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果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杨度
“中国”亡不亡，要看湖南人，那么湖南人凭什么？还从追溯她的历史文化源头说起。
早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境内便发现有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可考的古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湖南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有900多处，分布的范围包括今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的澧县、安乡、华容、临澧，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的常德、桃源、辰溪、靖州、麻阳、湘水、资水中下游和湘中区的长沙、株洲、汨罗、平江、益阳，以及湘东区的浏阳、湘南区的郴州、永兴、安仁、桂东等地。经测定，这些文化遗址证明湖南在新石器时期至少已经历了距今8250年至9100年的“彭头山文化”，距今6900年至7200年的“皂市下层文化”，距今6500年的“大溪文化”，距今5000年的“屈家岭文化“和距今4400年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五个发展阶段，并且通过上古传说中的炎帝南徙葬于酃县和舜帝南巡葬于九嶷山的故事，也可知那时的湖南与中原有着一定的联系。
湖南在新石器时代的全部文化积淀到了青铜器时代，便都融入到逐渐形成的楚文化之中。楚文化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楚在当时被周人称作荆楚、荆蛮，因其立国在荆山一带，开发较晚。楚的地域辖现今的两湖，都城在丹阳。楚国争霸时的地域，曾西到陕西，东到安徽，北到河南。
楚文化孕育于夏、商时期。其时也是中原文明沐泽两湖的时期。考古材料显示，湖南受中原文化影响，到商代才渐趋明朗。主要表现是在青铜铸造方面。商人的青铜铸，在商代中期已传至湖南北部，商代晚期传至湖南中部和整个湖南。
西周时期，在湖南境内仍表现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互相依存影响的局面，继续存在着地区性和民族性的差异。其时湖南文化虽然还很滞后，生产、生活工具仍以石器、陶器为主，但青铜器的数量已较前越来越多，并且湖南也能铸造出带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具来。
楚文化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特别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加上楚人博采众长、因时变革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辐射。
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湘文化的源头。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的居住地。春秋战国时，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便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湖南原土著民族的耕作水平相对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着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工具和技术，使得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从湖南各地挖掘的楚墓看，铁制农具包括锄、铲、斧、刀、削等已被普遍使用，粮食生产除种粟之外，还广泛种植稻米、麦子、豆类等。用来祭祀亡灵的有牛、羊、鸡、凫等家禽，有鹄、鸿等猎物，有鳖、龟等水产，还有甘蔗、蜂蜜、椒、姜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手工制造品包括有各种各样的铜镜、漆木器、竹器、琉璃器以及丝织业品。商业流通领域出现了货币蚁鼻钱，即铜贝，还有黄金货币。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促使了湖南各地城市的兴起。如澧水流域的鸡叫城、沅水流城的黄楚城，湘水流域的长沙城等等。其中以长沙城最有代表性。到目前为止，仅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楚墓即达3000座，发掘材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楚国在春秋时代，已是较早实行封建郡县制的国家。在征服湖南的土著民族后，即在湖南设县任尹，封君封邑。无论郡县或者封邑，都必须向楚王室缴纳贡赋。对原居住湖南各地或新迁入的楚人或巴人，都一律按土地征收实物地租与田赋。
很明显，湖湘文化也就是湖南人的文化。湖南人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从湖湘文化的特色来谈及湖南人的精神特色，也许别有风味。
湖南人个性强。毛泽东、朱镕基以及龙应台、黄永玉等伟人，继承人和各路豪杰，是不是都极有个性？湖南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往往都是个性很强的人。这个特点在湖南本土可能不一定很明显，但在外地就很突出。
缘由何在？湖南有句土话，叫“霸蛮”。又霸又蛮，这才能张扬个性。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那种柔靡、纤巧之风，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用兵打仗，扎得硬寨，拼得死命，兼书生意气和武侠豪气而有之。所以湖南人做起事来说起话来，不但坚韧不拔，而且痛快淋漓，往往一下子就把事做到了位。你还在拐弯抹角咬文嚼字，他那里已经一把辣椒放了下去。这种传统其实也就是湖南人务实、奋斗的传统。陈独秀曾经列举王船山、曾国藩、黄兴、蔡锷四个人的经历，用来证明湖南人具有奋斗的精神。王船山避居山野，甘于清贫，在极端艰难条件下，深究儒学的治学与做人之道，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居然写出了800余万字的激人奋发、教人进取的鸿篇巨制；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抗，常常是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黄兴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每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终成为开创中华民国的一代元勋；蔡锷只活了34岁，却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领导了辛亥云南光复，一是发动了护国讨袁。此四人的确表现了湖南人注重实干、勇于担当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奋斗精神。
