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成都注定不眠，我也难以入睡。深夜12点，我来到成都天府广场。来之前我就听说，这天从清晨到晚上，数万四川人民一直聚集天府广场，整整一天，偌大的广场始终持续不断地响彻着四川人民那惊天动地、撼人心魄的哭诉与呐喊！而此刻，广场的四周，依然有人在祝福，有人在祈愿，白色的纸花，一朵一朵，血红的烛光，一束一束；广场的中央，则是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围着广场不停地转圈。突然，我看见，成千上万双手臂同时高高擎起，旋即一起喊出一个山呼海啸般的声音：中国加油！四川雄起！中国加油！四川雄起！在大悲大痛降临之际，居然还能发出如此激情澎湃、不屈不接的呼喊声，这就是四川人——诙谐幽默的四川人，桀骜不驯的四川人，我行我素的四川人，无所畏惧的四川人，压不跨、震不倒的四川人！这一刻，我仿佛听到了亿万四川人民的心跳，感到了亿万四川人民的分量！我被深深感动了，也被深深震撼了，禁不住连连仰天长叹：川人不死！川人不死！
此后的10天时间里，我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在灾区奔波采访。采访团的行程结束后，我又独自留下，第二次进入灾区，奔走了10天10夜。两次行程近7000公里。其间，我曾强行冲进北川；我曾遭遇6.4级余震；我曾在四台推土机的夹缝中躲闪柏照：我曾两次进入成都军区陆航团；我曾四次进入成都市儿童医院；我曾五次进入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我曾走遍了灾区重点倒塌的学校；我曾在弥漫着尸体腐烂气息的废墟中掏出一个个打满红勾和100分的作业本；我曾与800多名学生家长在废墟上度过了最悲惨的儿童节；我曾在雨中跪在数百个孩子的坟前以泪洗面；我录下了120多个小时灾民的哭泣与诉说；我拍下了5000余张现场真实的照片，笔记30余万字。我还看见，成千上万的乡亲在逃亡，无数失学的孩子在流浪，90岁的老人在废墟中寻找孙子，三岁女孩在灾棚里哭喊着要妈妈，年轻的妻子跪在坟前叫着丈夫的名字，白发苍苍的母亲爬在房前哭喊儿子，双胞胎双双血溅教学大楼，五口之家同时葬身废墟，花朵般的少女被切除胸脯，七个月的婴儿双腿截肢……尤其当我置身于一所所倒塌的学校，面对废墟上血迹斑斑的书包与课本、钢筋与砖头、衣物与尸骨，以及无数嚎啕大哭、悲痛欲绝的父母时，我第一次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凄惨，什么叫悲伤，什么叫撕心裂肺，什么叫悲痛欲绝，什么叫万念俱灰，什么叫生不如死！于是极少流泪的我，每天总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甚至有一次竟陪着数百名学生家长在废墟上流了两个多小时的眼泪，以致回到北京，采访本上依然可见斑斑泪痕。肯定地说，在故乡的废墟上，我已流尽了一生的眼泪！然而回到北京后，我还是感到怎么也不对劲。好像身体回来了，魂还在灾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恍惚，难受，坐卧不安，心绪难宁；眼前一直晃动的，是一个个遇难的孩子，一群群逃亡的灾民；耳边始终回响的，是废墟上的哀乐，家长们的哭声；打开电脑就发呆，坐上饭桌就发愣，以至于妻子每天不得不反复提醒：鸣生，这是在北京，不是在灾区！
于是7月16日，我再次返回故乡，返回灾区。这次我住在什邡市最偏远的红白镇，住在黄继光生前所在团的帐篷里。我对红白镇一开始便情有独钟，5月中旬，曾冒险闯进那里。当时红白镇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受到重创的灾民，已经失去了哭诉自己的力气，所以一直沉默不语，而不像汶川、北川那么引人瞩目。据说，当初温家宝、胡锦涛两位国家领导人都有亲临红白镇的计划，却因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最终止步于离红白镇7公里之遥的蓥华镇。所以去过红白镇最大的官，就是乘直升机去的空军政委邓昌友。
但我没想到的是，7月的灾区，时值盛夏，帐篷中午的高温，高达40多度，连体温计都能爆炸：晚上倾盆暴雨，帐篷潮湿无比，被子抓上一把，像要拧出水来；晚上通信班发报声通宵达旦，清晨6点起床号准时吹响；苍蝇挥之不去，蚊子赶也不走，我只能用左手驱赶苍蝇蚊子，右手敲击电脑；加上采访繁重，无法入眠，于是病魔趁虚而入，最后我不得不躺倒在了酷热、潮湿的帐篷里，让一瓶又一瓶的液体输入我的血管……
