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见微知著是真理的话，那么黄如论先生日后能成为全国知名的慈善家，是因为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着为社会作贡献的允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黄如论先生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创业，终于在家乡福州市的房地产界打出了一片天地，也超额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日后，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生活了13年，从政治、军事和组织诸方面，都做好了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因此，他毅然率部东渡黄河，不失时机地进驻西柏坡。阁下在福州打了八年天下，有了钱，有了队伍，也有了指挥更大战役的经验，难道您就不想动一动吗？”
“想啊！但是，搞房地产的人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去什么地方发展，必须先要评估天时、地利、人和，方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成败。换句话说，你到那里盖的房子能不能卖得出去。”
黄如论先生所说的天时，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国内政坛的态势和即将出台的经济政策；所说的地利，就是要预先调査清楚要去的城市有多大发展的空间；所说的人和，就是金源集团这个团队中绝大多数骨干所持的态度。把话说白了，作决定之前，一定要讲民主，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对此，我是赞成的，遂又近似调侃地说道：
“看来，你黄某人是要集占天时的曹阿瞒、得地利的孙仲谋、讲人和的刘皇叔于一身啊！怎么样？按照天时、地利、人和的顺序讲给我听听，好吗？”
“好！”黄如论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那时，所谓天时，最糟糕！东南亚各国相继出现了金融风暴，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大萧条；说到地利嘛，也不很好。就福州而言，受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影响，许多侨商从中国撤资，回国救市，房地产业很不景气；恰在这时，我们公司又因‘乌山大厦’与中介公司对簿公堂，大家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
“乌山大厦”，是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与福州市政府合作的项目，是座11层的高级写字楼。由于该建筑背山面水，环境清幽，再加之有市政府的牌子，因而建成以后一定会热销。这时，黄如论先生分兵南昌，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一时间公司的人手顿感不足。他和福州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员几经磋商，决定委托中介公司“龙宇集团”总代理“乌山大厦”的销售。但是，出所有金源人所料的是，中介公司“龙宇集团”销售完“乌山大厦”所有的房子，把大量的钱转人自己的账户里，梦想去开发自己的项目，借以赚得更多的钱。与此同时，他们又编织各种美丽的谎言，就是不偿还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和市直房地产公司应得的钱。
很快，所有金源人都知道了中介公司“龙宇集团”赖账的事情，为了维护金源集团的利益，相继找到黄如论先生，坚决要求把中介公司“龙宇集团”告上法庭，追讨欠款。对此，黄如论先生却显得异常冷静，说道：
“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以法人的身份和中介公司‘龙宇集团’打官司。但是，我更希望你们多花些心思想一想，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出路在何方？”
对此，很多金源人想不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什么不尽快追回“龙宇集团”的欠款？这其中有没有难言之苦？对此，黄如论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
“急是没有用的！一句话，我们不能让‘龙宇集团’的不义之举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相反，我们要笑看‘龙宇集团’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的！”
“行吗？”
“行！我们一定要相信这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
黄如论先生的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请看，他当时的秘书林褚先生讲的如下这段话：
“本来说你拖欠人家的钱，一两年应该还给人家了，但‘龙宇集团’不这样想，他就想拿着这笔钱去开发。但他没想到诉讼程序一启动，‘龙宇集团’公司的财产全部被查封，后来他就调不动资金，社会名声也就臭了，最终在社会上彻底失去了信誉，一事无成！”
黄如论先生在与中介公司“龙宇集团”打官司的时候，他一面结算回国后八年以来的原始资本积累——在福州、南昌总共赚得了多少钱，一面悄然北上搞调査研究，很快就作出了这项重大决定：进军北京。
一
北京，自元朝定都开始，除明朝初期、中华民国等几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以外，都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七百多年改朝换代的历史长河中，又多次展现出这样一条规律：历代的政治家想获取九五至尊的地位吗？就必须先占领北京，方能号令天下；各地的商人想发迹和操控全国的经济命脉吗？就必须先不惜血本，用钱打通和京城达官贵人的关系，方能达到所谓携手共荣、进而取得互惠互利之目的。用老祖宗的话说，钱能通神，或曰有钱买得鬼推磨；用当代一个特大走私犯的话说：在当今的社会中，没有用钱打不通的关节（大意）。至于军事、文化等，与拙作无关，略。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思想观念、国家体制等处于极大痛苦的变革中，因而北京既是领导这场革命的火车头，也是中外豪商大鳄翘首攀附握有实权的新贵、进而达到官商勾结并获取暴利的中心。用老百姓的话说：有权就有钱，有钱好用权。或许是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所以大小商人都想到北京做发财梦。自然，在北京占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商人是极少数，登龙门而身价百倍者就更少之又少了！
对此，我从未和黄如论先生谈议过。
或许是我出自作家那特有的敏感——本能地认为对于写作《我心目中的黄如论》有所助益，有关黄如论先生挥师北上、进京发展这个议题，我们二人却进行过多次探讨。
在我与黄如论先生的交谈中，曾经郑重地指出：东南亚金融风暴不仅影响了福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对北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清晰地记得那时京城的房地产业十分萧条，盖好的楼房少有人问津，说到价钱，只有当今的五分之一，就说城内城外准备建房的大片空地吧，也长出了齐腰深的野草。因此，我有些不理解地问道：
“黄先生！您当时应该知道北京的这些情况吧？”
“当然知道！”黄如论先生说罢又微笑了一下。
“您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吗？”
“是的！”
“为什么呢？”
“你还记得我回国投资的事吗？”
“当然记得！对此，我曾经对您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逆势而上并取得成功的范例。”
“我这次挥师北上，也是逆势而上啊！”黄如论先生说罢有些得意地笑了，“柱子哥，你是研究毛泽东的，怎么样？讲一讲‘势’在战争中的作用好吗？”
