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民粹主义问题在我国思想理论界的热度始终未减，人们对它的关注和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其个中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但立足于我国国内，关注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渊源、流变和影响，以及它在俄国这个民粹主义主要发源地的发展、演变和影响，以及俄国民粹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难分难解的瓜葛，则是对其关注、研究的最基本方面。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20世纪席卷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波及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对世界影响之深、之大，是空前绝后的。它所出现的问题和遭遇的挫折，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人们自然要萦怀其历史命运，期望追本溯源，了解其发祥源头、历史走向、发展脉络、旁流支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民粹主义在俄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土壤，是近代以来俄国最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它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与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有着从同源共生到分化流变的血肉联系，这样，人们要了解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问题与挫折，自然要联系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政治目标等等。实际上，民粹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民主革命早期，特别在其发轫和动员时期，民粹主义一般所起的作用是比较正面的、积极的，而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越由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特别是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它的积极作用则逐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越来越表现出负面的后果来。而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消极作用和负面后果就越来越大，甚至表现出巨大的危险来。在民主革命中后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甚至可以说有这样一个规律，民粹主义影响越大，革命受挫就越严重，民粹主义影响越小，革命受挫就越小，而如果消除了民粹主义的影响，那革命和建设就会顺利发展，并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这是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事实所证明了的。这里，民粹主义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关联性，集中表现在民粹主义与“超阶段”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基本结论，就是俄国民粹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有着密切联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需要追溯民粹主义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就集中表现为“超阶段”社会主义。
在结束这个课题的时候，集中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直接过渡”理论及其影响、危害和社会阶级根源加以概述，以期加深对“超阶段”社会主义的认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民粹主义的界限，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超阶段”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要害俄国民粹主义是于19世纪中前期产生、形成，经过60—70年代的发展，80—90年代的演化，到20世纪初再度活跃、高涨，并赋有新的含义，是一种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社会政治思潮。它是在专制农奴制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俄国这种落后的农民国度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客观意义上说，它代表着社会中下层“被侮辱被损害者”，特别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对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仇恨和抗议，同时也反映了农民群众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对资本主义奴役下的两极分化和朝不保夕的小生产者的命运，所产生的恐惧情绪。俄国民粹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由其创始人赫尔岑提出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奠基，通过另一创始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发展，并为不同时期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所充实，经过不断丰富、补充而建立起来的。19世纪50—60年代之交，在民粹主义形成之初，“虚无主义”曾是贵族阵营对它的一种称呼。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者，多自称为“人民派”。“民粹主义者”（“народник”）一语，在俄文中，同西方的“平民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一样，都以“人民”（俄文——“народ”；英文——“populace”）一词为词根，有“人民派”、“亲民”、“爱民”、“崇尚、信仰”人民的含义。
俄国民粹主义在其长达80—90年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派别和庞杂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其思想理论的最大公约数，即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把农村公社（或称村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作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纲领的核心，是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超越历史阶段的“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最核心的思想理论特征。
俄国民粹主义所以要绕过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重要的思想根源，是对资本主义抱着恐惧和厌恶情绪。因为它所代表的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本性，是害怕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使他们朝不保夕，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在其初生的襁褓之中，就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吸取了思想营养，而其思想理论本身又企图通过宗法农民的古老村社，由小生产一跃而跳到社会主义，也是带有空想性质的农民社会主义。
在俄国解放运动的平民知识分子阶段，在其一定的时期内，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阶级分化尚不充分，无产阶级尚在其新生的襁褓中，民主主义这时还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思想潮流。只是经济关系发展到后来，由于阶级的进一步分化，无产阶级的成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才从统一的民主主义潮流中分离出来。由于这种曾经有过的同源同流共生关系，俄国民粹主义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有过互动和相互影响。许多民粹派人物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宁在1905年1月评论社会革命党（属于民粹主义的党）纲领时说，它的纲领草案较以前“前进了一大步”；其“进步表现在各项原则的内容上——从民粹主义进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民主主义进到社会主义”。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又都是从农民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成长起来的。由于这种交互影响，俄国民粹主义者思想中往往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而有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难免有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当然，这是分别就整个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和民粹派队伍而言的。
俄国民粹主义曾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政治思潮发展到社会政治运动，又从社会政治运动发展为政党的历史过程。它以其存在时间之久，活动规模之大，斗争方式之复杂和惊心动魄，在俄国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就积极方面说，它主要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毅力等方面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消极方面说，既有暴力绝对化倾向，也有同志间不容异见性倾向，既有思想意识的非理性、狂热性特征，也有对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特征，等等，但其消极影响的后果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超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上。
这种“超阶段”的社会主义，既在俄国本土发生流变和影响，给苏联的社会主义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远远流播国外，影响到世界上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一系列国家和地区。
二、“超阶段”发展是俄国民粹主义带给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胎记
俄国民粹主义扎根于俄国社会历史的深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国度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由于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如前所述，它也影响到俄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到布尔什维克党，后来也进一步影响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发展模式。
不顾社会历史条件的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反资产阶级特性”，是俄国民粹主义的重要思想特征。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就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列宁对此就曾明确指出过。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他又进一步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二版，第217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直不断批判的“直接过渡”思想，就是由这种违背历史主义的、简单认为“资本主义是祸害”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所引起的。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这种思想倾向，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倾向。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在“我们”队伍中，“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可见，这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种常见的、有相当影响的思潮和倾向。列宁对“我们”二字特意加上引号，就暗指其异质性，即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意味，实际上就是指民粹主义的倾向。列宁这句话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它对我们理解民粹主义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未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极其深刻的启迪意义。
正是这种民粹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情绪，导致“直接过渡”的“超阶段”理论，在日后长期影响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过早地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在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在40年代末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1960年宣布，20年后，即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则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宣布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继承俄国民粹主义的“超阶段”理论，“直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可以说是俄国民粹主义给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留下的胎记。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有的甚至到80年代，都是按照这种“超阶段”、“直接过渡”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
其中，对非洲的情况，人们了解不多，在此顺便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