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实实在在的天津人，很多地方还是可圈可点的。天津人爱面子（同时也爱护短），喜欢互相开玩笑取乐。但是找乐子归找乐子，要说撸胳臂卷袖子打架，天津人也是很能做的。天津人好打架，这似乎是一种恶德，甚至是一种恶名。不管是人云亦云也好，本乡本土人的逆反心理或故做高深也好，总之持有此观点的人不少。
讲到打闹的风气，从天津城市发展最快的清代乾隆末年到光绪初年最烈。诗人崔旭在道光四年（1824）写道：“百斤石锁手能擎，一语许人身便轻，还是幽燕游侠气，爱歌乐府少年行。”这是对混星子的素描。更妙的形象描绘则见于清代乾喜时举人杨一昆（无怪），在其《天津论》中给混混儿画像：
小幅歪，衣襟敞，提眉横目，慌里慌张。这个说：“你这一回不够板，过节儿全不讲。”那个说：“甚么事？我全不听你过堂腔。”有人犯了他边界（按：混混儿各霸一方），聚伙成群来打仗：铁尺、斧把、竿子、鸟枪赶上房，开水砖头往下淌，哪顾生死存亡！
即使送到天津县大衙，“打靴底，碍何妨，打板子，说不解痒，几百竹条打不出一声嚷，从此把名扬！”这才算英雄好汉。不然就叫：“栽（跟头）啦！”现在看起来，这种人如有狂疾，但都同在当时的四川袍哥，上海清帮，是那种社会同根而生。如今社会基础没了，虽有流风遗韵，也不成其气侯了。
天津人那时打架的气魄和场面令人惊讶，而且打架绝非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群殴），又被称为“打仗”，顾名思义，足见其火药味之浓。彼时验伤由“地方”（地保）仵作，送到衙门。而后无论板子打、夹棍夹、打架人都不能服软，不然即为“走脊”。1894年，因甲午海战，天津禁群殴械斗，河北关上与西头西关混星子有衅，在西头湾子群殴，伤亡多人。天津县捕人，双方各投案五人，均判斩首。其中有12岁的少年张小卜，且官不忍杀，劝他悔改，小卜摇头；热堂（刑讯）过后，面不更色，气不呈吁；又于烈日下暴晒3天，不给饮食，仍无悔意，但已气息奄奄。忽然一阵暴雨，小卜于雨水淋漓中仰天大笑。天津县只得偷偷地将他释放。小卜歌唱而去。天津卫管这叫“豪横”、“够板”。
大概是有硬骨头，是条汉子的意思。
天津人打架的特殊心态与形态，在历史上留下鲜明的痕迹。
简述之，一曰先礼后兵。有话（纠纷）先行说开（解开纠葛）了。说不开再“外边比乎”或“开边（旷野）比乎”。这颇合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的意思。而外边或开边比试，又表明是不显山不露水，动真格的，不要人劝架。
二曰绝不含糊。既表白“不打不闹”，就是“挨打不出声”，“宁叫打死，不叫吓死”，即使上刀山、下油锅也气不少吁，面不更色，绝不言败，否则即谓“栽跟头”或“尿了”。
三曰为朋友两肋插刀。过去天津水会（民间消防组织，往往是脚行下处）高悬“守望相助”金字大匾，这说消灾弭难，义不容辞。天津人讲究哥们义气，这种观念在打架时更发挥得淋离尽致，因而往往引起群殴，即“打群架”。哥们义气是不谙工艺、不娴田稼的天津人至为需要的凝聚力。这三点说起来，是属于资本主义所缺乏的中世纪宗教虔诚与义侠血性范畴的。如因势利导，自有其应该发扬的一面。
天津人是中国人。过去时代的中国人，其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天津人身上也有。
刚毅的性格，热烈的感情，磊落的肝胆，在天津人打架中光彩四射。卑微的心理，猬琐的动作，虚枉的需求，在天津人打架中也难以掩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使天津人有了前者；人杂五方，华洋杂处，使天津人又有了后者。虽然，这些都是过去了的，但它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仍在今天留下了印记。
现在谈天津卫和天津风俗的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予人印象颇深的游民风。因为他们不知不懂华世奎华七爷拖着小辫进棺材，却又“不添那个彩”，不做伪满的官。其实，这种人天津城里关外、河东水西都有。近来，多数是谈扩大了的游民风。并指着它说；“嘻嘻，这就是天津人！”然而，这只是天津人的一种性格反射。
“老革命”的新问题但是近来，天津发展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作为中国的四大直辖市和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以及北京通往东北、华南的交通枢纽、渤海湾上的重要港口，天津占尽地利，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却逐渐落伍了。不仅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就是后起之秀青岛、大连、烟台也比它的经济增长快。虽然在政策的优惠上不如特区，但与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相比，天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还有全国最大的开发区，为什么经济发展让人失望呢？
这可以从天津人的性格特点上找原因，天津人，一方面有点大大咧咧，缺乏广东人的精明、温州人的节俭，攒不下钱。天津弄堂里流传着一句话：“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另一方面又有点‘傲’，不肯干一些服务性行业。
天津人不太具有认真的精神。譬如，一个管理者让天津人和一个南方人一起去干一件工作。
南方人如果偷懒了，天津人肯定不会打小报告。但是，天津人要是干得不如南方人好，那么南方人一定会让老板知道。这是老天津的性格，然而，这是一种竞争，同时这种竞争也是做事认真、把企业、工作当回事的体现。很明显，彼此放任与彼此监督的效果完全相反，一种是人人好像是占了便宜，却是人人吃亏；另一种是人人好像是不自在，可大家的利益却得到实现。
从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就被迫开埠，因为它的地理条件优越，工业进程迅速，随即出现大批产业工人。但在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工厂里干活，实在让人心里不舒坦。可咱天津人以中国人固有的遇事忍耐、知足常乐接受了这种现实，而骨子里又十分地不服。这种不服被逼到一定程度上就要爆发，于是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天津人都冲在了前头，但这也只是被逼出来的。天津人一般反对资本家、官僚的方法也只是怠工、偷懒，说几句气话发泄心中的愤懑。
然而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沿续到现在：对企业的管理者也不服。可在市场面前，谁抢得快，才有饭吃！天津人当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产业工人，已经适应了一种被动服从的模式，像是一个人习惯于按时工作领饭吃饭，一旦失去了这种依托，如果独立性不强，则很可能没饭吃！不是有夫妻下岗回家，因为揭不开锅而寻短见的吗？正是因为那种“傲”，使一些天津人抹不开面子，从而坐失一些发展的机会。
天津人的“知足常乐”是安慰自己的；“能忍自安”是欺骗自己的；“没事偷着乐”则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说白了，到头来还是亏了自己。看温州人修鞋挣小钱，很不屑一顾，满足那每月几百块钱收入；看广东人发狠挣大钱，还是不屑为之，因为咱天津人“善”，干不了那事。可看着身边的人无形中损害自己的利益，天津人还是显得缺乏魄力，太过隐忍，并没有一种要去改变现状的想法。
遇着不公平，天津人不是追求真正的公平，而是寻找让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这种文化产生不了有益的竞争，也就激发不了那种沿袭了许多年的习性，也就难以促进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如果咱天津人能把那种‘傲’变成一种追求真正的公平、合理的韧性，把那种内心的‘善’化作一种热心服务、顾客至上的精神，把工作看成是为自己挣得财富，而不总是站在企业的对立面，那天津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注入一种新鲜的血液，呈现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