坦白地说，这是我从军35年来最苦的一段日子，甚至有一天已到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了。但一想到山中那些至今飘摇在风雨中的乡亲，那些永远长眠于撒满石灰的坟坑里的孩子，以及每天舍生忘死、挥汗如雨却只能一二十个人挤在一顶帐篷的官兵，我感到我还活着，而且是一个人活在一顶帐篷里，简直就比活在天堂还要天堂了！
于是我选择了留下。半个月里，我以什邡红白镇和洛水镇为基地，深入灾区其他乡镇、山村和军营，走访了100多个军人、医生、教师、护士、镇长、山民。此次走访，尽管经历了多次山洪暴发和上百次大小余震，还掉了十多斤肉，但当我踏上返回北京飞机的时候，我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我承认，在故乡废墟上奔走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太多的柔情与悲壮，太多的慈悲与善良，太多的本真与凄美，太多的坚韧与刚强，太多的无私与无畏，太多的大爱与大量！然而，故乡废墟上太多的伤口与血迹，太多的悲伤与凄凉，太多的课桌与作业，太多的钢筋与危房，太多的书包与尸体，太多的断壁与残墙，犹如汶川大地震麓出的漫天碎片，总是不断向着我的大脑和心脏袭来，令我伤心至极，难以自抑。于是，我躁动，我心酸，我呕吐，我失眠，甚至还做噩梦。有一次我梦见一条毒蛇，很大的毒蛇，怎么打也打不死，后来很多人一起围上来，用铁锹打，用木棍打，毒蛇被打成了好几截，还是打不死。最后我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我感到我的心快碎了，我的精神快崩裂了！我痛苦，欲哭无泪；我悲伤，不知伤在何处；我愤怒，不知该向谁提起诉讼。
因此，我在离开灾区前，曾走进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找到该院副院长文荣康，向他求助心理医生。很快，我和一位叫施玮的年轻的女心理咨询师面对面地坐在了医院门前绿油油的草坪上。我们聊地震，聊灾民，聊创伤，聊人心，聊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末了，这位女心理咨询师对我说，凡是灾区来的人，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感到难受，这在心理学上称为次级创伤。作家、记者、医生、护士、志愿者、救援者，都有这个现象，连我们这些从事心理工作的人也不例外。你难受，是因为你的心被创伤了！
那一刻，我幡然醒悟：汶川大地震，震中其实不在汶川，而是在人心——在灾民的心里，在中国人的心里，在全人类的心里！地震摧毁了房屋，摧毁了家园，摧毁了生命，摧毁了财产，摧毁了村庄，摧毁了校园，摧残了健全的肤体，破坏了端庄的五官。但创伤最重的，是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人的情感！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想写一部书。
其实，从我内心来说，一方面，我希望我在故乡废墟上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我的梦幻，我的错觉，甚至压根儿就不曾发生过，即便是真的，即便是真的发生过，我也恨不得彻底忘掉：但另一方面，我又渴望见证一切，渴望向有幸活下来的人们诉说一切，向永远不死的历史诉说一切！
也许有人会问，这究竟为什么？
我的问答是，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我只为真相，只为实情，只为血印，只为泪痕，只为记录，只为见证。我不想把废墟变成大厦，把悲剧变成喜剧；我不想把谎言变成真理，把哭泣变成歌声；我不想把反思变成庆典，把灾区变成秀场；我不想把鲜血变成酒水，把死尸变成活人！我必须公示汶川大地震灾难的真相，传递废墟的气息，留下亡灵的心声，定格人心的表情，赞美中国国格的崇高与伟大，颂扬国家以人为本的大爱精神！写作此书，我只想证明，我的眼睛曾经流过泪，我的心灵曾经滴过血，在故乡那生灵涂炭的废墟上，不仅留下了我匆忙的脚印，还留下了我诚实的反省。如果说地震是事件，废墟是法庭，我写下的文字便是陈词，我拍摄的照片便是证据。而最公正的法官，就是时间，就是历史，就是地球全体公民！
于是，我为本书的写作定下一个规矩：必须坚守一种纯粹的写作动机，捍卫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必须以诚实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故乡13万平方公里的废墟、500万苦难苍生、40万伤残者和10万个毁灭的生命；必须对得起故乡的父老乡亲、全国的救援大军、全世界的慈目善举以及永远埋葬在废墟下的孩子和所有的亡灵！
而面对汶川大地震，思考、反省，则是有幸活下来的我们共同的义务与责任，也是全地球人类共同的义务与责任！