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的赶超性：含义、依据和经验
如果以工业化代表经济发展过程，赶超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由于后进国家可以直接利用先进国家已经发明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移植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因此可以节省自身的技术发明和开发方面的投入和时间，使更多资源用于产业发展，这样可以使工业化过程以较快速度推进，最终赶上先进国家。二是指后进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启动和推进的人为性和目标性，即后进国家把先进国家已经达到的状态作为阶段目标，把它们经历的过程作为模仿对象，通过政策措施试图加快工业化过程。通常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赶超”的概念，本书也是如此。因此，可以假定赶超是试图加快实现工业部门比重及工业结构与先进国家的一致，由于先进国家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发展之中，这种赶超的目标也是动态的，并呈现阶段性。
首先，赶超性表现在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一方面是来自先进国家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是后进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相对落后性的强烈社会意识，这种意识一般与政府的合法性认同相联系，即政治家们把追求工业化作为取得民众对政府认同的条件。因此，大致可以说赶超性是由后发性这个客观背景和条件引致的结果，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其作用和效应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发展主体（政府、企业）的行为。
通过与先进国家早期工业化经历的比较，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后进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赶超性。先进国家包括英国和随后到20世纪中叶以前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过程（石川滋，1993）。与此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从人均收入、产业结构或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来看，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的后进国家均制定和实施了工业化政策和计划，也就是说，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保证政治独立的事业，由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国民有意识通过政策进行的半政治化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迈耶，1987）。这种后进国家具有明确目标和行动措施的工业化过程，通常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拉尼斯和费景汉，1964）。实际上，后进国家的发展必须联系先进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因为“后进”是相对于“先进”而言的，这种情况下，工业化就是作为后进国家的一种努力目标，而不是发达国家早期那样的自发过程。“一旦有先进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这个事实，追赶、模仿和迎头赶上的强烈欲望，就成为后进国家中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格申克龙（1962）认为，后进国家发展意识的强烈程度，与它们相对于先进国家的落后程度成正比。
其次，赶超性表现在后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展政策（战略）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方面与先进国家工业化早期最显著的一个区别，也许就是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美国、德国这些19世纪的后起国在工业化早期至多只有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而没有系统的发展战略或计划。尽管各国制定的战略各不相同，也没有一个国家始终如一地遵循某一特殊战略而不加任何限制和修改，并且这些战略的实际效果可能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但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集中体现了政府加快工业化进程的信心和责任感，也构成20世纪后进国家工业化早期的独特性（相对于先进国家工业化早期）。本书不是专门研究赶超性问题，而是在确定赶超性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一个特点的前提下，探讨这种赶超性与这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普遍出现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把赶超性简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政府试图通过发展战略（政策）加快工业发展的主动行为及其作用，不涉及后进国家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主动性行为或发挥主动性作用的规范性讨论。后面一般直接用“发展战略”代表“赶超性”，并且等同使用“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赶超经济”的概念。
根据对先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变化的统计研究，发现了一些经验性的规律，尤其是随工业化过程而发生的产出构成变化，即人均收入提高与工业部门比重提高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产出结构的变化反映了需求构成的变化，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对某些商品的需求会大于其他商品，因为不同商品的收入弹性是不同的，需求构成随收入提高的变化导致了生产结构的变化。按这种观点，随人均收入的提高，工业化会或快或慢地自发产生，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制造业被动地对需求增加作出反应。另一种观点把侧重点放在供给方面，认为工业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农业，因此，通过提高储蓄率，降低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将有助于工业部门及其相关行业的活动。同样，工业比农业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如果公共政策能够通过主动行为带来培训和教育设施的扩大，熟练劳动供给的增加将有助于促进工业发展。此外，工业部门的互补性和外在性较强，公共投资计划的实施带来这些部门产出增加的同时，会带来社会范围成本的下降和需求的增加。所以，政府通过政策可以加速工业化，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总产出和收入的增长率，即一种连贯的工业化政策就可以构成一种全面的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为私营部门创造良好的条件，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后一种观点提供了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理论依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进国家工业化战略制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导致后进国家具有明确目标和行动措施的工业化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理论上说，在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并存的世界经济中，由于下列机制的存在，使赶超具有较大的可能性。第一，如果人均产量水平差异是资本—劳动比率差异的结果，那么可以预料通过资本从资本富裕国流向资本短缺国，有助于消除这个差距。第二，如果一定程度的收入差异是源于技术差异，那么同样可以预期，随技术从技术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的转移和扩散，也有助于消除差距。这种技术转移和扩散可以有多种方式，包括通过正式培训转让知识，先进国家企业在落后国家的直接投资，或者落后国家直接购买资本设备和进行技术许可证交易。