我听后愕然一怔，因为我们二人在交谈中经常讲到这个“势”字，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曾就《孙子兵法》中这段话谈过自己的看法：“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3广弯，节如发机。”我沉吟片刻，很快就明白了黄如论先生问话的目的，那就是借我讲解“势”字在军事上的作用，进而证明他挥师北上、进军北京的聪明。我微微地点了点头，遂有意地说：
“这是一门大学问，留待以后再说。今天嘛，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一下。势，对于军事的角逐、商战的胜负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了胜利，一要借势，二要造势。”
“今天就只谈借势，好吗？”黄如论又有意地说。
“好！”接着，我指出从军事态势的发展看，借势应分为顺势和逆势两种。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顺势提出红军改编八路军，并打出到敌人后方去的旗帜，这样不仅堵住了蒋介石妄想消灭中共和红军的嘴，而且也为未来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抢占了先机；再如：皖南事变之后，全国的民心都在中共一边，就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吧，主张与蒋介石兵戎相见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党中央为了抗日的大局，自然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遂决定采用逆势而上，变军事反击为政治进攻。结果，不仅取得了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胜利，而且也有利于抗日大局的发展。最后，我把话题一转，反问道，“您当时想没想过，逆势北上就一定会获得胜利吗？”
“不敢说一定会胜利，但认为胜算的把握还是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作出逆势而上的决定前，还考虑到了顺势发展的大格局。”
我听后一怔，顿感在黄如论先生的内心中，还有不被我所知的东西。正当我暗自思索做何提问的时候，他竟然侃侃而谈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首先，他讲自己为什么敢于逆势回国投资，他坚信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他为什么敢于顶着福建省八部委不支持外商开发房地产的通令，坚持负债也要把“国泰大厦”盖完，那时因为他知道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接着，他也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柱子哥，你应该记得吧？1997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邓小平同志逝世。”
“记得！同时，我还记得，由于邓小平同志逝世，各国政要、商界的老板，都在观看中国政局朝着哪个方向变。”
“说句老实话，外商投资锐减，和这件事有关。”
“那您为什么敢于逆势而上，到北京开发房地产呢？”
“你应该知道啊，就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不久，我就有了一个顺势而上的政治大背景啊！”
我当然知道这个政治大背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12日至18日在京召开。全会提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在黄如论先生看来，邓小平同志虽然驾鹤西去了，但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仍然会坚持下去的。至此，我不得不感慨地说道：
“黄先生！您的所谓逆势而上，是建立在顺势不变的政治大背景上的。因此，这种逆势而上的借势是万无一失的。另外，等其他商人醒过味来，您在京城的楼房已经拔地而起。一句话，钱应该您赚。”
黄如论先生听后不无得意地笑了。
对于黄如论先生是如何靠盖房赚钱的，我历来有着自己的看法。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气氛不错，我认为有可能把问题谈得更深人一些，遂又借势指出：华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港商，以及国内各种行业中的所谓领军人物，无一不是借着中国政治发展的大势而发迹的。自然，也有不少企业家的倒闭和关张，也是被中国滚滚向前的政治大势所摧毁的。最后，我一针见血地说道：
“黄先生！如果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家就是成也在‘势’，败也在‘势’。您说对吗？”
“对！”黄如论先生断然地说道。
“由此看来，您不单单是一位只会埋头苦干搞房地产的实干家，而且还是一位善辨政治风云的房地产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智慧和政治胆识帮着您赚了大钱。”
对此，黄如论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以调侃的口吻说道：
“柱子哥，你不是说过吗？聪明的商人一定要懂政治，但不能玩政治。”
“对！我想说的是，在玩与不玩政治的问题上，吕不韦、范戴这两位商圣都不足为师。”
黄如论先生沉思片时，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当我获悉黄如论先生挥师北指去北京发展房地产业的同时，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毛泽东告别西柏坡率领党中央挺进北平的往事。那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已经完成了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三大战役，蒋家大厦的倾覆只是朝夕之事了。可是，毛泽东依然忐忑不安地向共产党人提出进京赶考说，会不会考不及格？会不会做当代的李自成？等等。为此，我也曾向黄如论先生发出这样的提问：
“那时，您的同事、部属同意挥师北上吗？”
“不同意！再说得具体些，绝大多数的同事、部属都坚决反对去北京。”
“那您为什么还力排众议决定北上呢？”
“第一，我曾对你讲过，我认为在福州的发展，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顶峰，再发展就有局限了，要发展就要到外面去；第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认为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当然，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认为北京井深水大，问题复杂，以不去为好。”“那您为什么还执意要去北京创业呢？当时去其他的省市发展不少些风险吗？”
“把话说白了，我经过反复计算以后，同时又想到在福州、南昌两个省会干了七八年，我的欲望不能局限在省会城市里，一定要去北京发展。说得好一点，是人往高处走；说得白一些，就是我的欲望使然。”
这就是绝不甘寂寞且想做大事的黄如论先生！
接着，黄如论先生十分自信地指出：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别人在北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前提是，我不仅有了七八年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和积累，而且在这期间还学习了《易经》、佛家和儒家的学问，对世间万物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最后，他伸出四个手指头说道：
“最为重要的是，我至少可以带着4个亿的现金去北京搞房地产开发。”
“4个亿”我愕然一怔，脱口而出。
“对！当年，我带着3000万人民币回福州创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今天，我要带着4个亿闯北京，一定要在京城搞出点名堂来。”
“您就这样率部北上了？”
“不！不是”黄如论先生边笑边摇着头连声说道。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确保在北京的投资胜算在握，我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