瑞奇想忘记那双眼睛，可是这几乎没有可能。
战后的瑞奇，回国立功受奖，娶妻生子，过上了安定富足的生活。可是，那双眼睛一直在找他说话，追问他：“你为什么要杀我的父亲？”瑞奇在心里一遍一遍向她解释：“我不杀死他，他就要杀死我”。可是，得到的只是片刻的安慰。不安，却如影相随，且日甚一日。
为了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瑞奇试着去做一件事。他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表达了自己数十年来的不安和深深的忏悔。对自己破碎了那双明亮眼睛里的期盼和一家团圆的梦想表示歉疚。他把信和照片放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试图就此放下三十年来的精神重负。
或许，是冥冥中有所安排。一位同样参加了越战的黑人老兵，发现了这封信和这张照片，同样被小女孩的眼神震慑，他把这封信和这张照片发表在越战老兵回忆录中。由此，在全美引起轰动。
终于，瑞奇费劲周折，在美国驻越南使馆的帮助下，瑞奇找到那个叫“兰”的女孩。寻找的过程中，有很多感人曲折的情节和细节，令人感慨唏嘘。最终，瑞奇飞跃太平洋，踏破铁鞋，找到兰，与兰紧紧拥抱。
当兰拥抱着这位三十年前杀死自己父亲的敌人——一位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兰痛哭不止。而瑞奇，更是老泪纵横。
美国的民众观看着电视现场直播。当荧屏上出现白发苍苍的瑞奇与已到中年的“小女孩”抱头痛哭的场面时，许多人的泪水夺眶而出见多识广的美国公众，观看大片可以无动于衷，却无法抵御面前这个朴素镜头掀起的情感风暴，他们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龙卷风”。
当苏醒的良知面对曾经的过错，内心的辩解和言词表达的歉疚，怎能让灵魂安妥？惟当互爱，惟当人与人达成宽容和谅解，才能让这个世界慢慢好起来。
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1818年生于布达佩斯，是一名产科医生。
作为一名年轻的见习医生，他在维也纳的一家妇产科医院工作。在那里他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有十分之一的产妇死于产褥热。他们都是穷人。而在家里生产的富有的产妇们，远没有这样的死亡比例。
塞梅尔维斯仔细观察了医院的日常工作。开始怀疑是医生造成了病人的感染。他注意到，医生常常解剖完尸体，就从停尸房直接回到产房对产妇进行检查。因此他建议，作为一项实验，让医生在接触产妇之前洗一下手。
洗一下手，对于医生来说，是举手之劳。可是，要知道，这个建议是塞梅尔维斯提出的，而塞梅尔维斯当时只是一名见习医生，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还有什么要求比这样的要求更加无礼？他居然胆敢向其上司提出这样的建议？他的直言上谏被当时的医学界看成是对权威的冒犯。
何况，洗一下手，就等于承认了产妇死亡的责任在于医生，是医生造成了病人的感染。这是权威们更难接受的。
但是死亡还在继续，这让塞梅尔维斯无论如何不再顾忌人与人之间那种庸俗与微妙的关系，让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去产房，去停尸房，向每一位医生发出请求，坚定而又固执。他请求医生们洗一下手。而当时的权威们，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拯救生命，他们关心的只是人们对权威的尊重和服从。
一次次直言，一遍遍请求。最后，在穷尽了对塞梅尔维斯种种讽刺、挖苦和嘲笑之后，他们最后终于同意了。开始用肥皂清洗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