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颜之推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为文之道，能古制今辞二者并重，谨慎用典不从流俗，刺箴美颂思路清晰，文体辞意能观即可，没必要强求动俗盖世，要不然，用他的话来说：等到黄河清了再说吧！
原文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成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译文
文章来源于“五经”，其中诏、命、策、檄，来源于《书》；序、述、论、议，来源于《易》；歌、咏、赋、颂，来源于《诗》；祭、祀、哀、诔，来源于《礼记》；书、奏、箴、铭，来源于《春秋》。朝中的典章制度，军队里的誓、诰，传显仁义，阐明功德，统治百姓，建设国家，文章的用途是很多的。至于用文章陶冶性情，劝谏引导，进入一种不一样的审美感受，也是一件快乐的事。在学习忠、孝、仁、义尚有余力的时候，也可以写写这样的文章。但自古以来文人多陷于轻率：屈原自我宣扬表露才华，非议国君；宋玉相貌艳丽，被当成俳优；东方朔形象滑稽，缺少雅致；司马相如贪图钱财，失去节操；王褒私进寡妇之门，事情见于《僮约》；扬雄因为写《美新》，品德受损；李陵投降匈奴；刘歆在王莽当朝时没有立场；傅毅依附权贵；班固抄袭他父亲的《史记后传》；赵壹倨傲无礼；冯衍因浮躁屡遭压抑；马融谄媚权贵被嘲笑；蔡邕与恶人一同遭罚；吴质横行乡里；曹植傲慢不驯触犯法律；杜笃向人借钱不知满足；路粹心胸狭隘；陈琳粗枝大叶；繁钦不知检点；刘桢倔犟被罚做苦工；王粲轻率被人厌恶；孔融、祢衡倨傲无礼招来杀身之祸；杨修、丁廙，煽动政事自取灭亡；阮籍轻视礼教自己伤风败俗；嵇康盛气凌人难得善终；傅玄使气斗勇官职被免；孙楚恃才犯上；陆机违背正道，自走绝路；潘岳侥幸取利，自找危机；颜延年意气用事被贬；谢灵运空放粗疏，违背法纪；王元长凶逆作乱，自作自受；谢侮慢别人，终于被杀。上面说的这些人，都是文人中的佼佼者，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能一一记录，大略都是这些。至于帝王，有时也难以幸免。身为天子而才华过人的有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等几个人，他们都遭到世人的议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君主。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这种人，有盛名而又能避免祸患的，也时常能听说，但遭受祸患的还是占多数。我常常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推究其中的道理，文章的本源在于揭示兴趣感受，抒发人的灵性，容易使人恃才自负，故而疏忽操守，却勇于进取。现代的读书人，这个毛病更甚，他们用了一个得意的典故，写了一句新巧的诗文，就神采飞扬直上云霄，心潮澎湃意气千载，孤芳自赏不觉旁人。而言辞伤人比矛、戟等武器更加残酷，讽刺带来的灾祸比狂风闪电还要快，你们应该特别加以小心以保安全。
原文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译文
做学问有聪明和迟钝之分，写文章有灵巧与笨拙之别。做学问迟钝的人要是肯下苦功，也可以博古通今；写文章拙笨的人再多花工夫，写出的文章也终归丑陋。但只要能博学有才，就足以为人立世了。可如果天生没有生花妙笔，请不要乱动手写文章。我见到世上有这样的人，才思拙钝却自以为文辞华丽，写了点丑陋的文章到处传扬。这种人多得是，江南人把这些人叫做“痴符”。近来在并州，有一位士大夫喜欢写一些拙劣可笑的诗赋，还嘲弄邢邵、魏收等人，大家联合起来嘲弄他，假装夸奖他的文章，于是他请大家吃饭什么的，以招揽声气和名誉。他的老婆心里明白，哭着规劝他，这个人却叹气说：“自己的才华连妻子和儿子都不能明白，何况别的不相干的人啊？”到死也没有醒悟。自己了解自己才叫自知之明，这确实是很难得的。
原文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须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译文
学习做文章，首先要听听亲友们的意见，采纳他们的批评建议后才可以把作品拿到社会上去品评，最后才能成文，千万不要自作主张，以免被别人嘲笑。自古以来留下作品的人数不胜数，但文章能够公认为宏丽精美的也就是那几十篇罢了。只要使文章符合它应有的结构样式，文理还过得去，就是有才之士。动不动就想要文章惊世骇俗，那就等到黄河的水变清吧！
原文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
译文
不委身于另一个朝代，这是伯夷、叔齐的节气；对任何君主都一样侍奉，这是伊尹、箕子所说的道义。自春秋以来，卿大夫家族流亡四散，小国被吞并灭亡，国臣之间也没有固定的名分了。君子绝交不会相互辱骂，可屈身侍奉另外的主人，又怎么能因故主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呢？陈琳做袁绍手下时，把曹操骂为豺狼；
做曹操手下时，把袁绍骂为毒蛇。这只是他主人的命令，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这确实是文人的大毛病，坦白说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原文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译文
齐代有个人叫席毗，精明能干，官至行台堂书。他看不起辞藻华丽的文章，嘲笑刘逖说：“你那样的文章，好比是片刻荣华，只能够吸引一下眼球，不是栋梁之才，哪能比得上我们这样的文章如千丈松树，即使常有风霜侵凌，也不会零落的！”刘逖回答道：“如果这树木既能耐寒，又能在春天开花，怎么样啊？”席毗笑着说：“那当然最好啦！”
