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擅权结束后，东汉朝廷立即被更为横暴的“五侯”所把持，出现了更为昏暗的政局。单超、徐璜、具瑗、左忄官、唐衡五宦官，因诛除梁氏有功，同日封侯，谓之“五侯”。不久，皇帝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为侯。尚书令尹勋等数10位大臣也都分别受到赐赏、封爵。于是东汉政权落入宦官手中。
“五侯”专横擅权较之梁氏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这些新贵比旧富豪更加贪婪，且尽其奢侈挥霍之能事。这些早已失去性欲要求和生殖能力的宦官，还霸占美女，娶妻妾，养嗣子。这些生理和心理上均畸形的小人，一旦得势，其凶残更甚于常人。
“五侯”的亲属、党羽在各地横暴尤甚，他们培植势力，不论傻瓜白痴，凡与当权之显宦沾亲带故者皆可为官，真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地方官处理政务毫无本领，纵情享乐，玩弄妇女，穷奢极欲则花样翻新，无一例外地成为为害一方的地头蛇。除此以外，不少权宦如侯览、段硅、苏康、管霸等人也是贪侈骄纵，专横无比，他们残害无辜，与士人、“清流”为敌。这时，汉朝政治腐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即使在这种黑暗的统治之下，一些清明正直的官吏仍在各地用各种方式对宦官集团及其爪牙进行了大胆的攻击。
桓帝即位初期，白马令李云上书公开指斥中常侍单超等五宦官的劣绩：在他们的把持下，朝廷宫位错乱，小人得势，政治腐化，任用官吏不经皇上的批准。这一奏疏触犯了宦官的忌讳，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大肆污蔑李云，引起桓帝对李云的恼怒。结果，李云被捕入狱，准备对其处以重刑。这时弘农五官掾杜众竟上书愿与李云同日就刑。此时已是大鸿胪的陈蕃也上书救助李云，宣称李云忠心为国，并说“今天如果杀了李云，臣恐怕剖心之讥又将为世人所议论了”，直接将桓帝比喻为殷纣王。太常杨秉、洛阳的沐茂、郎中上官资等都上书为李云剖冤说情。但是，在宦官集团势力的强力压迫下，李云最终被处以五马分尸的重刑，而陈蕃也被诬以罪名，免去大鸿胪一职，回到自己的庄园里。
遭受宦官集团的政治打击和排斥之后，秉性刚直的陈蕃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斗志不减，一如既往地反对宦官。不久，桓帝迫于舆论的压力，又征拜他为议郎，几天后任命他为光禄勋。这时的封赏完全超越了先祖所立的成例，而那些宦官更加得到皇上的宠爱和信任。于是，陈蕃又上书进谏，指出：“近来朝廷习于封地给不义之人，封赏左右那些无功之人，那些不胜其任的人得到官爵，那些没有功劳的人得到封地，甚至于一个家族内，有好几个人被封为侯爵。”他还结合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针砭后宫的生活糜烂：“后宫嫔妃数千，都吃着上等佳肴，穿着一流锦袍，每天只是在那里擦脂抹粉，而服侍她们的宦官不可计数。”最后，他希望皇上能够“采求得失，择善而从。职官选举由尚书三公来执行，从而使褒赏有度，诛罚有节”。桓帝比较欣赏他的这一奏疏，于是放归宫女500多人，但他不愿、甚至是有些不敢得罪宦官，反而赐封尚书令黄倘为关内侯，封河南尹邓万世为南乡侯。宦官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声势更盛，他们可以肆意地左右朝政，桓帝仍旧是个傀儡。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桓帝到广成苑打猎，陈蕃又上疏谏道：“太平之世，尚且要有节度，更何况现在国家面临田野荒芜、朝廷无力、仓库空虚的困难局面。”“战争还没有开始，人民已四散逃离。”陈蕃还深切陈辞，当时正是农忙季节，皇上应该努力劝耕，体恤人民，而不应整天游玩打猎。桓帝本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君，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怎会知道人民的疾苦呢？当然他也不会听从陈蕃的进谏。而这正是宦官们所希望看到的。桓帝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正好为他们专擅朝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桓帝只听从他们的报告就行了。
这时，以李膺、陈蕃为首领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学生、郡国生组成的“党人”集团利用在朝的地位相互声援，利用在野的条件大造舆论，对宦官集团形成极大的箝制力量。而宦官集团虽无多少政治远见，亦无大造舆论的本领，却上能左右皇帝，下能控制衙署，爪牙遍布全国，走狗充斥朝野，拥有实权。这样，双方的生死搏斗就不可避免了。
