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头衔：星城、星沙、湘城、屈贾之乡、楚汉名城、潇湘诛泗、革命摇篮文化特色：湖湘文化长沙作为城市的名字，有文字可考的记载，是从一只鳖开始的。《逸周书·王会篇》所载献物中，已有“长沙鳖”的名目。鳖在长沙被称为水鱼，这带有透明的肉质裙边的背甲类爬行动物，烹制的“红煨甲鱼裙爪”，在湘菜中颇负盛名。有鳖必有水，有水必为鱼米之乡，长沙商周之初便有此物贡献，可见其时已是人烟汇聚、物产丰茂的所在。长沙名称的由来，曾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古人按星宿分野，与轸宿“长沙星”对应的这片地方就叫长沙。相传“长沙星”司人间寿命，故又称长沙为“星沙”、“寿沙”。此外，还有“沙长如米”、“长沙洲”等说法。但究竟哪种说法真实可靠，却不得而知。不过，长沙多沙是事实。在网纹红土之下，是宽广的沙石层；南郊何绍基墓附近的山峦，实际上是一座沙山，只不过上敷数米厚的表土；有人察看过一个采沙现场：10数米高的岩层截面，竟有8个沙层，厚薄不均，赤橙黄白等颜色各异。
其实，“长沙”这两个字，古往今来，随着时间的变换、朝代的更迭，不同时期含义并不相同。它是州域之邑，是郡治，是国家，是王城，是州、路、府、县，是城市，是省会，而“长沙”作为治所，亦有别名，楚时称“青阳”，秦时称“临湘”，唐代称“潭州”。
传说长沙在尧帝以前，属三苗国。禹分九州岛，长沙在荆州境内。周时为楚南重镇。
秦王扫六合之后，在全国立36郡，期间分出黔中郡东南部，立为长沙郡，自此长沙作为独立的郡治存世，汉封长沙国，都城为临湘，从刘邦所下诏书看，辖地含今湖南大部及鄂赣粤桂的部分地区。王莽新朝时长沙为填蛮郡，东汉复长沙郡。随后三国鼎立，兵来将往，城头变换大王旗，千余年来，或封王置郡，半壁偷安；或开朝立代，号楚割据；明清两朝的长沙府辖11县和茶陵州。长沙设市为1933年。
长沙作为楚汉名城，已不复存在，作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存在于文化里，那便是遗址、大量出土的器物，以及典籍史志的承载，理学、文学的记录。
而真实的年代在地下掩埋着，时间越久，埋得越深。说楚汉名城无楚无汉，那是因为现在已经是2003年。一个城市越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越难寻它的历史痕迹。可一旦发现，却会引来世人的瞩目和震惊。国内现还留存的古代建筑，多为明清遗存；宋代已属鲜见，唐代的砖塔更是凤毛麟角。或许只有石雕留存久远些，可石窟中的佛像有些也已面目不清。
远古的城市，和今天的城市相较，只不过是弹丸之地。古文中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三里之城加上外围的城墙不过也只有七里而已。
关于楚汉旧城的位置及规模，唐初《括地志》载“吴芮故城在潭州长沙县南三百步”。（隋唐每步5尺，每尺约30厘米，三百步约当现在的500米）。从已考定的位置看，故城应在现长沙的五一路一带。长沙市文物工作队曾考察过五一路广场的地下商场及贸易大厦开挖的地基。
发现古水井16个，古遗址文化层厚约2米，内含从战国到明清各代遗物，堆积丰富，有战国时期的钵、豆、罐，以及大量的汉代筒瓦及云纹瓦当。考古学家黄纲正先生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推定长沙楚城东西长约680米，南北宽约580米，小得难以让人相信。但湖南多处发现的春秋时期古城址，多未超过长沙的楚城，只有桃源采菱城大于长沙楚城，相传为楚平王出巡时所筑，不过南北长830米，东西宽600米。
古城皆为小城，实际上是防御的城堡。古时城与市是两个概念，“城者，以盛民也”，这是用容器来取喻，不过是以土、石、砖，或栅栏合围而成，意在“自守”。“市者，买卖之所也”，最早的城与市并不相关，日中为市，“聚天下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中国古时城市的布局，都严格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宫城居中，对称布局”的原则设置，并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春秋期间，诸侯营建都邑，皆严格按照爵位，烙守“王制”、“礼法”，等级分明，不得逾越。战国之后出现“违制”筑城，才有较大的城邑出现。
据称汉景帝之子刘发被封为长沙定王，因其母唐姬本是宫中侍婢，母子均不受宠。一年景帝做寿，诸王到京都朝拜，依次依朝觐之规手舞足蹈，至刘发则只举举手，抖抖衣袖了事。景帝十分奇怪，问他为何如此，定王委婉地回答说：“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遂生怜悯之情，将武陵、零陵、桂阳三地都划他管辖。此说虽表达的是定王受排挤的心绪，但隋唐之前城小地狭确是实情，内城只供统治者居住，民众、商人都聚集在城外。秦定都咸阳，曾从外地强行迁来12万户富豪，以充经济实力，却没有一户住进内城。部分手工作坊和市场进入城内，始于隋唐，但实行严格的坊市制，朝开晚闭，并实行夜禁。在城内开店铺，夜市是从北宋开始的，随后才有了城内的大街小巷，也是从这时，才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城市。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美人、香草、明玉为喻，将自己刻划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结成串作为饰物；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的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
“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鹏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人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长沙人中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着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了。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着在身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溪里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或许因辛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人已与家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懑之句。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南人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古代的长沙和长沙人都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时至今日，长沙人已经变化很大。何立伟在《闲话长沙人》中提到：像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上的人一样，长沙人也没有什么格外了不起的地方。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都提到过的“长沙里手”。“里手”，长沙方言，意为内行。长沙人于是对哪怕自己不晓得的事情，也很要来“里手”一把。一个外地人，同长沙人扯谈（聊天），你会听到他说个不休，对任何事情发表一堆相互矛盾而且说过之后就会迅速忘记的见解，脸上还油油地分泌出一种从厕所里出来之后才有的舒畅的笑容。除了伟大的北京人，你恐怕还真没见过如此偏于一隅而又胸怀了宇宙的角色。所以长沙人的“里手”相，很不缺少漫画的神采。
有人说长沙人的性格里有“骡子精神”，意指长沙人做事很犟、很倔、不撞南墙不回头。这话是说得很有几分褒奖的意味。这么说的人举出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来。所以了不起，盖因有了这呱呱叫的“骡子精神”。这种说法当然很妙，然而细想下去问题就来了。“骡子精神”应当为全体长沙人所有——你举出的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有，你举不出来的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也有。
然而长沙人是乐天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这么坚持了自己的一份乐天的笑容。该变的自然在变，不该变的自然不会变，与洒家何干？这便是长沙人的人生态度，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