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北京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北京，从来就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就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油条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有人善意地开玩笑说，在北京随便往人群里扔块砖头，能砸着几个处级干部。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气量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比“大山”还要有气势）。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
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奶里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
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格局太小”。“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不大讲究，这种不讲究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艬包、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指责。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还有大夏天光膀子，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都仍保留着这一股野劲和“匪气”的习性。
北京人的这种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方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认同北京人，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必不可少。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满肚子义气。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侠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
这就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这种“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淡平和、见怪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的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细看，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极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穿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这种服饰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骄傲。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做惟一的大城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谁还不得不来驾前伺候着？
板儿爷们闲着没事“侃大山”，高谈阔论的都是国家大事，消息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能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爱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规规矩矩；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说出的词儿，绝不是土得掉渣。这种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从海湾战争到平安大道，从克林顿访华到阿富汗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倒像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为之开怀。但如果要说“真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张口就来，让你不能不由衷叹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例证。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了。
其实，热心于说政治，在北京文化中是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北京人将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毫无保留地倾洒在政治之上。
有人说，这是北京人特有的“皇城根儿”意识，不管怎么样，北京人时时沉醉在一种幸福的体验之中——作为天子脚下臣民的自豪与骄傲。北京人不会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关起大门过好自己小日子的生活，他们认为，作为“首都人”，关心政治是天经地义，即便政治的一举一动往往不一定直接影响自己的命运。从中不难看出北京人身上那抹可爱的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大气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老家在外地、但工作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靠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一张口没有一个不“牛气哄哄”。
北京人靠近权力中心，自然使他们带有“正统感”意识。而正是这种“正统感”使北京人的人格在市场经济中显示了令人钦佩的精神力量，那就是信念。几年前曾经有人预言：北京人在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培养出的自尊正面临危机，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利益驱动为原则的，面对着广州、深圳、上海市民越来越饱满的腰包，北京人的自尊将被击得粉碎。但是，今天的事实令这个预言不攻自破，北京人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正统感”令北京人产生了过度的文化优越感，事实上是自古以来的天朝心态一直未曾泯灭。优越感的突出表现是北京人特有的“不服输”劲头。甲A联赛最后一轮北京国安与辽宁抚顺那场大战堪称惨烈，许多人不理解北京队何以如此拼命。本来实力占下风，如果输球绝非意外。乖巧一点的队也许会送个顺水人情给辽宁队，同时还乘机向老冤家山东队暗施冷箭。但北京队偏不，因为他们永远争第一，他们永远不服输，他们要捍卫北京人的尊严。
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大都有一种雍容的大度。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有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和气生财”就是一种“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
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在宽以待人的同时，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作别的什么，都是这样。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书卷气”。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显然，北京人的大气来自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看不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怀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首善之区才可能持有的情怀。绝不是在水泥地面上过生活的上海人所能理解的，而也正是北京人的大气使他们具有了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这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数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份儿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了，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北京人在帮你的时候也是最自豪的时候。所以，北京人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感受却不同于北京。北京人的自豪感使他们不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个“大”字。
平民北京。的确，北京城在本质上充满了方土气息。
和中国其他古都一样，北京城保持着它与广大农村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像上海滩那样，把自己和农村对立起来。尽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门和城墙，但与其说它们是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在北京城城墙大体完好、城楼巍然高耸的年代，古朴的城门把庄严的首都和恬静的乡村浑然一体地勾联起来。巍峨的城墙下，是田野、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鸭群们的天地。那里浓荫密布，岸柳低垂，芦苇丛生，荷花盛开，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北京各城门附近是屡见不鲜的”。登上箭楼远眺田畴，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尽收眼帘，古老帝国的悠长韵味便在你胸中回肠荡气。难怪喜仁龙要感慨万千。是啊，“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
翻开地图册，读着一个个地名，我们不难体验到一种亲切感。《北京的胡同》一书作者翁立认为，胡同名儿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为“北京人直爽实在”，所以起名也实实在在。
二是因为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记，让人一听就明白，才叫得响、传得开。这当然并不错。而这恰好证明了北京是一个“田园都市”，恰好说明北京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浓浓的“乡土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