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姑且不论，至迟在6000多年前，这里便有我国最早的原始农耕的村落——代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半坡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和锄耕农业闻名于世，不仅在我国同时期文化中居领先地位，而且烧陶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已发现的100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有400多处密布于关中。尤其在距半坡很近的淬水沿岸，仅40公里地段内，就发现了13处遗址。可见在母系氏族时代，关中确曾兴盛发达。周族是关中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与半坡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古文献上看，传说周族始祖后稷，名弃，弃在部（陕西武功、扶风境内）安家立业。即位于径渭二水下游，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弃擅长种植，“播前百谷”，古称为“后稷”，曾被夏任为“农师”。
后稷之后，周人因受“夏后氏政衰”影响，大约在太康失国以后，从部迁到孤（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古公直父时，周人迁歧，来到歧山之下的周原。
以后由于黄河流域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形成，使我国形成了一个以今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周文化系统。然而真正使陕西关中文化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并对各地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秦人，及其以后的汉唐时代。
秦人的祖先原是流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游牧部落。西周王朝建立后不久，他们参加了殷遗民的反叛活动。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西周统治者将他们强迫迁往西方的黄土高原。周宣王时，因秦庄公击退西戎，稳定西北的功绩，被封为“西垂大夫”。西周末年，秦人护送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丰、峻（今陕西峡山）一带赐予秦人，秦人从此有了立国的根据。此后500余年，秦人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创造出自成一格的区域性文化——秦文化。
秦人统一全国以前，其活动区域以今陕西关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中国西部地区。
秦立国的歧地，原是周人故居，是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周余民”中，许多人富有农事耕作经验。秦人学习他们的经验，利用渭河流域优良的自然条件，迅速地变落后的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公元前648年，晋向秦借粮，穆公慨然允诺，“以船洁车转，自雍相望至终”，被称为“泛舟之役”。秦人畜牧有悠久传统，尤其擅长养马。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穆公之臣”，比伯乐更高明的相马专家九方皋，也是秦人。
秦建筑业非常发达。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既有供皇帝和各级官吏之用的宫殿，又有供市民活动的区域，以及广场、街市、作坊和美化环境、丰富生活的苑、圃、园、池。
整个城市布置于渭水两岸，号称“渭水贯都，以法牵牛”。
秦人继承周人使用的文字，又有所创新。秦人接受周人的篆文（大篆），将其改造为更加整齐、定形化的秦篆（小篆），笔划简单，删除异体字，更易于推行。在记载文字的方式上，秦人不同于商、周刻于甲骨、铸于铜器，而更热衷于将文字刻在坚固的石体上传之久远。流传至今的石鼓文属于古潘文，内容多叙渔猎之事，它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刻石文字。
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从秦建国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徐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们不俏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无心于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玄想，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各国那样严格。”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举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励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其内容包括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几方面。而其天治与变法的源地：还是最后形成的统治中心，都在陕西关中。
关中地区黄河支流渭河的下游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秦岭、黄河等山河屏障，是一个极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优良地区，被称为“陆海之枢纽”、“天府之富饶”。
西汉初，娄敬在劝告刘邦定都关中时，曾对关中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当时新兴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阐述。
从秦汉之际的国内形势来看，关中、关东同为中国人口最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的地位上看，关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首先，它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附近巴蜀地区农业和西北畜牧业的支持，经济发达；其次，它四周为秦岭、北山山系及黄河所环绕，有四塞为固；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东南有武关，东有函谷关等，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从地势上看，关中又位于天下（全国）上游，对关东用兵，顺黄河河运而下，有如高屋建领，势如破竹。同时，在微观地貌上，关中也具备许多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如渭北径渭之交的原区，特别是丰镐故都之东、渭水南岸，更是一块地势开阔的小平原。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有助于秦灭了东方六国，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而且也更适应以布衣起家的汉高祖刘邦的立国目的。因此，当刘邦他们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新兴的汉王朝便决定建都关中，建长安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此为西汉几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此后，除了东汉迁都洛阳外，从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到隋王朝统一全国，关中长安仍先后作为东汉献帝、西晋憨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几个割据王朝的国都，而不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隋唐时代，不仅充分认识到关中地区曾长期作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意义，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建都长安对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在西汉末年因国家分裂等原因一度失去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后，再一次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而发展成为黄河文化的中心。
作为国都之地，汉唐都十分注重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先后在关中兴修了郑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农业灌溉工程，加上实行其他优惠政策，使关中很快就成为全国最繁华富庶的经济中心。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太学，借助它创建了中国独有的“士一官僚”政权体系；也是在这里的长乐宫，汉儒学者叔孙通制礼作乐，演习“朝仪”，不仅建立了君主与民众、君主与上层官僚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社会各种等级尊卑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古代官方哲学儒学传统的确立，也是在这里由董仲舒的倡导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开始发展的。作为国家首都，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图书和学者，涌现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如刘向和他儿子刘歆校书天禄阁，著成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司马迁发愤撰著《史记》，成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一代丰碑；《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记胜之书》等著作，则代表了这一时代科技的新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即汉、唐以来在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中国以长安为起点的通往亚、欧、非各国的陆路交通线，自从吐番势力兴起后，便逐渐被阻塞。因此，从唐中叶后，对外交通也逐渐由以西域为重点的陆路而转向海道。当时的重要港口，如浙江的明州（今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成为中国和亚、非、欧各地区交通的主要出入门户。唐代在长安集居的官僚贵族们所珍视的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珍禽异兽等，也都由广州进口。这些情况表明，唐代以后这里已不能再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了。因此，北宋建都即放弃长安，选择了中原的汴梁（今河南开封）。
宋代以后，长安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各代的统治阶级，一直把长安作为控制西北和西南的军事重镇。长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无论如何，长安作为全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已一去不复返。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它只能以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发生着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