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
摘自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知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二部去说。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其关于知识方面的，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紧的，能够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妨事的。二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是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
摘自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4月6日。
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的对象，系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文化是多方面的，哲学亦其一部分。所以哲学也为史学家所认为当研究的一种对象。
摘自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4月6日。
哲学与历史相接触点有三，即是：哲学史；哲理的历史；历史哲学。
哲学史是以哲学为研究的对象，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他，其性质宜列入哲学系统中。哲理的历史，是用哲理的眼光去写历史，是属于史的性质的，但太嫌空虚。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历史事实是宇宙现象的一部分，所以亦是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
摘自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4月6日。
在严密的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当视为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当视为构成哲学的一部分者。于科学的考察与哲学的考察间，当立区别，而防二者的混同，这固然不错；然欲截然分清，则亦势所难能。盖以二者关系的亲密，方有事于此科的研究，自然地易涉及于彼科的研究。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地近于真理，比较地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这种求真的态度，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藉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历史理论实为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直接的基础，故史学的成立，于人生修养上很有关系。即于记述历史的研究，亦能示之以轨律，俾得有所准绳，其裨益亦非浅鲜。真挚的史学者，幸共奋勉以肩负此责任！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顾历史之研究，初不仅有助于哲家之证明已也，实常能产生哲学。盖其万有不齐之事，万有相禅之迹，诚能研究归纳，则无穷之思想，渊然以生。此等思想，小之则阐明国家社会发达变化之原，大之则推及宇宙万有生成起灭之故。虽其归宿所得，卓然哲学；而其研究之根据，初不外乎历史。
摘自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最初之史学解释，以为文学之一部分(美术史观)，或视为天心之表现(宗教史观)。其后有以为所以改善人格(道德史观)，或以为所以考求真理(哲学史观)。尚政治者则以为“过去政治之纪载”(政治史观)，重社会者则以社会发达之说明(社会史观)。受科学影响则倡导科学方法(科学史观)，信伟人势力者则归根个人心理(个人史观)。经济学者以生产方法为解释(经济史观)，地理学者则以地理环境为要因。凡兹各说，虽无一定之程序，然大致循此而下，有无形渐进之趋势，以向更允当之结果。综合史观用此进行之趋势，故能发挥致效。是故吾人既明各种史观，尤必寻绎其普通之趋势焉。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文字发生之时，人类文化必已臻有政治组织之阶段。故史之初起，即与政治相接触。是史之重视政治事实，固可以历史关系解释之。政治既日渐进步，其影响于人事亦日著；而人类傲扰之事实，往往由政治而表现。史家眩此外象，遂以为政治实人类活动之主体或总积，稀能远窥深求，以考各方面之势力。故古史纪载，无论中外，皆偏重政治，而其势力最为垂久，初非偶然而致此也。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以宗教解释史学，其滥觞盖不后于美术史观，或犹在其先焉。古初人类，对于自然界毫无了解，狂风迅雷，乃至火山地震，在足以危祸人生。初民震撼之余，又莫察其故，则惟有委为天神之支配。由此扩而大之，而信宇宙一切事物，冥冥中皆有主宰。古史之皆以神话始者，殆皆此心理为之也。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人类所以可贵，在于心灵，而心灵之中，尤必有共守之轨范，以防心智之轶越。是故史中隐寓道德之质素，实自然之势；而史家之于人格，实亦当加以注意者也。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史家广大之怀，本无所谓民族国家种种界域。然政治史家之末流，且以史为唤起爱国之工具。民族惨祸之酿成，史家实与有责。近今世界交通日繁，文化媾通亦日著。故史学趋势，已不复囿于国别，史家倡导新帜，皆以人体全体为归。盖观于史实而见种种同点，足以促起人类之普遍了解。历史既于国家主义证明其效，当不难于大同前途显其同等之成绩。是则大同之实现，唯历史堪任其先驱也。
摘自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1922年5月。
历史者，人道之记录。古人之言行思想，藉历史以传遗后人，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增，展增递蜕，人类社会逐渐见进化之迹。是故民族文化之高下，亦可以其所产生史家与史篇多寡之数为差。
摘自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学衡》第5期1922年5月。
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从前以为历史是“前车之鉴”，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今状况，断不是一样的。就个人而论，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现在，我们不能不记得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就是我们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现在社会改良的潮流，一日千里。我们要想有点贡献，必先明白现在的状况；要明白现在的状况，必先知道他们的来历。
摘自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
文学同历史完全是两种东西，我们对于他们的界限，应该绝对划清；我们断不可用文学的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因为历史的根据是固有的事实，文学的根据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谓想像力。神思是可以凭虚御空的，事实是不能由我们自由去颠倒或虚构的。简单的讲，就是陆士衡所说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征实而难巧”两句话。历史的文章处处要受史料——或者不如说事实的真相——的限制，绝对没有自由行动的余地。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学的作品，不是历史的作品。
摘自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第10卷第1号192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