原文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译文
凡是做文章，就好比骑千里马，即使千里马有俊逸之气，也应当用衔勒来控制，不应放任自流，乱了章法，纵意而行，以致要用身体填沟壑。
文章应该把义理情调当做心肾，把才气韵调当做筋骨，把事理情义当做皮肤，把华丽的语句当做服饰。可现在的人写文章抄来抄去，舍本求末，所写文章大都浮华艳丽，把文辞与义理相比较，则文辞优美而义理缺失；用典与才思争长竞短，则用典繁多而才思不足。有的文章放纵不羁，看似流利酣畅却忘了题义；有的文章深雕细琢，堆砌材料却文采不足。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你们哪能独自避免呢？所以写文章不过分，不走极端也就差不多了。我非常希望能有才学出众、名誉极高的人来革新现在做文章的风气。
原文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译文
古人做的文章才华横溢、洒脱自如，其文体风格，与现在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它用词造句简洁质朴，有时不那么严密细致。现在的文章音律和谐、结构对称、语词详尽，作文技巧是比过去强。所以要用古文的体制构架为根本，用现在文章的词句音律为枝叶，两者并存，不可偏废。
原文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
译文
先父的文章非常典雅纯正，不从世俗。梁孝元帝在湘东王府时，写《西府新文》，但因为先父的文章不迎合世人的口味，没有浮艳之文，一篇都没有被收录。他留下诗、赋、铭、诔、书、表、启、疏等各种文体的文章共二十卷，我们兄弟当时正在守丧，还没有来得及编辑整理，就突逢火灾，文章被烧得精光，没能留传于后世。这事让我痛彻心扉！先父的操守德行记载在《梁史·文士传》以及梁元帝的《怀旧志》上。
原文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译文
沈隐侯（沈约）说：“做文章应当遵守‘三易’的原则：典故通俗易懂，这是第一点；文字容易认识，这是第二点；文章容易朗读，这是第三点。”邢子才常常说：“沈约的文章，用典不让人察觉，就像说自己的心里话。”对此我深为佩服。祖孝徵也曾经对我说：“沈约诗里说：‘崖倾护石髓。’这哪里像是在用典啊？”
原文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坛，各有朋党。祖孝徵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译文
邢子才和魏收都是盛名之士，常人也习惯于以他们为标准，当做文章宗师。邢子才欣赏沈约而看不起任昉，魏收却正好相反，这两个人在一起谈天喝酒时，就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邺下人物多得很，这二人也各有自己的朋友圈子。祖孝徵曾经对我说：“任昉、沈约二人的高低，就反映在邢子才、魏收二人的优劣上。”
原文
《吴均集》有《破镜赋》。昔者，邑号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敛襟：盖忌夫恶名之伤实也。破镜乃凶逆之兽，事见《汉书》，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见有和人诗者，题云敬同，《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轻言也。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沄诗云：“飏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沄又飏其母。”此虽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诗》“伐鼓渊渊”者，《宋书》已有屡游之诮；如此流比，幸须避之。北面事亲，别舅《渭阳》之咏；堂上养老，送兄赋桓山之悲，皆大失也。举此一隅，触涂宜慎。
译文
《吴均集》中有篇《破镜赋》。从前有个朝歌城，颜渊看到这个地名就不在这里停留了；有个乡村叫胜母，曾子到了这里赶快整理衣襟走开。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担心不好的名称会损坏事物原有的内涵。“破镜”原是一种凶恶的怪兽，典故见于《汉书》，你们写文章时希望避开这一类词语。现在看到有的人附和别人的诗词，在和诗题目上写上“敬同”二字。《孝经》中记载：“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说明这个词是不能随便用的。梁代费旭有诗：“不知是耶非。”殷沄有诗：“飏云母舟。”简文帝嘲笑说：“费旭不认识他的父亲，殷沄让他母亲到处飘荡。”这些虽然都是陈年旧事，但一样不可以随意引用。有人在文章里引用《诗经》的“伐鼓渊渊”；《宋书》中曾讥笑过这种乱用典故的人。刚才说的那样的词句，希望你们一定要避免。如果母亲在世，与舅舅分别时却高歌《渭阳》；双亲在堂，送别兄长时却引用“桓山之鸟”的典故，这些是错得远了。我只举这几个例子，你们应该举一反三，处处谨慎。
原文
凡代人为文，皆作彼语，理宜然矣。至于哀伤凶祸之辞，不可辄代。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其父铭曰：“葬我考议郎君。”《袁三公颂》曰：“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为潘文则《思亲诗》云：“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并载乎邕、粲之集，此例甚众。古人之所行，今世以为讳。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蔡邕《杨秉碑》云：“统大麓之重。”潘尼《赠卢景宣》诗云：“九五思飞龙。”孙楚《王骠骑诔》云：“奄忽登遐。”陆机《父诔》云：“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云：“天之和。”今为此言，则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赠杨德祖诗》云：“我君饯之，其乐泄泄。”不可妄施人子，况储君乎？
