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经过传播者所起的类似“色散”的作用光的“色散”，是一种光的物理现象，即白光通过棱镜，就可被分散、化解为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统一的民粹主义因其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便被分别解释、化解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所以就显示出了它们的庞杂性和综合性。这从当时对各种主义概念的介绍，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作为传播中介的日本。在其初期的一些著作中，“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用语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译名和代称。而当这些思想经由日本介绍到中国时，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概念上的混乱，特别是虚无党和无政府党这两个用语，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是没有什么差别而可以混同使用的。刘其发主编：《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这种情况也同样反映在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名词的滥用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了解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就不妨沿用当时人们的用语，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情况着手，去了解这种实质上为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潮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正式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02年到1905年，为传入时期，其高潮是在1903年的“苏报案”前后。这时介绍和宣传的重点是俄国的“虚无党”；当时对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虽然也有介绍和宣传，但不占主要地位。中国无政府主义还未构成自己的独特体系。
第二个时期从1906年到1920年，为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夕。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初步形成，并出现了以“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为代表的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第二阶段是民国初年，经过社会党的喧嚣，最后形成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形态——师复主义。第三阶段是“五四”前后，师复主义进一步发展，达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鼎盛阶段。
第三个时期从1921年到1940年，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为无政府主义的衰落时期。这里的讨论重点是民国初年，即辛亥革命后至俄国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最早把无政府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宣传阵地有两处：一处是设立在日本东京的《天义报》，另一处是设在法国巴黎的《新世纪》，两者都创刊于1907年6月，但《天义报》稍早。
《天义报》是第一个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刊物。其主编是刘师培之妻何震，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刘师培（1884—1920），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先后加入过光复会、同盟会，后变节，入清两江总督端方幕府。1915年参与发起“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后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知名学者，却又反对新文化运动。其著作辑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张继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第一届参议院议长，参加过“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但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汪公权和陆恢权等人。他们与日本社会党的幸德秋水（原名传次郎，1871—1911）一派人有密切的联系。该刊所宣传的无政府主义，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之革命外，兼提倡各族经济诸革命”《简章》，载《天义报》第1卷，1907年……自第15期开始，又以“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今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为标榜，译载了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中的几个段落，以及《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等。尽管《天义报》大量介绍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它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故中国现今之政俗，最与无政府相近”。（何）震、申叔（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得失》，载《天义报》第6期。这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点和复古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思潮。
《新世纪》的主持人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阳人，清末大臣李鸿藻之子，留学法国，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稚晖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参加反清活动，加入过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组织过同盟会，后投靠蒋介石。等留法学生，他们与法国无政府主义都有联系，属于比较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部分人同普鲁东、巴枯宁、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均有接触，是直接受其影响的，但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则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何谓“无政府”主义？他们认为，“无政府者，即人人不受制受役于人之谓也，即扫荡特权及强权之谓也”。（何）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得失》，载《天义报》第6期。
刘师培、李石曾等人之所以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早期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是被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来接受的，它反映了当时一些革命党人试图“另筹革命之方”、另辟革命途径，重新给中国寻找出路的意向。所以，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尽管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在西方已经是同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敌对的反动思潮，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所宣传的思想内容，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积极意义，所以像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俄国一样具有进步作用。况且，如前所述，中国思想界当时所称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而更多是含有俄国民粹主义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所以其中含有较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天义报》和《新世纪》是辛亥革命前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刊物。此外，《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浙江潮》、《江苏》、《民报》、《复报》、《苏报》、《衡报》和《神州女报》等刊物，也都报道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各种政治主张，也报道过他们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的评论、图片和文字作品。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反对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反清革命这一民族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这一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革命主张上是一致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也都是同盟会的会员。但是对于未来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成功后，中国应何去何从，彼此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孙中山所主张的是，效法美国、法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建立民国”，实行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而无政府主义者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比孙中山要考虑得更深远些。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弊端。刘师培在对托尔斯泰《俄国革命之旨趣》所加的按语中是这样说的：