但从历史来看，国际间实现赶超的经验证据很混乱，19世纪少数后进国家实现了相对于英国的赶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富裕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等要快，从而部分或全部地消除了人均收入的差距。但对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赶超实现的趋势很不明显，对此的解释是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支持外国资本和技术流入方面通常不仅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反而更多地起阻碍作用。而新增长理论（Romer，1986；Lucus，1988）则得出极其悲观的结论，认为当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人均人力资本上的初始优势会引起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的持久差异，因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较强时，同其他国家相比，比较富裕国家由于较高的人力资本禀赋能取得更高的产量，较高的人力资本禀赋通过形成足够多的新储蓄和新投资，能使该国永远维持其领先地位。当然，新增长理论模型显示了人力资本和相应的教育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经济发展过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单一因素推导出的结论要谨慎对待。虽然关于发展和赶超的证据远不是结论性的，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历，似乎更倾向于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后进国家发展了恰当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么它们就有机会实现赶超。从主要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长纪录的粗略分析及其与发达国家早期的对比，可以发现它们的工业化过程取得了较高的成就，1950~1984年间的增长纪录比1870~1913年和1913~1950年间的任何时期都要快出将近1倍，也高于经合组织主要国家1870~1913年间的增长率（格里芬，1989）。
二、经济发展的赶超性与企业成长
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必须设法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这需要通过企业成长才能实现。从宏观上说，要素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提高是基本途径，按总量生产函数，有了一定的要素投入，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就可以获得确定的总产出，要素的增加同样可以获得确定的产出增加，即λQ=F（λL，λK）（规模报酬不变时），或λQ>；F（λL，λK）（规模报酬递增时）。
但要素的使用和产出的实际增长是由企业具体实现的，因此，工业化成功的基本要素是在企业的微观层次达到静态和动态效率（拉奥，1989）。由于要素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制约，即要素投入增加会推动产出增加，但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之所以能增加，又是上一次经济增长的结果，这样，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才是实现工业增长的根本途径。就目前的认识而言，这种效率提高的机制有三个方面：（1）技术进步。技术突破会带来生产领域的更新和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分为基础和应用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决定于科学自身的演进规律，真正带来经济效益的应用技术主要是企业为主体的研发活动的结果。（2）经济结构转变。这意味着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到高生产率部门，这必然提高全社会的平均生产率。但这种要素转移是通过企业在不同产业部门的进入和退出实现的。（3）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古典经济学很重视这个机制，但新古典经济学则完全忽视这个方面，80年代中期以后的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对此作了专门探讨，阿罗模型的学习曲线效应，卢卡斯模型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和舒尔茨的专业化效应均是通过企业的活动实现的。综上所述，可以说忽视了企业，就无法揭示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工业化过程不是抽象的，它由具体的产品增长所构成，而产品的增长以成本、质量、技术方面的企业竞争力为基础。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凡是取得工业化业绩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均拥有大量极具竞争力的企业，可以说，后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赶超性就是表现为通过发展战略（政策）加速企业的成长过程，在企业层次建立一国的生产能力。
这里的企业成长既包括单个企业业务规模扩大和业务领域拓展，也包括经济体系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企业数量的变动。我们既可以用产出规模和结构来表示工业化的成果，也可以用生产产出的单位———企业来表示工业化的成果。主流的理论分析恰恰忽视了工业化过程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主流理论中生产函数这个分析工具不能对企业能力的形成和企业成长作出解释，只能假设任何经济以及任何时点，企业均是按生产函数运营，在生产函数中企业的能力已经形成而且是平均分布的，因此，发展战略（政策）只是在宏观水平上发挥作用，或者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或者使价格变得正确。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就是企业能力的不足，因此，实施内向型战略的国家主要通过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促进国内企业的成长，实施外向型战略的国家则是通过对国内市场一定程度的保护和激励企业出口相结合的方法促进国内企业成长。从实际效果来看，实施外向型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宏观水平方面绩效要优于内向型国家，其原因已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巴拉萨，1982；克鲁格，1983；钱纳里，1986；世界银行，1987；Bhagwati，1988）。但是，这些研究均忽视了发展战略对企业层次效率从而对宏观绩效的影响（拉奥，1989）。按照经济发展分析的技术吸收观点（Nelson&；Park，1999），企业层次的模仿、创新和学习构成企业的成长过程，正是这个过程的差异决定了工业化宏观水平方面的绩效差异。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反映经济发展赶超目标实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联系。假定一个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全部是通过资源从传统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实现的，每个部门各有一家企业，工业部门的企业总是可以通过扩大规模获得利润，并且它的成长速度决定着工业部门的扩张率以及相应的技术吸收率。政府发展战略的作用效果就体现在对工业部门企业成长的适当刺激上，即通过不同方式促进工业企业的扩张实现经济发展。
