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却影响于春秋时期各国，并且影响到后世。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某种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即所谓的“德治”、“仁政”。子产从政，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选拔有才干的人为官吏。他善于识人，更善于用人。当时郑国的冯简子能够决断大事，子大叔仪表堂堂而又有文才，公孙挥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情况并且善于外交辞令，而裨谌又善于出谋划策，但他只在野外策划才能成功，反之在都城谋划则一无所成。子产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而分别使用。一旦郑国将要与外国发生争端时，子产便先向公孙挥询问四方诸侯的情况，并让其草拟几份外交文书，然后与裨谌一道坐车到野外去，让他谋划是否可行；再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作出最后决断。一切都拟定好之后，才交给子大叔去执行并负责应对宾客。如此办理外交事务，很少有不成功的。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领导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因此，他能够更多地发扬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郑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经常聚集在乡间的学堂，评论朝中大臣行政的得失。郑大夫然明对此忧心忡忡，主张毁除这些学堂。子产不同意，他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们呢？人民认为好的行政措施，我就发扬光大而努力推行；人民认为不好的行政措施，我就要重新检讨改正。这是我的老师啊！”接着他又讲了一通防民之口犹如“防川”的道理，最后他说道：“对于大家的议论，就如同我听了人民的批评，用来当作治疗我行政弊病的良药好了。”孔子听到这番话之后说：“假使有人说子产是不仁不义的人，那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事实上，子产不仅是有仁义的人，更在于他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不专断，兼听则明，不断在政治改革中改革自身。
子产不仅具有民主精神，他还非常强调学习与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学而后从政”。公元前542年，子产执政还不到一年，子皮想要派尹何出任县大夫。子产说：“尹何太年轻，不知道他能否胜任此职？”子皮说：“尹何为人诚实谨慎，我很喜欢他，他绝对不会辜负我的，就让他到任之后再学习吧，也让他渐渐懂得如何治理。”要知道子产是子皮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子皮来求他，他会怎么办呢？子产断然答道：“不可以这样！现在您因为爱他，便将政事交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还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当厨师，到头来必然是损伤他自己。您这不是爱他，而是害他啊！”他接着又说：“我只听说学习以后才能做官，而没听说把做官作为学习的。假如您一定要这么做，将来必定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比方说打猎吧，只有会射箭会赶车的人，才能获得猎物。如果从来没有驾过车，射过箭，恐怕只有车毁人亡的份，哪里还敢妄想获得猎物呢？”这种“学而后从政”的主张，堪称有识之见。
与朝中众多大臣相比，子产则是一个相当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生病了，子产前往探望。这时，叔向就问子产说：“国君的病情很严重，据卜师说是实沈、台骀在其中作祟，史官们也不知道，请问这究竟是什么神呢？”子产不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指出实沈为参神，台骀为汾神，晋平公的疾病与这两神毫无关系，而是由于男女事和饮食的缘故。同时他还说明了男女同姓不能结婚，否则所生的子女就不健康的生理原因。他说：“君子有四种时节，早晨听明政事，白天到处巡视，晚上发布政令，夜里休养身体，这样元气才能恢复，不能让身体的各器官有所淤积，不让身体有疲劳之感，让心情清朗愉快，干什么事都不会烦躁昏乱。可是如今贵国的君王，竟使这四种时节混为一谈，因此生病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叔向听完这番理深辞明的话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你说得很对呀！这可是我闻所未闻的大道理啊！”晋平公听了这番道理也赞叹不已：“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君子啊！”因此重赏了子产，并到秦国聘请名医，其诊断结果也与子产所说的大同小异。
又有一次，郑国出现了严重的旱灾，鲁国也受其害，于是鲁国举行盛大的求雨仪式。为此，子产派大夫屠击等三人到桑林去祭祀求雨。他们来了后，就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但还是没有下雨。他们回国后，子产对他们三人说：“我派你们祭祀山林是为了保护森林，这下可好，砍掉了山上的树木，这种罪过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下令剥夺了这三位大夫的官职和封地。天旱到桑林去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古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是有道理的。子产派人到桑林祭祀，这是遵守传统风俗的一面，但他又是为了保护森林，则应该是认识到了森林与天雨的关系的。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也更为出众。他有一句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等国相继发生了特大火灾。鲁国的裨灶是懂天文的，他事先就警告过子产，要他用宝物来祈求免灾，于是郑国人都请求照裨灶的建议行事，但是子产坚决不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发生大火灾，而且依裨灶的说法郑国还要发生火灾，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子大叔很不理解，他忧虑重重地说：“宝物是保护人民的东西，如今裨灶既然有消灾的良策，您为什么要爱惜宝物呢？”子产说：“天上的事离人间很远，而人间的事却在眼前，人类的智慧无法知道上天的事，又怎能预知将会发生火灾呢？裨灶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他又怎么懂得天上的事呢？可见他只是一派胡言，即使言中也只是巧合而已。”依子产的意思，天道是自然的规律，人类难以掌握，所以他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祈求消灾更是迷信的行动。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而是在防火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没有发生第二次大火。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强调要尽力于人事方面，这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仅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观念形成显然还在子产之后，这不能不令后人佩服子产的先进思想、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有一次，郑国发生大水灾，据说都城外的淆渊里有两条龙正在那里争斗，于是人们就请求作法祭拜，可是子产却坚决反对，他说：“当我郑国作战时，龙对我们漠不关心；现在龙在淆渊里争斗，我们又为什么要祈祷把龙赶走呢？深渊本来就是龙该住的地方。我们人对龙无所求，而龙对人也会无所求。”由此看来，子产是不相信有龙存在的，他认为消除水灾是人的事，人和“龙”互不相干，随它去。
子产反对迷信鬼神，但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他又会承认鬼神的存在。公元前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大家都互相用伯有来吓人说：“伯有来了！”人们一听这话就都吓得乱跑，也不知跑到哪里才好。而且有人说梦见伯有头戴盔甲，并说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这下子可把郑国人吓坏了，人们惊恐万分，失魂落魄。在这种情况下，子产为伯有建了宗庙，并立子孔的儿子公孙泄和伯有的儿子良止为大夫，为的是安抚伯有的亡灵，这样才算不再发生惊恐的怪事了。子大叔不解其意，子产说：“鬼有了归宿，就不会在人间作怪了，现在我就替鬼找个安身之处。”子大叔又问道：“那么立公孙泄为大夫又是什么道理呢？”子产回答说：“作为一个执政的人，有时要做相反的事，目的是为了讨得人民的欢心。如果不讨得人民的欢心，人民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他们就不服从。”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候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子产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他注重现实和人事，时时考虑的是巩固国家的政治统治。
子产作为郑国强有力的宰辅执政二十一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治国业绩，不幸于公元前522年因病不治而亡。孔子听到这一消息后，流着眼泪说：“只有子产才是古往今来的仁人君子啊！”郑国人民更是举国同哀，悲泣于心。
子产之所以赢得民心，是由于他取得了赫赫政绩。他的改革极大地刺激并适应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郑国一时由弱变强，由乱到治，从而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务实政策虽说是历史使然，却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转折时期的改革家所应具有的治国胆识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