欧人之善于革命，此必当效法者也。欧人革命之目的及结果，此不必效法者也。何则？欧人之革命未尝有利于多数人民。故凡革命后进之国，均当引为殷鉴，而另筹革命之方。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民主共和制”，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任何利益，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仍深受新的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只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他们论证说：“如曰共和国人民均享幸福，则试观纽约工民其困乏若何？巴黎之乞儿及解雇工其贫困又若何？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刘师培：《共和之病》，载《衡报》第1号。
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特别是代议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是富豪专制的遮羞布。即便有一些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但由于多数平民屈从于贵族和资本家，只能仰其鼻息，所以，当选者依然是少数富豪和资本家，他们利用议会这个工具，制定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法律，维护的仍是这些当权者的利益。请看，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是这样揭露的：
资本家者，兼有昔日贵族、官吏、教士之特权者也。佣工者，兼有昔日平民、奴隶之苦况者也。……佣工之制……实劳力卖买之奴隶制度耳。刘师培：《无政府之平等观》，载《天义报》第1期。
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认为，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压迫剥削更甚于古代。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自由这类文明，更斥之为“伪文明”：
所谓民权者，实富权也；……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民（褚民谊）：《申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见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载《中国哲学》第13辑。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揭露之深刻，之淋漓尽致，之入骨三分，堪与俄国民粹派相媲美。他们分析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后，认为：“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今日为大苦。”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报》第6期。
所以，中国的这些民粹主义者认为，作为“革命后起”之中国，是绝对不能走欧美之路的，而应“另筹革命之方”，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即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具体设想就是，主张“无中心、无畛域”；“无中心故可无政府，无轸域故可无国家”。他们认为，“于倾覆政府（——推翻满清的统治）后，不立政府，社会上一切制度阶级，含有政府之性质者皆革除之，婚姻也、财产也、家庭也、国界也、种界也，俱欲一扫而荡平之”。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既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阶级、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及“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也就消灭了一切强权和制限。总之，到那时“无尊卑之辨，无贵贱之殊，无贫富之分，无强弱之别，无智愚之论，无亲疏、无爱憎，无恩仇，无利害。营营而作，熙熙而息，团团以居，款款以游”，人类将实现“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民（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这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人类平等，种色莫辨”的无限美好的大同世界。
中国无政府—民粹主义者的思想主张，看来比俄国的巴枯宁派要彻底、极端得多。俄国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无非是主张“村社自治”，用各级“村社联盟”取代专制政府，究其实质，并不是没有“政府”，各级“村社联盟”即是他们的政府。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极端得多，他们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不要国家，不要政府；非但如此，还主张“无婚姻、无家庭”、“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但这样的社会应怎么维系，他们却语焉不详。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其批判锋芒是直指“三民主义”的：①斥责“民族主义”是“特希冀代满人握政治权耳”；“既欲握国家统治之权，则排满亦出于私，与介保满者同”。《排满与保满》，载《天义报》第3期。对于主张在推翻帝制后建立议共和国的“民权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则着重揭露资产阶级的选举法、议会制和共和制的虚伪性，并指出“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谓为平民之敌”、“专制政体之变相”；认为“如曰共和国人民均享幸福，则视观纽约工民，其困乏若何？巴黎之乞儿及解雇之工，其贫困又如何？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以此宣告，“使此制而果行于中国，吾人亦视为大敌”。《共和之病》，载《衡报》第1号。对以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为内容的“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攻击说：“土地既为国有，则必有分配之机关；既有分配之机关，则必有执政之人耶，则与专制、立宪、共和之政府何异？岂非彼为主治之人而民为被治之人乎？”《破坏社会论》，载《天义报》第1期。因此认为，“平均地权”是愚弄老百姓的。
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应地就鼓吹他们的所谓“无政府”革命，因此，对“政府”的罪状罗列如下：
既有政府，即有统治机关。机关者，权力之所集也。既有机关，必有掌握机关之人，而掌握机关之人必有特权。彼握特权，而人民听其指挥，是不啻以千百万人民为数人之奴隶也。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180页。
政府者，不过集少数人据特权而成文者也。少数人俨然居民上，享尽安乐，而贻一切困苦与大多数人，大多数人供其驱策如牛马。……人民一日立于政府之下，即终一日不能得自由、平等也。民：《无政府说》，《新世纪》第47期，1908年7月15日。
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为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法、为共和，既有政府，则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吾独怪乎文明正义者，外托伪道德之名，内视公理若刍狗；对于弱者，则为自立之政府；对于强者则为势利之政府，横行强权，贱视弱种，于民生之休戚，置若罔闻。《政府者万恶之源也》，载《天义报》第3期。
这种貌似有理的分析，实际上掩盖了“政府”的阶级性质，混淆了各个时代、各种社会形态的“政府”的阶级差别。实质上完全暴露了这种论调的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对“政府”不加具体分析，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予以鞭打之后，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更易于实行“无政府”的政治主张。何震、刘师培在《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一文中，申述了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不像欧美日本那样，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惯于受制，而资本主义建立之后，又加强了法治，政府干涉之力易施；而中国由于历代统治松弛，逃于人治和法治之外。
“中国‘去封建’之世我们常说的“封建制度”是指周代及以前的诸侯分封，秦朝以后这种“分封建”制大多已取消。已数千年，历代之守令，习于放任，甚至千里之地，所设职官不过数人，又苟其心思，坐待迁职，故于民间之情伪，不识不知。而下之于上，则又不以实应，以虚文相粉饰，得置身政法之外。”
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自三代以后”，统治者坚持孟子的“性善论”，故在政治上“以民性为善，必以科条法令为轻”。“偏于放任，一任人民之自然，以俟其感化，人民因之。”而西方则是，“由于居上位者，以民性为恶，故设为科条法令，以为民防……必主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