假定两家企业具有不同类型的固定比例技术，均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即传统企业的c和工业企业的m，它们的单位产出资本量相同，但每单位劳动的产出和每单位劳动的资本量是工业企业高于手工企业。
如果两个企业面对的要素价格相同，使用现代技术的平均成本低于使用传统手工技术，但是，使用现代技术要求有受教育的劳动力，而教育对手工企业不是必需的，也不是有生产率的。发展开始时，几乎所有劳动和资本均在手工企业，但假定有很少数量的要素在工业企业。整个经济或整个产业中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将是两种技术的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是每个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比例，假定ac和am分别表示手工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单位劳动产出，并且有ac1，这样g（为获得学历）反映了一个教育升水，但假定g不会大到完全抵消现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如果bc和bm分别表示手工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平均成本，两个企业的成本差别可写成
相对于手工企业，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就提供了资源从手工企业向工业企业转移的刺激，在这个模型中，反应强度决定于工业企业的成长率，用e表示，Km和Kc分别表示手工企业和工业企业的资本比例，这样
如果g和w不变，Km/K和Qm/Q的时间路径将描绘出一种逻辑增长函数，Lm/L将随这些变量的增长而增长，但滞后于它们。如果随发展过程，w增长而g不增长，相对于手工企业，工业企业的扩张率将会加速，因为现代技术节省劳动，w的增长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成本优势。教育升水随发展过程而上升，将减少现代部门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g下降，意味着受教育劳动者数量增加，将强化现代部门的成本优势。
从（1）和（2）式我们可知，当K和L向工业企业转移，K/L和Q/L将上升，如果受教育劳动力对需求作出反应，人力资本也会增加。研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总和数据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Q/L的增长是由于每个工人的实物和人力资本拥有量增长所引起的（这种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是需要的），并把增长归因于沿总体生产函数的移动。但这种解释会掩盖以下两个事实：第一，驱动增长的因素是不断进展的现代技术运用和技术吸收，即m类的技术被广泛而有效地运用，以致am>；ac。第二，当应用现代技术的利润水平是驱动结构转换的动力时，工业企业的增长速度就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
如果考虑两个经济体，它们的最初条件完全相同，面临完全相同的采用现代技术的机会，并且具有相同的投入品供给弹性。其中一个经济体的工业企业增长速度较高，即e较高，这样，物质资本密度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方面，前一类经济体均会高于后一类。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工业企业较高的增长速度，以及工业企业吸收现代技术使am>；ac的差异。
在这个模型中，发展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显示在资本份额随发展过程的变动上。给定不变的产品价格作为标准，在总收入中资本的份额是
（7）式的第一项是手工企业的资本份额，第二项是工业企业的资本份额超过手工企业份额的数量乘以工业企业的相对规模。
根据（3）式，可看出（7）式中Qm/Q项前面的表达式是与资本从手工企业向工业企业的转移速度成比例，所以每个工人产出和每个工人资本的比率也会增长，这样，资本和产出更快增长时，资本份额也提高。如果受教育劳动力的增长与工业企业中就业增长保持同步，当产出增长时，人力资本增长也会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企业的扩张和手工企业的下降、工业企业较高的技术吸收（一个较高的am）、实物和人力资本的伴随增长等因素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是互补的。但上述解释主要放在对e的较高评价上，即工业企业的成长速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对工业部门（企业）的倾斜及其发展效应就可以得到理解。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促进工业企业成长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是为企业的建立、经营和扩张提供各种外部条件，或对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和补贴，或者政府直接建立和经营企业，在实际中也可能同时并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促进国内企业的能力形成和积累，并且影响企业自身的成长目标和经营战略。本书正是从这个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赶超性对企业跨国投资能力和战略动机的影响。按照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理论（Cantwell，1989；Tolentino，1993；Narula，1996），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展，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断积累，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升级转换，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会自然出现，并且随时间推移，显示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同样的产业分布和区域分布趋势，在技术积累和演进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命题，符合直觉和经验，但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工业化较早阶段会出现跨国企业。本书则是从赶超性加快企业技术能力积累和提高企业家能力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部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