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工业化：后发性、赶超性和阶段性
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这是向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比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化的英国晚了一百多年。但“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之后虽有20世纪初短暂的民族工业发展，也同样效果甚微。接着是长期的战乱，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政权的建立，才提供了工业化展开的条件，这时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表现在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工业部门内部的比例以及工业产品的市场供给状况方面（马洪，1987）。这样算来，中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了两百年，比最迟于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开始工业化的日本也晚了90年。所以中国工业化过程从时间上看具有典型的后发性特点。
尽管由于70年代末以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使工业技术和产业引进、模仿的渠道基本上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依赖本国的当地化创新，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同样显示了后进国家的后发性优势，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而且是在大多数时间处于经济和政治秩序非常不利于工业发展的情况下，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快速提高，工业部门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52年的19 。 5%提高到1978年的49 。 4%，并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部门体系，为国家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赶超性更为明显，最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上。这种战略选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结果，也直观地反映了政策决策者的经济理想，其依据部分来自于对发达国家已有产业结构状况的观察，部分是因为对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区别的认识。按照格申克龙（1962）的落后程度与发展愿望强度正相关的假说，中国过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全民的强烈发展意识，这本是一种优势，但也同样容易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急躁冒进，违背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导致欲速不达的结果，从事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看，中国70年代末以前的工业化过程存在着急躁冒进和最后欲速不达的问题。但由此完全否定后进国家工业化中的赶超性是同样有问题的。这里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客观存在的加速趋势与发展战略对这种趋势的利用和导向能否始终达到最优，以及发展战略的主观能动性如何与经济演进过程的客观性达到较好的协调，这些实际上是对人类智力极限的挑战。
70年代末以前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赶超性以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表现出来，这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配置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重工业基建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例。“一五”时期是36 。 2%，“二五”时期是54 。 0%，1963~1965年期间是45 。 9%，“三五”时期是51 。 1%，“四五”时期是49 。 6%，1976~1978年期间是49 。 6%。这种倾斜的投资结构是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经济循环流程得以实现的。70年代末以前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使国家经济总量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4 992亿元，比1952年的343 。 3亿元增长了17 。 9倍。1952~1978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比较高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 9%、8. 2%、6. 0%。对这期间较高经济增长率却未能使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摆脱低收入国家位次的原因，除了林毅夫等人（1994）的客观分析之外，还应注意到这期间人口过快增长这一因素。
70年代末以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很高的成本，集中表现在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微观经济效率的低下方面，这形成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关键性障碍。经济结构失衡直接与发展战略有关，微观经济效率低下又与经济体制有关。因此，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调整和转轨，为后进条件下的工业化赶超提供了一次新的机会。首先，对工业化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在观念和政策上进行了彻底转变；其次，实现轻重工业的结构调整和合理化；再次，对农业和基础工业部门实行了投资倾斜政策；最后，把工业化的长期目标阶段化并与居民收入水平的阶段性提高结合起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由允许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到把计划与市场机制结合，再到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为工业化的推进提供了恰当的制度框架。这些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工业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2年期间，年均GNP增长率近10%，大大高于该时期世界平均水平（3%），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8 。 79%，比1952~1977年间年均5 。 74%高出53%。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经济增长虽然仍有波动，但未出现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的大落，更未出现过负增长，而1952~1978年间曾出现过6次负增长。1978~1995年期间，有12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高达两位数，其中有6年超过20%。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与发达国家工业化达到相似阶段花费的时间相比，中国有加快的趋势，这与作为后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的后发性和赶超性特点有关。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不讨论的，这与其方法是静态、均衡和边际分析有关。按马歇尔（1890）的观点，经济过程是连续的，像自然界一样没有“飞跃”，因此，经济发展是一种边际调整的过程。但是，这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即使从人类经济变迁的最长期角度来看，也客观存在着经济活动重心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再向服务业为主的明显阶段性转变，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在所有阶段均是适用的，但不能以此否定经济演变的阶段性。工业化过程作为经济体系（一国或全世界）从农业为主经济结构向工业为主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较长时期，也可以按不同标准分为不同阶段，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1986）根据时序资料和截面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出的结构转换“标准模型”，即把一国工业化分为初期（人均收入280美元~560美元，1970年美元，下同）、中期（人均收入560美元~1 120美元）、成熟期（人均收入1 120美元~2 100美元）三个阶段。对目前中国工业化所处阶段，根据工业的产出比重、要素比重以及工业部门的结构状况，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致处于中期阶段（刘迎秋，1996）。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和面积上的大国，加上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使不同阶层人口的需求差异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此不同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并不相同，而是呈现出发展阶段的多元性特征。仅从人均GDP看，199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 。 4%和66 。 6%，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8 。 6%和45 。 3%。从极端差距看，人均GDP最高的上海（25 750元）是最低的贵州省（2 215元）的11 。 6倍。按当年汇率计算，并参照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大致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少数省区甚至尚处于工业化以前阶段。本书按前面把工业化过程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阶段，并把前期和中期统称为工业化早期的方法，简单地把中国工业化阶段界定为“早期”阶段。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状况