译文
代替他人写文章，理所当然要用他人的语气口吻，但表达哀伤祸患一类的文章，是不可以随便代笔的。蔡邕替胡金盈作《母灵表颂》说：“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替胡颢作他父亲的墓志铭：“葬我考郎议君。”还有《袁三公颂》说：“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替潘文作《思亲师》：“躬此劳悴，鞠于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蔡邕、王粲的文集收录了这几篇文章，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古人的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犯了忌讳的。陈思王曹植的《武帝诔》，表示对亡父的深思时用“永蛰”一词；潘岳在《悼亡赋》中，见亡妻遗物伤情用了“手泽”一词。前者把父亲比作了冬眠的昆虫，后者把亡妻等同于亡父。蔡邕在《杨秉碑》中说：“统大麓之重。”潘尼在《赠卢景宣》诗中说：“九五思飞龙。”孙楚在《王骠骑诔》中说：“奄忽登遐。”陆机在《父诔》中说：“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中说：“天之和。”现在如果有人这样做文章，就是朝廷的罪人。王粲在《赠杨德祖诗》中说：“我君饯之，其乐泄泄。”这种表现母子重归于好的话是不可以随便乱用在一般人身上，何况是用于太子呢？
原文
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
译文
大凡诗人的作品，有指责、规谏、赞美、歌颂种种，各有其源，不会什么都杂糅在一起，一篇文章同时表达善、恶之意。陆机写《齐讴篇》时，开头记述了山川、物产、风俗、教化的兴盛，后来又突然有了轻视山川之思想，这就背离了此诗的风格。他写《吴趋行》时，为什么不大讲特讲阖闾、夫差的故事呢？他写《京洛行》时，为什么不大讲特讲周郝王、汉灵帝的故事呢？
原文
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美玉之瑕，宜慎之。
译文
文章中记述地理的内容应该恰如其分。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中说：“鹅军攻日遂，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的《陇头水》中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这可以说是夜明珠中的小毛病，美玉中的小瑕疵，但还是应该慎重对待。
原文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于《籍传》。范阳卢询祖，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籍诗生于此耳。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亦以为尔。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蘧车响北阙’，不道车。”又撰《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简文爱陶渊明文，亦复如此。江南语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饶清巧。思澄游庐山，每有佳篇，亦为冠绝。
译文
王籍的诗《入若耶溪》中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南方的文人认为这两句诗独一无二，无人对此有别的看法。简文帝诵读这两句诗后，久久不能忘怀；梁孝元帝玩味再三，认为没有人能再写得出这样好的诗句，以致在《怀旧志》中仍收录了《王籍传》。范阳人卢询祖是邺下英俊才学之士，他却说：“这两句诗不怎么样，怎么能说他多有才学啊？”魏收也是这样看的。《诗经》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诗诂训传》说：“意思是安静而不吵闹。”我常常叹服这个有情境的解释，王籍的诗句就是脱胎于此。
兰陵的萧悫是梁朝上黄侯萧晔的儿子，擅长写诗。他曾经写过一首《秋诗》，有两句是：“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当时的人都不理解它。我现在却喜爱这两句诗的空远散淡，如历历在目。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也这样认为。而卢思道等人却非常不喜欢这两句。何逊的诗歌清雅奇巧，词语生动形象，但邺下那些品诗的却不喜欢他的诗作，说带有苦辛之味，有贫寒气象，不如刘孝绰诗歌的雍容华贵。即使是这样，刘孝绰还是很妒忌他，平时诵读他的诗句时，常常说：“‘蘧车响北阙’，不道车。”他撰写《诗苑》一书，只收录两首何逊的诗，当时的人都讥讽他不够大度。刘孝绰在当时负有盛名，没有什么让他佩服的人，他只是佩服谢，常常把谢的诗放在案头，一有时间就吟诵玩味。简文帝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做法和刘孝绰一样。江南俗语说：“梁朝有三何，子朗诗最好。”三何是指何逊、何思澄以及何子郎。何子朗的诗歌也追求清新奇巧。何思澄游庐山时，常常有佳句，这在当时也是不同凡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