早在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杨秉任太尉时，他曾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从各级官位上驱逐下去，当时得到还有一点进取心的桓帝的支持，相继有50多位中郎将、刺史、太守被免职或被处死，使宦官势力有所收敛。过了三年，又是杨秉上书，奏刺侯参，使其被迫自杀，桓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免去侯览的官职，削除具瑗的封地。侯览、具瑗的权势虽被削夺，但并不能说明“党人”的胜利。
也就在这年，陈蕃代杨秉为太尉，而中常侍苏康、管霸也被重新任用，宦官得势，排挤他人。有久，河南尹李膺、大司农刘枯、廷尉冯绲就因与宦官集团为敌，被苏、管等人陷害，以抗拒圣旨的罪名遭拘禁。太尉陈蕃则极力为李膺辩护，请求朝廷体察这些大臣的忠心，对他们加以原谅、宽恕，并反复说情，辞意恳切。但是在宦官的极力鼓噪下，桓帝无法听从陈蕃的建议，李膺等人没有被宽赦。
与此同时，在各地，双方的斗争也呈拉锯状态。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汜勾结宦官，执法犯法，贪横放恣而分别被南阳太守成缙、太原太守刘踬拘捕问罪，虽然得到了上面的赦免令，但两太守还是将他们杀掉了。宦官们非常恼怒，奏请皇上要求将成缙、刘踬斩首示众。另外，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宦官徐璜的侄儿徐宣任下邳县令，竟然因为求娶太守李嵩的女儿不得而派人将其女抢来杀死，东海相国黄浮则将徐宣一家老小全部处死，并将徐宣本人斩首示众。但翟超、黄浮却也因此而被处以髡刑，改任校官。
在宦官专横与反宦官专横的斗争中，有些大臣害怕直言，陈蕃独自上疏说：“朝廷内宫不加以整治，永远是心腹的大患。自从消除梁氏的祸患之后，近来宦官相互交结，共擅专权。”他甚至建议剔除宦官干预政治的制度，而让尚书来处理国家政务，选任那些清正廉洁的士人，摒弃那些奸邪之徒，同时还为成缙、刘踬、翟超、黄浮等人请命。但是，桓帝得到奏疏后更加恼怒，完全置之不理，朝廷众官也很怨恨他，而宦官更加怨恨陈蕃。这次斗争，虽因陈蕃是名臣而没人敢加害于他，但当时相当知名的刘踬、成缙则都死在了狱中。不过在反宦官斗争中，陈蕃日益得到太学生的敬重，于是在太学生中就传出“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的赞语。
由于宦官握有实权，形势的发展对“党人”是不利的，宦官随时都可能寻到一个借口，对“党人”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果不其然，大难在延熹九年落在了这些党人的头上。
河内人张成，是个与宦官交结的术士，因为故意怂恿其儿子杀人而被河南尹李膺逮捕，朝廷很快来令，予以赦免。李膺早就对宦官极其不满，因此不顾赦令，将张成斩首。这实际上是对宦官集团权威的挑战。宦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就唆使张成的弟子牢惰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各郡生徒，共结部党，讥议朝廷，扰乱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表示极大的震怒，下诏令逮捕党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搜捕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这次所要逮捕的“党人”，都是海内闻名、忧国忧民之人，此事是一件大案，必须要经过三府（太尉、司徒、司空）签署命令才能执行。但是太尉陈蕃拒绝签字，桓帝似乎更加恼怒了，于是下诏将李膺拘捕并加以拷问，此案涉及杜密、陈翔、陈蹇、范滂等200余人。有的“党人”闻风而逃，朝廷悬重金捉拿，并派出执行大搜捕任务的使者奔赴全国各地，顿时，全国一片恐怖。皇帝诏令所到之处，当地官吏为了邀功行赏，乱捕无辜，被刑讯逼供出来的“党人”，钩连所及，有的州竟达数百人之多。钩党之称自此而流行。
在大搜捕中，有许多“党人”表现出英勇的气概。陈听说被捕的人一天天增多，于是亲自前往官府请求囚禁。度辽将军皇甫规见被捕的“党人”全是天下的名士，为自己没能收入其中而感到羞耻，于是上书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要求朝廷收捕。陈蕃则不断上书极谏，为李膺、杜密、范滂等人伸冤，说他们刚正不阿，忠心为国，只是一片忠心报国而抗拒诏令，却被横加拷问，或被拘捕囚禁，或者死无其所。他接着指出：“堵塞天下人的口，迷惑一世之人，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又有什么两样呢？”他甚至直接责备桓帝说：“您对贤人是如此刻薄，而对恶人却是那么优待。”桓帝忌讳他的言辞太过于尖刻，于是借口他用人不当，罢免了他的官。
但是，这次事件仍然没有结束。大搜捕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大造舆论，声援李膺等人。后来，被审讯的李膺供词中多连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顾忌，连忙请求赦免党人。于是，第二年桓帝下诏，大赦天下，放党人200余人皆归田里。然而，他们的名字都在三府记录在册，永远不能做官。至此，“党人”虽然都被赦免了，但朝廷正直之士被弃之不用，而奸邪弄佞之流则气焰越来越嚣张。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