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一览古来之历史的著作，即知每一时代之史书，莫不反映其时代之显著的精神。是以紫阳尊蜀，陈寿帝魏，各以所处时代之不同，而其衡量史事之观点遂异。征之西史，则赫罗多德之叙述，伊索克拉底之修词，皆表现希腊之精神者也；奥古斯得斯诸人之著作，则表现中世纪宗教与教会之事务者也；十九世纪之政治史，则表现民族国家之兴起，与爱国主义之勃兴；今则产业革命与自然科学之空前创获，使人类文化之根据为之大变，而供给以全然新异之观念与意趣。
摘自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
历史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其关系之密切是很明显的。一个学历史的人要想得个历史的统整观念，人类的进化道理，自然不能无社会科学的研究；而学社会科学的人，如果要使他知道社会不是一种空洞之物，一种抽象的玄想，也不可不使他熟习史事。
摘自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1926年10月。
史家之解释历史现象，必以其时代所公认或其个人所信仰之真理为标准。而人类之智识，与时代俱进化。后世所证明为谬者，先时或曾认为真理，而史家莫能逃此限制也。
摘自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
历史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还可以推测将来的趋势。但是历史对于将来，也只于能推测其大势而已，决不能如许多读历史的人所想的，读读历史，使可对于将来的事情，未卜先知。
摘自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2月25日。
历史何以能帮助我们推测未来的趋势？这个道理很简单。社会的进化既是时时往前进，永远没有停顿的时候，当然不能进化到现在便停止，它还是依着一定的轨道，照旧向前进。我们对于他过去的发达越清楚，越能看出它所循的轨道，因此便越能知道它是向那方面走。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将来的趋势，愈加明了。
摘自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2月25日。
我们在纵的方面，由历史学的说明，将旧日短视的时间观念为之改正。但是在横的方面，亦将由历史学的叙述，将吾人狭隘的封域观念为之扫除。吾人知道轮船、火车、飞机、电线的使用，将我们地球的面积缩短，将我们人类的距离密接起来，要知道历史学的功能，亦渐渐将人类彼此隔绝的距离缩短，彼此所掘的壕堑灭去，使他们握起手来。
摘自李则纲《历史学与现代人生》《学术月刊》第1卷第5期1932年1月。
人类自有生活以来，即有历史的存在，“历史是存在和流化的综合，改变的质料和不动的形态的底综合”。历史学的研究，就是求明了这些综合原因和状况。波林布鲁克(Bolingbroke)说：“历史可使我们同生在我们以前的人同住，而且住在我们没有见过的地方。地方加广了，时间增长了，所以我们早去研究历史几年功夫，当我们没有插足于世上的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得一种很丰富的人类知识，而且可以得数百年的经验。”的确，我们如果早早从事历史的研究，将历史的诸因子变动的情形明了，是不啻获得过去的无穷的经验。不特已往的经验，可以凭藉历史学的功效获得；而且将来的事变，亦可以藉历史的法则推知。
摘自李则纲《历史学与现代人生》《学术月刊》第1卷第5期1932年1月。
史学是人类各方面绵续活动的产品和情态的系统的纪载，探究其因果关系，期以明白过去，用供现代人的资鉴之学。
摘自刘石臣《中国史学论》《文化批判》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我们很希望中国出一位才仲左马，识伯郑章的史学大家，网罗天下的史料，钧稽史实的真象，辨别指归，刊落繁芜，从事于大规模的系统的研究，阐明中国先民各方面绵续活动的产品和情态，推求其因果关系，而为之解析，勒成删定，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做资治的通鉴。
摘自刘石臣《中国史学论》《文化批判》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自有了科学的历史文学发生，于是历史便与文学绝对不同。而旧史家将文学与史学混同的观念，也不能成立了。因为历史本身不能不成为一种科学，所以历史的文学亦不能不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文学。
摘自朱谦之《历史科学论》(1939年)《中国通史》序言。
历史兼带有科学与哲学二者的性质，再进一步说，历史的方法，正有两部分。其一部分：“检索”(Historical Research)，完全是科学。又一部分：“通解”(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又名：“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完全是哲学。
摘自洪煨莲《历史在近代学术中之位置》《师大月刊》第26期1936年4月。
历史的内容，向来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从前的人若要做点阅世知人，治国经邦之学，就要读历史。近代的局面，有点变了。要升官的，就修政治学；要发财的，就修经济学；要在社会活动的，就修社会学。诸如此类的学术，从前只是历史支派。现在儿女各自成家，有时竟使历史被视若老朽，大有日暮途穷的状况了。
摘自洪煨莲《历史在近代学术中之位置》《师大月刊》第26期1936年4月。
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地正确无误地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现阶段不是能和过去历史的诸阶段相对立，而能把它截断下来的。但是那些提倡先探明历史再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议论，却包藏着一个绝大的骗局。我们已经把握着现实，我们只须从历史的探究上来更强调现实的动向；我们要积极地去探究历史，但我们要更积极地去解决现实，这而且有其不可分离的统一性。
摘自吕振羽《史学新论》《山平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摘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合订本第499页。
文学研究者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分析伟大的作家。历史的知识在这方面，很可以帮助他作此工作。了解一个伟大的作家，很需要知道他的时代社会文化的背景，因为作家即由其时代社会文化胚育而成。知其父母，而后自知其子。例如曹子建，如果我们熟稔汉末的乱离社会及由此社会而产生的浪漫思潮，与夫武帝、文帝、明帝三世的政局与他们家族情感关系，和三世的社会政治外交政策，那么这些历史的知识，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曹子建的心灵的构成与演变，诗文的蓄意与精神。再如明清之际的文学，我们如果对于当时的历史茫然，便很难了解其激昂抑郁者从何而来。《诗经》一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于封建社会经济的情形丝毫不问，那么，《诗经》一书是无法全弄明白的。历史与文学在这方面，可以交互发明，相得益彰。对前代文学欲求其完全了解，文字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的关隘都得打破，则民俗的历史知识是一种极重要的协助。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读历史有如读小说戏剧，可以增富我们的知识与经验，使我们了解人性，彻悟人生。读历史可以叫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许多可惊可惮的新奇，在历史上原来早已司空见惯；今日世界许多莫明其妙的花样，原来都有他历史的渊源存在。这一点很足以教我们头脑冷静，对世界与人生，养成一种眼光较远的看法。历史教育的价值在此，其对于文学创作者的修养价值亦在此。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理想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把文学与史打成一片，先史而后文学，能告诉我们历史上时代精神怎么回事，如何变迁，及其如何影响于文学根本精神的演化与发展。研究文学流变的人，欲作这一件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且需要严格的史学训练，以冀获得正确的进化观念。
摘自孙毓棠《历史与文学》《国文月刊》第1卷第7期1941年5月。
历史知识虽然称不得为一种科学知识，但也却不能因这一点而即判定历史知识没有功能。它的功能，应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去发掘。
摘自张宗颖《社会学的历史观》《中德学志》第5卷第3期1943年9月。
科学与历史研究，都是不能概括一切的。科学要求普遍性，一致性，因此在抽绎作用的筛子中，把事件的特殊点全部筛除。历史学要求特殊点，个体性，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我们不能希望有定律。二者的精神有殊，不能比较那个地位来得崇高，也不必勉强拉在一起。历史研究中有科学所没有的价值，正像科学中有历史研究所没有的价值一样。
摘自张宗颖《社会学的历史观》《中德学志》第5卷第3期1943年9月。
历史功用不是给我们以现成的法则，去应付指定的场合，而是它能给我们“识力”去应付一切场合。
摘自王绳祖《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第19期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