工业化过程也是企业成长的过程。从历史上看，真正的现代企业是随工业化过程中工厂制度的确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相一致的。后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引进和模仿既包括技术，更包括企业及其组织形式，不过，各国不同时期所采行的企业产权形式有所差异。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相比，后进国家工业化早期均建立了相当部分的公营企业，少数国家包括中国甚至把公营企业作为惟一的企业产权形式，这既是对企业组织形式的丰富，也对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经济运行机制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从19世纪40年代被迫开放之后，陆续出现外国资本经营的现代企业。19世纪60年代出现从事现代产业的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后来又逐步形成官僚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20世纪50年代之后，新政权通过不同方式把这些企业转变为公营企业，并通过大规模的新投资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形成中国工业化的微观基础。到1957年全国共有工业企业17 。 6万家，其中公营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企业总产值的82 。 8%。直到70年代末，由于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企业成长仅仅局限于国内成长；由于与国外经济交易极为有限，无法有效地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使企业的技术进步缓慢；由于体制原因，企业成长只能局限于业务的专业化成长，而同时企业却承担大量的社会性义务，即企业“办社会”。更关键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企业实质上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不是真正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因此，企业不可能按经济性原则从事经营和实现成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说计划体制下中国没有“企业”（张军，1994）。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和身份逐步确立，使企业逐步形成了正常的经营和成长机制，国内的业务多元化和跨地区多工厂扩展迅速出现。同时，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也与对外开放同步出现。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提出15项经济改革措施，其中第13项明确提出要出国办企业，这是第一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条款。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第一家境外合资企业。1980年3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租船公司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合资建立了“国际船舶代理公司”。1980年7月，中国银行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香港华润公司等合资，在香港创办的一家境外合资金融企业。此间还建立了在日本从事经济技术咨询服务的“京连股份有限公司”，在荷兰从事船舶物料供应的“远通海运服务公司”，在也门从事工程承包的“也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及澳大利亚的“五星航运代理股份有限公司”，比利时的“考斯菲尔航运代理公司”等。随着这些对外投资的出现，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开始起步，跨国企业开始形成和发展。
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因此，显示了很高的增长率，短期内对外投资规模就达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
1979年中国在国外的非贸易性子公司只有4家，中方投资额只有53万美元。直到1986年，中国企业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都没有超过1亿美元。1987年，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3 。 5亿美元，当年增加国外子公司124家，标志对外投资的一个突破。90年代以后，企业对外投资在波动中继续增长，国外子公司的数目持续增加。从1979~1996年期间，中国非贸易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从53万美元增加到21 。 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63%，虽然这是在很小基数之上的增长率，但同期非贸易性国外子公司累计数目由4家增加到1 985家，则更能反映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速度和规模。到1998年，中国已经在16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 539家子公司或附属机构，其中非贸易性子公司2 396家。中方累计协议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其中非贸易性投资约26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按企业国外资产规模排名的1995年发展中国家最大50家跨国企业中，中国占了7家，这说明在短期内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99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依次是：贸易61%（37 。 7亿美元）、资源开发19%（12亿美元）、生产加工12%（7 。 1亿美元）、交通运输2%（1. 1亿美元）、其他6%（3. 9亿美元）。地区分布依次是：港澳地区59%（35 。 9亿美元）、北美14%（8 。 9亿美元）、大洋洲7%（4. 5亿美元）、亚洲6%（3. 7亿美元）、欧洲5%（3. 2亿美元）、非洲5%（3. 1亿美元）、拉美4%（2.5亿美元）。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类型主要包括四大类。（1）贸易性专业公司和大型集团。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国有大型贸易企业集团，它们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外市场网络，具有熟练的营销技能和管理优势。（2）生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规模大，具有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一定的研发能力，在国内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具有对成熟产品进行差异化的一定能力，特别是在国内成长阶段积累了有特色的管理技术和经验。（3）大型金融、保险企业和工程设计建设服务方面的大型企业。它们资金雄厚，规模较大，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声誉，并且具有提供一体化服务的能力。（4）中小型企业。这类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较小，经营单一，但数量较多。
虽然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在短期内有了较快发展，但总体来看，目前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这从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中可以显示得更清楚。首先表现在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的规模差别上。从母公司规模来看，中国若干行业中最大规模企业与国外同行业中的大企业相比，没有一家能够达到国外企业比例的10%。国外子公司的规模也同样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统计数据，199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外子公司平均规模为150万美元，这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规模，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规模。这种状况主要是与工业化所处阶段和企业跨国投资的时间较短有关。其次，表现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以新建为主，较少采用购并方式。这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规模较小有关，因为收购通常需要大额资金，并且涉及复杂的购并技术，这对进行跨国投资不久的中国企业而言是不具备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并购方式实现的跨国投资比例逐步提高，特别是90年代购并更成为发达国家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UNCTC，1997）。最后，表现在投资动机以促进出口或保护出口市场及资源开发为主。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以追求全球性生产网络效率为目的，通过这个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协调母子公司之间和子公司之间的贸易、技术、培训的交流，在全世界范围的公司系统内部共同利用所能得到的各项服务（例如设计、营销、财会、研发、金融等）。而中国目前的跨国企业通常只是着眼于一国的市场或资源，远远没有达到在世界范围协调企业系统内部经营资源，追求全球效率最大化水平，因此不能简单以建立的国外子公司数量和规模来判断跨国企业的水平，更重要的是看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之间以及国外子公司之间交易联系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