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余秋雨
一个找不到故乡的城市、共和国的长子阿拉上海人我们也许可以把上海称为“近代城市”，因为作为一个“城市”，它的历史只有100多年。正如易中天在《读城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津津乐道于楚国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正宗上海人”其实也是“乡下人”一样，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是始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1843年。那一年的11月7日，上海正式开埠，成了一个英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居住的城市。而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也不过还是一个“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朝的乾嘉盛世的时候，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20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
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设华亭县，揭开了上海政区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沪演的上海浦设立镇治，上海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之上海市区和上海、青浦、川沙、南汇四县，隶属松江府。此后260余年间，上海县一直有县无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上海才建筑了城墙，但却是圆的，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异。上海，似乎从根子上就和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谈到：“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从葛元煦的话来看，上海的兴起也只是100年内的事情，但是这一个世纪改变了上海太多。
很明显，四大镇非当年了（“佛山”和“景德”发展为今天的中等城市佛山市和景德镇市，汉口成为“大武汉”的一部分，而河南的朱仙镇，则明显地衰落了），但是上海确是风头正旺，而且是越来越旺。1999年的财富论坛、2002年的APEC、以及包括申办成功的世博会都显示了上海作为中国城市代表的实力。相比于西安、洛阳、开封，上海没有那么多历史，但是历史对于进步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意义。相对于这些拥有更多历史的城市，上海的步伐迈得更快，在近代以来，它越来越成为中国城市的明星，他自己正在创造着历史。
开埠无疑是上海的一个历史性机遇，而以后的故事更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卫星一样迅速升起，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力度之深，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随着实力的增长，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由于其经济位置的重要性，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脉搏所系。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许多报纸、许多运动都是北京上海在南北遥相呼应的。如五四运动，初期由学生在北京发起，然而到后来却转移到了产业工人更为集中的上海。这一方面说明北京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上海是全国经济的中心，而且似乎也可以说明上海本身也拥有着雄厚的、先进的文化基础。它为中国贡献了陈独秀、鲁迅、胡适、林语堂、郭沫若、茅盾、巴金、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中国最早的一批画报、广告也大都是在那里诞生的。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当时更是不同凡响，时至今日依然余响未绝。
无论是新中国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对上海格外重视。建国前蒋介石派其爱子蒋经国统督上海；建国后，上海由陈毅亲自坐镇。新中国的建立对上海来说也是一个机遇，它成了全国城市（乃至各省）的“老大哥”。上海至今都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曾经以一座城市支撑起了全国6/1的工业总产值和税利。在计划经济时期，它为全国的消费者提供着大多数的稀缺品，每个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中国人也许都会记得上海表和凤凰自行车，还有英雄牌钢笔。
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一样，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上海。尽管北京人与上海人之间常常有关于两个城市的辩论，但是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说几乎却是定论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好看重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一种异国的“家园感”。在上海的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两个世纪前的欧洲。同时，“上海滩”也能给他们一种“逐梦感”，在这个熙来人往却又秩序井然的现代都市里，他们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在历史发展中，上海也成为一个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轫于上海，然后才大行于天下。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
总之一句话，上海太重要了。
坏名声的由来
重要的东西往往更能暴露出它的不完美。在我们的身边，常常能够听到诸如“我喜欢上海，但是不喜欢上海人”、“大上海、小上海人”这样的话，难道上海人真的为上海抹了黑？
上海人，离世界近，生来有“优越感”。正是这种“优越感”，导致了对上海人的反感和讨厌。这几乎可以说是长期性的和普遍性的了。正如全国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国各地也都有对上海人的“不满”和关于上海人的“段子”。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交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上海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上海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
当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于上海人，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南方别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是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这个笑话只有套在上海人身上，才特别“贴切”。
上海人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被认为是文化程度高、守规矩、低调务实、精明的一群，是典型的南方人性格。而在这些特征里，被人诟病较多的是上海人的“精明”。此种观念的持有者常常将其与北方人（特别是与东北人、北京人）相比，认为上海人缺乏人情味，做事物质化倾向明显，不易沟通。这一观念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并不十分契合上海人的心理状态。
的确，上海人有着较强的“交易观念”。这种交易观念与之俱来，在上海从上到下都鼓励着交易。现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吸引的资金要大于深圳，交易卡也要正规许多，上面打着钢印。交易被认为是件严肃而入情入理的事情，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也乐于在上面制定精细的法规。所以一直有人认为上海人“精细”，其实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上海人会“算计”。一位陕西的朋友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后来去了北京工作。初去的时候在中关村买了一块电脑硬盘，因为正逢跌价历害。他将此事与老同学说起，竟惊讶地发现老同学们都以为他在上海呆了几年后“学会了投机”。上海人在外地生活，被说得最多的，也都是有关精明和钞票的事。说得不好听，就是只顾赚钱，说得好听些，就是善于处理财务关系。
关于上海人的“段子”或笑话还有很多。比方说，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对邻居叨唠她的上海籍丈夫：“就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醒来，他还在吃。”其他的还有一些诸如“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上海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之类的笑话。总之，这类笑话很多，讲起来也特别夸张，而其他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北京人或是香港人的笑话，尽管他们和上海一样承受着全国最聚集的目光。很明显，北京人和香港人也不是没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香港等其它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很多顾忌。好像只有上海人，特别值得被调侃一下。
上海人的文化素质很高，很多人会流利地说普通话甚至英语，但是，除非在工作场合，他们往往还是选择了上海话。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讲起上海话时还有一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这是很让外地人反感的。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上海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上海话，而且嗓门往往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眉头紧皱。可以认定的是，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他们不会引起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上海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事实上，外地人讨厌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可以列出很多。除了前面说的那些“毛病”外，还有排外、不热情、利己主义思想较浓等。如来自上海的旅游者给外人的印象是比较“霸气”：在旅行途中，不管别人是否在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并呼朋引伴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他们似乎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好像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最“应该”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这是上海人遭人讨厌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样，上海人也有着全国的大城市所拥有的通病：优越感很强。正是由于这种优越感，造成了他们对外群体的“排斥性”。同北京人一样，他们一直愿意说自己的“土语”，而不是全国提倡的普通话；他们也常常将外地人斥责为“乡下人”，这样似乎可以维护他们优越的“城市血统”。
保持这种“上海人”优越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讲“上海话”。因为“上海话”是“上海人”的标志，是和“乡下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高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以充分表达出自己的这种优越感。这种心理实际上其他诸多城市也都有，不过上海表现得更明显罢了，而且似乎因其城市更为重要，吸引了全国大多数人的眼光。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也会讲上海话，甚至可能会比他们在上海还更爱讲。在上海，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一些人数众多、各省市人都有的地方，他们就更愿意讲上海话。他们不愿意自己被当地人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上海人开了头，其他上海人便会立即响应，兴奋而热烈地大讲其上海话。这种心态现在发展得更为深入，以至于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简直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了。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分析了其原因，认为这种反差之所以出现，正是在于“有意”与“无意”之别。
他认为：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广东人。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白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而上海人的语言能力都比较强，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大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那么为什么不说普通话，正是一种优越感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