在湖南，“士乃嚣然喜言兵事”，“无湘不成军”，几成传统和特殊的社会风气。近代的“湘军”亦名闻天下。
有名的安庆争夺战就突出体现了湘军骁勇善战。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挖筑双层长壕，外层拒援军，内层困守敌。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英王陈王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下，在湖北连破黄州、德安、孝感、随州、云梦、黄梅、薪州等地，直扑武汉；在江西连破吉安、瑞州、吉水、新涂、永丰等地。曾国藩自己身陷祁门，几次险遭被俘杀身之祸，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分安庆之兵，不撤安庆之围。他以打死仗，“打掉门牙和血吞”的拼死之心，咬住关键处，历时一年多的血战，安庆攻克，太平军自此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此后，李秀成虽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并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却仍然无补于安庆失守后的战略大局，太平天国终被镇压。
由此可见，湖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曾国藩之后，左宗棠曾率部分湘军精锐，于1876-1878年，讨平了从浩罕入侵的阿古柏，收复了祖国新疆的大片河山。1881年，曾纪泽以左宗棠的武力为后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外交斗争，又从沙俄手中索还了伊犁。左公所写“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诗，其情其景，颇得后人敬仰。其收复新疆之周密筹划、精细运算，制定的“层递灌运”、“缓进急战”战略，灵活机动地调整发挥，左公收复新疆之“五年计划”，可谓成竹在胸。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彭玉麟全力支持湘军宿将王德榜，配合老将冯子材，取得震惊中外的谅山——镇南关大捷。此役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垮台。左宗棠73岁高龄，亲赴福建前线督师，指挥防务，先后遣王侍正和湘军水师名将杨岳斌，乘木帆船冒险偷渡台湾海峡，增援孤岛血战中的台湾军民，其反侵略，护卫国土的神圣壮举，终为湘军增添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左宗棠年轻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且自视甚高。可“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确也展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军事家蔡锷，曾认真研究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1911年蔡愕在云南任协统，为训练官兵，辑录了影响极广的《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十二部分：一将才，二用人，三尚志，四诚实，五勇毅，六严明，七公明，八仁爱，九勤劳，十和辑，十一兵机，十二战守。每一部分前面，蔡锷都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后来，《曾相治兵语录》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及《拿破仑》为之先的。”。毛泽东很小就熟悉许多湘军的掌故，他的名字“润之”就是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胡润之）的字。而毛泽东在湖山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就深受蔡锷影响，并在蔡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过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两次革命战争，被任命为护国军旅长。
其实，说起来，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的，其“司马九伐之威”，以殊勋生拥位号，死而受溢者数百人。而成千上万出身农民、经受了战争锻炼的湘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却在湘军解散后纷纷加入哥老会。正如《湘军兵志》所言：“辛亥革命，哥老会与同盟会联合，就把清皇朝推翻了。当年曾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然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湘人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包括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则涌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更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也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褥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慨赴死。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人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而也正是这些湖南硬汉子的出现，使得湖南人一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中扮演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角色。
在新中国诞生的道路上，湘人更是功不可没。毛泽东自不必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恒、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则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湖南男人湖南男人的传统职业是从政。湖南男人是理性与感性结合得较好的，从政这个职业，没有感性是不行的。它需要表演得亦庄亦谐，随和亲切又严谨稳重。湖南男人都有表演天赋，这可能和自然条件有关。湖南的天气，燥热而令人兴奋。中国现在还没有职业的环境，湖南男人被压抑的表现欲、演讲癖都转化到了《快乐大本营》、《真情》等电视娱乐节目中。
湖南男人有真正的秀气。江浙男人长得秀气，是“外秀”，湖南男人是“内秀”。这里的内秀指的是对另一性别的理解：尊重和敏感。
“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除了做生意伙伴，湖南男人做什么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