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东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楼”里，不管饭桌上摆的是不是“正宗粤菜”，人们都会生硬地扣指为谢，或大叫“买单”。“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一些内地传媒也开始频繁使用“爆棚”、“抢眼”之类的字眼，并以不使用为落伍、为土气。至于“芝士圈”、“曲奇饼”之类大人们不知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为“中国小皇帝”们的爱物。
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日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东人，用电瓦罐堡汤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东人那里学来的，但却固定成为“正宗”的广东的生活方式。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东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还有一些人背起了粤语。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是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
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以“挡不住的诱惑”风靡全国的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它们那特别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
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东，而不是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