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孤立和封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封闭与保守的特点。那么，相对于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山西尤是这样。
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得山西与中原地区形成了一种较为孤立的状态。地理环境，作为一种背景，一种人们活动的舞台，无疑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风俗习惯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因素。由于地理上的相对孤立，阻碍着异质民俗文化的进入，因而，处于孤立状态的民俗变化较小，惯性较大。这种相对孤立的状态，很有可能使山西形成了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风俗文化，使其他地方的人感到山西人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有易于割据势力的存在，尤其是在在交通与信息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中。阎锡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割据地方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种环境也促使了加强行政控制的倾向。在清王朝和阎锡山统治时期，行政权力对人民的控制十分严密。清朝近300年间，山西一直没有发生具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军北伐时，所到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当地居民无不揭竿而起，“嬴粮而景从”。而在山西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北伐军从陕西渡黄河入山西，横穿山西后又经太行山入河北，山西人对此响应者寥寥，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所以说，长期而又严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条件上加强了山西人封闭与保守的心理。
作为一种结果，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山西民俗的特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山西人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我们”的意识颇为浓厚。这种社区归属感，突出了地缘关系的价值。比如，山西商人圈内很少有外人，尽管他们跋涉千万里，虽总是在外面事业有成，但其总的特点却是“不扉眷，不娶外妇，不入外藉，不置外面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宝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远在内外蒙古雇佣成千上万外地人的大型票庄和商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等，凡拥有股权的重要经营者，均是清一色的同乡。多山导致的交通不便，也严重阻碍了山西人广泛的社会交往。山西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就有十几种方言同时存在。不仅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一座山，一条河流的两边，人们的语言、风俗就分歧很大。雁北与晋南，不足几百里，但二者在语言风俗上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宛如一个在北方，另一个在南方。
社会交往的不足很容易养成封闭与保守的社会心理。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山西人、“山重水复，交通不便，各重保守，各执成见，自成风气。”山西商人早年所表现出的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商业精神，为什么后来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人所经营的商业、金融业、“经验多而学术少，具有保守之性质，不能彼此联合”，失去了创始人的进取精神，也丧失了许多发展的空间。在近现代历史条件下，“不知派子弟留学商业专门，专搏徒弟制，略知酒扫应对，不能通世界之言”。当大量的西方式银行与商业机构纷纷建立，商业、贸易与金融中心转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此消彼长，山西的商业、金融业无法适应这种形势的历史变迁，因而逐渐趋于没落了。
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也为山西人抹上了一层浓浓的乡情。
山西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够活泼外露而很内向、心理相对封闭，但有一种内在的韧性。
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易冲动，却吃苦耐劳。而且，他们也许不善言辞，但却精于计算，善于在计算的层次上从事微观经营。在这点上山西人不愧是“中国的犹太人”。
然而山西人的确是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们精于计算，却又老实巴交。关云长是千余年前的古人，但关云长的性格还是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这就是“忠厚老实”。山西诗人王维的作品风格纯朴，和俄罗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风格实有天壤之别。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实”的缘故吧。
晋商的“银行业”为什么曾经大放异彩，恐怕这也是这个原因。
有些人心目中比较欣赏那种会耍小聪明、油滑狡诈的人物。可是往往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明白“老实”才是成大事业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做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用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做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这可真叫一诺千金了）。如果你借钱，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效果。
这种长期的口碑，就是一种品牌效应。
“聪明人做小买卖，老实人做大买卖”。山西“晋商”传给后代的古训，并不是什么坑蒙拐骗的奸商密诀，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作人原则。
在假冒伪劣盛行的现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货大发其财，也难免心手发痒，开始学着作起假来。但山西人还是老实，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货不是100％的假货，而是半真半假，让你上了当也无可奈何；而山西人作的假货就是100％的假货，往往让人一眼识破。从前些时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作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势，就是彼此信任，拧成一股绳。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发挥出来了。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倾力相助，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就是很好的证明。
山西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历史上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聚居、通婚，因此受其影响，养成了尚武精神和习武风气。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汉族的民族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重文轻武，士大夫们崇柔尚儒、重文雅，对诗文、绘画、书法及花鸟虫鱼的偏爱便是例证，即便是带兵的武官，也有不少人羡慕文职、附庸风雅。民间谚语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足见风气之轻武。
因此，山西人的这种尚武风俗就尤显珍贵。
关于山西人好武，古书中有许多记载：
“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住者，以文武兼资焉”。（《隋书》）唐代开国之君李渊就是起兵太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封建王朝。“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
。并就是山西，这种习俗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未见衰退，特别是山西北部的民俗更是如此。且看当时的文字记载：
代县：“代北之人武”。
偏关：“习兵好射，尚朴无文”。
应州：“俗尚武艺”。
大同：“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昔而然”。
宁武：“性愚鲁，尚骑射”。“少礼习兵好射”。
朔平：“风气刚劲，人尚勇敢”。
平鲁：“习尚勇敢”。
苛岚：“尚骑射”。
或许是由于这个传统，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山西人在战场上也以勇猛无比著称。
抗战时期，日军从北路进攻山西，阎锡山搞了一个“忻口战役”，这是日军在中国北方战场遭到的最顽强抗击。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中央军不同，没有精良的装备，全靠将士的勇敢。阎锡山把全数精锐都投入了“忻口战役”，仗打得异常惨烈，士兵打完军官上，硬生生挡住了日军的猛攻。最后，守卫石家庄的国军望风而逃，日军乘虚从南路进入山西，阎锡山军才撤退到山区打游击。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战役”。在三大战役以后，长江以北已经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地盘，惟独山西的阎锡山军还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无取胜可能的境况，山西人死守太原长达1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还晚（1949年4月）。解放军和阎军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损失无数。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阎锡山乘飞机逃出太原后，阎军将士对阎锡山仍是极为忠诚，守卫太原坚持到最后一人。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阎军高级将领集体自杀。现在台北还有一个“太原五百壮士”纪念碑，纪念太原战役中的阎军将士的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