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产生了，大批的产妇死亡停止了。“洗一下自己的手！”这个从塞梅尔维斯医生口中发出的无数遍请求，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产妇的死亡率降到了仅仅百分之一。
其实，塞梅尔维斯内心十分清楚，因为冒犯权威，随之而来的，是从维也纳医学界的排斥和忌恨。不久，他被迫离开了医院，离开了奥地利，虽然他对那里的人们尽心尽责。最后，他在匈牙利的一所地方医院结束了自己的行医生涯。在那里，他彻底放弃了人性、知识和他自己。一天在解剖室里，他将一把刚刚解剖过尸体的刀片，故意刺进了自己的手掌。不久便死于血液感染。
而然，也就在塞梅尔维斯去世后的两年，“消毒外科手术”就很快得到了普及。在后来的医学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惟有塞梅尔维斯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往往轻易就放弃了真理，是因为我们不敢向固定的习俗和强大的权威，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便跨出了第一步，往往却因为人微言轻，而不敢坚持；当意识到坚持将会付出代价，最终选择了退缩。生活中的真理，往往就这样湮没于我们内心的怯懦，而不是身份的卑微。
北美洲，生活着一种墨西哥蓝鸦，这是一种体格弱小的鸦，可是却有着惊人的繁殖速度。
在蛮荒的墨西哥草原，蓝鸦有无数天敌。从自然条件讲，蓝鸦的生存殊为困难。只要猛禽们发现蓝鸦的巢穴，顷刻之间，就可能将蓝鸦群扑杀得一个不留。
应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十几只蓝鸦自然组合成一个群体。它们把隐秘的巢穴深藏在老橡树的树冠，借助橡树茂密的叶片，让巢穴遮盖得严严实实。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隐藏巢穴，蓝鸦几乎也不能发出叫声。老鸦可以不发出任何声音，然而，那些饥饿中的雏儿，当它们急需进食时，自然而然会发出叫声。可是，每一声叫唤都是潜在的危险，都在召唤着猛禽的靠近和死神的光顾，大自然对于蓝鸦种群的考验，正在于此。于是，在整个墨西哥草原，虽然生存着难以计数的蓝鸦，却听不见蓝鸦雏鸟的叫声。
在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里，蓝鸦保存了物种的繁衍。让雏鸟不发出叫声何其困难。在困难的时刻，博爱成了拯救蓝鸦群体的力量。蓝鸦用食物一刻不停地堵住雏儿的嘴，然而老蓝鸦必得觅食而生，当雏儿的父母离巢外出，其它老蓝鸦承担起爱的义务，给予所有雏儿如同己出的照顾，巢中的雏儿个个雏儿嘴里几乎时时都含着食物，不再发出危险的声音。所有的蓝鸦都是一个雏儿的父母，所有的雏儿都是一对蓝鸦的孩子。在蓝鸦这个大家庭里，一份爱，全体成员都可以分享。
正是爱的分工和协作，正是爱的平均分配，让蓝鸦在险恶的环境中战胜天敌。
草地上，两个孩子在快乐地玩耍。突然为一个气球厮打起来。一位年轻的母亲，走过去，不假思索也不问缘由地推倒了其中一个孩子。另一位母亲走过去。两位年轻的母亲，顿时争执得不可开交。这是我在一个周末于公园草地上看到的一幕，也可能是大家在许多场合司空见惯的一幕。
蓝鸦因为爱，变得无敌和强大；而人类因为爱，却变得如此狭隘和自私。
弗雷泽匆匆地赶路，他手持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文凭，去一家慈善机构应聘。从事慈善事业是弗雷泽一贯的理想。弗雷泽既要把它当作一份工作，又要把它当作一项心灵工程来做。
去的路上，弗雷泽在一家烧烤店门口停了下来。这家烧烤店的门前，正要宰一只活生生的羊，店主为了吸引标榜新鲜，招揽顾客，把屠宰的地点就选在了烧烤店的门口。
弗雷泽经过时，刀锋正逼近羊的脖子。许多围观的人尖声地叫了起来。正当刀锋要轻吻小羊幼嫩的肌肤，有人出来制止。弗雷泽看了看表，犹豫了一会儿，最终作出了选择。他挤进人群，走到店主的面前，做店主的思想工作。店主微微一笑，我宰我的羊，与你们何干？再说，我不宰这只羊，会宰另一只羊，你不肯能救下天下所有的羊。
无奈，弗雷泽挤出圈外。快接近慈善中心的那栋大楼，一名流浪汉拦住他，想跟他说点什么。弗雷泽看一看表，早过了约定的时间。弗雷泽心急如焚地把这人推开。
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谢顶的约翰逊先生，坐在沙发上，显然有些不满。弗雷泽慷慨陈词，描述自己如何想救一只羊。约翰逊先生更为不满，年轻人，你忽略了另外一个细节，你在门口不耐烦地打发了一名流浪汉。
约翰逊让弗雷泽过去。一扇很大的落地窗户，窗外的一切尽收眼底，包括对面的烧烤点，和大楼门前的那条街。
不过，弗雷泽不明白自己所做有何不妥，毕竟，一只羊正面临着刀锋，是生存问题，而流浪汉面临饥渴，是生活问题。约翰逊先生说，有些苦难是注定无法改变的，比如羊注定是会让人吃的，这你无须试图去改变；有些苦难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一名流浪汉的住居和饮食问题，去关心一下就会有所改变。
“你无法改变天下的羊被屠宰的命运，但是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境况。”约翰逊先生说：“我每天站在窗前看对面的烧烤店，一群群围观的人徒劳无益地叹息，然后走开，犹如一场场激情的道德表演，结果是没有人能救下一只羊；而可以改变的苦难，只需要伸手到口袋里去掏一枚硬币，却没有人暗地里悄悄地去做。”
“没有人能救下一只羊，没有人不可以改变另一个人”弗雷泽喃喃自语。约翰逊先生攀着弗雷泽双肩说：“默默注视，去发现那些习以为常或视而不见但却可以改变的苦难，相信这种眼光能改变一切。”
那年，一场变故悄悄潜入我家。先是母亲生病住院，体质本就羸弱的父亲，因焦虑过度，也随即病倒，父母双双住进了医院。
大阳从西边落山，恐惧却从我的心头升起，那年我才13岁。山村的夜色中，黑黢黢的远山像一幅剪纸阴森地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偌大的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妹妹。山中的狼群，一声接一声凄厉地哀嗥，常常将我和妹妹从梦中惊醒。
我们住在一所山村学校，叫喊声未必能让远处的人家听见，忽然，我想起了哨子——母亲上体育课时用的哨子。鼓起胸腔，拼命地让全部的气流吹出尽可能最大的声响。渐渐地，我听见了家门前由远及近嘈杂的脚步声，大声说话的声音。窗外交织着手电筒的光亮。我听见了乡亲们喊我的名字。开了门，一群人扛着锄头站在我家门前，他们都是周围我熟悉的乡亲。善良的黑脸，热切的目光，一群人由衷的关爱，驱散了我内心的恐惧。
“孩子，你睡吧！这一夜我们不走了。”一位大爷说。他们在墙根靠下了锄头，坐着，蹲着，吸着旱烟，大声地呱白我渐渐地睡着了。直到天亮，他们才扛起锄头离开。
临近黄昏，乡亲们又来了，他们用锄头在石板上撞击出铿锵的声响，好像在告诉我：孩子，别怕，有我们在！谁也伤不了你！
从此，每天夜里，围绕这屋子的前后，会约定似的响起来来回回的脚步声、锄头的丁当声。
脚步声断断续续要响一整夜，他们边走路边大声说话。我知道，这么黑的夜，他们不是要赶路或者侍弄庄稼，而是要用说话声给我驱赶恐惧，要用声音告诉我：我们都在窗外！
自此以后，我开始相信，声音也是有温度的，它能把一种至深的温暖传递给那些处在孤独和恐惧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